雙方鏖戰了三個小時,儘管保爾盡力拼搏,結果仍然被迫認輸。他比所有在一旁觀棋的人更早看到了自己的敗局。列傑涅夫看看自己的對手,寬厚而慈祥地微微一笑。顯然,他也看出保爾這一局必將敗北。那個愛沙尼亞人一直緊張地注視著戰局的發展,公開表示他期望保爾輸棋,可他卻什麼也沒看出來。
「我向來都堅持戰鬥到最後一卒。」保爾說,列傑涅夫讚許地點點頭,只有他一個人明白這句話的含義。
保爾跟因諾肯季·帕夫洛維奇三天內下了十盤棋,結果是七負兩勝一和。
魏曼興高采烈地說:
「好極了,謝謝你,列傑涅夫同志!這次你可是好好教訓了他一頓!活該!他把我們這些老棋手全給打敗了,這回可也栽在一個老頭兒手裡了。哈,哈,哈!……」
他又取笑那個戰勝過他,如今卻吃了敗仗的棋手說:
「怎麼樣?輸棋的滋味不好受吧?」
保爾丟掉了「冠軍」稱號。他雖失去了棋壇上的榮譽,但卻得到了因諾肯季·帕夫洛維奇這個朋友,列傑涅夫後來成為他最親近、最敬重的人。保爾這次輸棋決非偶然,他只懂得象棋戰略的一些皮毛,這樣一個普通棋手當然要敗給精通棋藝的高手。
柯察金和列傑涅夫有一個共同的值得紀念的日期,柯察金出生的那年,恰好是列傑涅夫入黨的年份。他們是兩種典型人物——布林什維克老戰士和布林什維克青年近衛軍——的代表。一個有著極其豐富的生活經驗和政治鬥爭經驗,從事過地下鬥爭,嘗過沙皇監獄的鐵窗滋味,而後擔任國家的領導工作;另一個有著烈火般的青春和僅僅八年的鬥爭經歷,然而,他的業績勝過常人一輩子的作為。而且這一老、一小都有一顆火熱的心,健康狀況也都十分糟糕。
每到晚上,埃布納和保爾的房間就成了俱樂部,所有的政治新聞都是從這裡傳出去的。晚上,十一號房間熱鬧非凡。魏曼經常想要講點黃色笑話,他對這類東西總是津津樂道,但是這立刻會遭到瑪爾塔和保爾兩人的抵制。瑪爾塔善於用巧妙而辛辣的譏諷打斷他的講話,如果不能奏效,保爾便出面干涉。
「魏曼,你最好還是先徵求一下我們的意見,也許你的那種‘幽默’根本不合我們的口味……」
「我簡直不明白,像你這樣的人怎麼會喜歡……」保爾接著用不平靜的聲調插進去說。
魏曼噘起他的厚嘴唇,一雙小眼睛含著嘲笑的目光從大家的臉上掃過,說:
「應當在中央政治教育委員會里設一個道德督察處,並且推薦柯察金擔任督察長。對瑪爾塔,我還可以理解,女同志嘛,當然會反對的。可是柯察金竟想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天真無邪的小男孩,像個共青團的小寶貝似的……再說,我可不喜歡雞蛋教訓母雞!……」
經過這場關於共產主義倫理道德的激烈舌戰,黃色笑話的問題就被作為一個原則問題提出來討論。瑪爾塔將各人的觀點翻譯給埃布納聽。
「我贊成保爾的看法,黃色笑話是不大好的。」埃布納用不大正確的俄語回答說。
魏曼只好退卻,雖然他嘴裡打著哈哈,用玩笑敷衍搪塞,但從此以後,沒有再說這類東西了。
保爾起初以為瑪爾塔是共青團員,她的模樣看上去不過十九歲。有一天,兩人談天時,保爾才知道,她已經三十一歲,一九一七年就入黨了,而且還是拉脫維亞共產黨的骨幹。這使他大為驚訝。一九一八年白黨分子曾判處瑪爾塔死刑,但是後來蘇維埃政府設法把她和另外一些同志贖換回來。現在她在《真理報》工作,同時還在大學學習,即將畢業。他們是怎麼接近起來的,保爾沒有留意,不過這個常來看望埃布納的小個子拉脫維亞女子已成為「五人團」中不可分割的一分子了。
一個老地下黨員埃格利特也是拉脫維亞人,時常調皮地和她開玩笑說:
「瑪爾塔,你那可憐的奧佐爾在莫斯科可怎麼過呢?可不能這樣啊!」
每天早晨,起床鈴響之前,療養院裡總有隻公雞大聲啼叫。這是埃布納在學雞叫,學得惟妙惟肖。療養院的工作人員竭力想把這只不知從哪兒跑來的公雞找出來,可是毫無結果。這使埃布納非常高興。
到了月底,保爾的病情惡化了。醫生讓他臥床靜養。埃布納感到很難過。他已喜歡上這個樂觀開朗,從不垂頭喪氣的年輕布林什維克了,他是那樣朝氣蓬勃,但這麼年輕就失去了健康。當瑪爾塔告訴埃布納,醫生預言保爾的未來異常悲慘時,埃布納焦急不安。
直到保爾離開療養院,醫生一直禁止他下床行走。
保爾竭力不讓周圍的人察覺他的痛苦,只有瑪爾塔從他極其蒼白的臉色上猜到幾分。出院前一週,保爾收到了烏克蘭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他,休養期限延長兩個月,根據療養院的報告,按照他目前的健康狀況,恢復工作是不可能的。隨信還匯了一筆錢來。
保爾經受住了這第一次的打擊,就像以前學習拳擊時經受住了朱赫來的拳擊一樣:當時他也常常被擊倒在地,但是立刻就站起來了。
這時,他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母親的一封來信。老人家在信中說,她有個老朋友叫阿爾賓娜·丘察姆,住在離葉夫帕託利亞不遠的一個港口城市。她們已有十二年沒見面了,她很希望兒子去看看阿爾賓娜。這封偶然的來信對保爾的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星期之後,療養院裡的人都到碼頭上歡送柯察金。分手時,埃布納像兄弟似的擁抱他,親吻他。瑪爾塔躲了起來,因此保爾沒能同她告別。
第二天早上,一輛四輪馬車載著柯察金離開碼頭駛往一座帶花園的小房子跟前。柯察金讓陪送他來的人去打聽,丘察姆家是否住在那裡。
丘察姆一家共五人。母親阿爾賓娜·丘察姆是個胖胖的上了年紀的婦女,一對大大的黑眼睛露出抑鬱的神情,衰老的臉上還殘留著昔日的風韻;她有兩個女兒:廖莉亞和達雅。另外還有廖莉亞的小兒子和丘察姆老頭,一個像頭騸豬的、令人討厭的胖子。
老頭在合作社做事,小女兒達雅出去乾點粗活,大女兒廖莉亞過去是個打字員,不久前同她的丈夫,一個酒鬼和流氓,離了婚,現在失業,她成天在家照顧孩子,幫助母親料理家務。
除了兩個女兒之外,阿爾賓娜還有個兒子若爾日,在列寧格勒。
丘察姆一家都殷勤地接待保爾。只有老頭兒以一種不是善意的戒備的目光打量來客。
柯察金耐心地把他所知道的家事一一告訴了阿爾賓娜,同時順便也問了她家的生活情況。
廖莉亞二十二歲,她很淳樸,留著栗色短髮,臉龐寬闊,心地開朗。她和保爾一見如故,很樂意地把家裡的私事都告訴了他。保爾從她那兒瞭解到老頭子專橫暴虐,控制著全家,壓制所有的主動精神,不給別人以任何自由。他是個目光短淺,心胸狹窄,好吹毛求疵的人,他的專制使這個家庭總是處於一種恐怖的氣氛之中,兒女們因此都非常厭惡他。妻子二十五年來一直反對他這種暴虐行為,對他也恨之入骨。女兒們總是站在母親一邊,家中不斷爭吵,生活很不愉快,天天都過著這種沒完沒了地為大大小小事情生氣的日子。
若爾日是家裡的二號魔頭。從廖莉亞的話裡可以知道,這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只講究吃喝穿戴的、自負傲慢的傢伙。若爾日是母親的寵兒,九年制中學畢業之後,就向母親要錢去京都。
「我要去上大學。叫廖莉亞賣掉她的戒指,你的東西也賣掉。我需要錢,至於你們上哪兒去弄,我可不管。」
若爾日清楚地知道,母親對他總是有求必應,因此就厚顏無恥地利用這點。他對待姐妹很傲慢,總是居高臨下,認為她們比他低一等。母親總是把自己從老頭兒那兒摳來的錢,再加上達雅掙來的工資全都寄給兒子。但是他的入學考試考砸了,未被錄取,如今卻逍遙自在地住在舅舅家裡,不斷打電報催逼母親寄錢。
一直到晚上很遲的時候,保爾才看到小女兒達雅。母親在門廊裡低聲告訴她來了客人。她靦腆地把手伸過去,同保爾握手問好,在這個陌生的青年人面前羞得滿臉通紅。保爾沒有立刻放開她那只有力的、長著老繭的手。
達雅已滿十八週歲,她稱不上是美人,但是那一雙深棕色的大眼睛,兩道蒙古畫像裡那樣的細眉毛,漂亮端正的鼻子,豔麗剛毅的嘴唇使她顯得楚楚動人。一件帶條紋的工作服緊緊地繃在她那年輕豐滿的胸脯上。
姐妹倆各住一間很小的房間。達雅的房裡放了一張狹長的鐵床、一個衣櫃,上面擺著許多小擺設和一面不大的鏡子,牆上掛著大約三十張相片和畫片。窗臺上擺著兩盆花:深紅色的天竺葵和粉紅色的翠菊。薄紗窗簾用一條淡藍色的絛帶束了起來。
「達雅是不喜歡讓男人進她的房間的,可是您瞧,她為您竟破例啦!」廖莉亞開她妹妹的玩笑說。
第二天晚上,全家都在老兩口住的那間房間裡喝茶,只有達雅留在自己房裡,聽大家談話。丘察姆老頭專心致志地用匙子攪著茶杯裡的糖,從眼鏡上方兇狠地打量著坐在他面前的客人說:
「我反對眼下家庭裡時興的那套規矩,想結婚就結婚,想離婚就離婚。完全自由。」
老頭嗆了一下,咳起來了。喘過氣來之後,指指廖莉亞說:
「沒有得到家裡同意,就跟那個流氓同居;也不問問家裡,又同他離了婚。現在可好,我們得養活她和一個野孩子。真不像話。」
廖莉亞痛苦地漲紅了臉,目光避開保爾,不讓他看到那滿眼的淚水。
「怎麼,照您的意思,她應該跟那個寄生蟲繼續過下去?」保爾問道,他那閃著怒火的眼睛盯住老頭兒。
「在嫁人之前,就該看看清楚,嫁的是什麼樣的人。」
阿爾賓娜插嘴了。她竭力抑制住自己的怒氣,斷斷續續地說:
「我說,老頭,你幹嗎要在外人面前談這件事呢?可以不談這事,談談別的嘛。」
老頭猛地湊到她跟前說:
「該談什麼,我自己知道。打什麼時候起你開始教訓起我來了?」
夜裡,保爾對丘察姆家裡的事情想了很久。偶爾的機緣把他帶來這裡,成了這幕家庭悲劇的目擊者。他在考慮,怎樣才能幫助母親和兩個女兒擺脫這種處境。可他自己的個人生活已快要停滯了,他面臨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因而目前要採取果斷的行動,比任何時候都困難。
出路只有一條,就是拆散這個家庭,讓母親和兩個女兒永遠離開這老頭。但這件事並不那麼簡單。他沒有能力發動這場家庭革命,過幾天他就要走了,而且可能今後再也不會同這些人見面。那麼,是否還是一切聽其自然,不去吹動這小房子裡的灰塵?然而老頭那令人憎惡的模樣使他無法安靜下來。他擬定了若干方案,但是似乎都不切實際。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爾從城裡回來,只有達雅一個人在家,其他人都到親戚家做客去了。
保爾走進她的房間,他覺得累了,在椅子上坐了下來。他問達雅:
「你為什麼不出去玩玩,散散心呢?」
「我哪兒也不想去。」她低聲回答說。
他想起了夜裡擬定的那些方案,決定試探一下,是否可行。
為了不受別人的打擾,他匆匆忙忙、直截了當地說:
「達雅,你聽我說,我們彼此可以用‘你’來稱呼,幹嗎要那樣拘禮呢?我很快就要走了。這次我跟你們見面,恰好不是時候,我自己也困難重重,否則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要是在一年之前,我們就可以一起離開這裡。像你和廖莉亞這樣能幹的人,一定可以找到工作。你們應該和老頭子一刀兩斷,他這樣的人,是勸說不過來的。但是現在還不能這麼做。我連自己的未來會是什麼情況,都不清楚,因此,可以說我目前無能為力。那麼究竟怎麼辦呢?我要力爭恢復工作。那裡的醫生對我的病情,鬼知道寫了些什麼,同志們硬讓我無限期地治病。我們一定先把這個情況扭轉過來……我會給我母親去信聯絡的,然後我們到時再看,怎樣結束這件麻煩事。無論如何我不會就這樣扔下你們不管的。只是有一點,達尤莎,你們的生活,包括你的生活,必須徹底來個大轉變。你有沒有力量,願不願意這樣做呢?」
達雅抬起低垂的頭,小聲回答說:
「願望是有的,有沒有力量,我也不知道。」
她回答得那麼猶豫不決,保爾懂得她的心情。
「沒關係,達尤莎!只要有願望,就好辦。告訴我,你對這個家庭很留戀嗎?」
達雅沒有馬上回答這個突然提出的問題。過了一會兒,她說:
「我很可憐母親。父親欺負了她一輩子,現在若爾日又老是折磨她,我很可憐她……雖然她並不像愛若爾日那樣愛我……」
那天他們談了很多。家裡的人快要回來了,保爾開玩笑地說:
「真奇怪,老頭兒怎麼沒把你嫁出去,趕走了事呢?」
達雅害怕地將手一甩,說:
「我決不嫁人。廖莉亞的事我就看夠了。我無論如何也不嫁人。」
保爾笑了笑說:
「就是說,發誓一輩子不嫁人了?假如突然有個小夥子來追求你,一句話,一個好小夥子盯住你,那怎麼辦呢?」
「我也不!他們在追求你的時候,都是不錯的。」
保爾將一隻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讓她平靜下來:
「好了,好了。沒有丈夫也可以過得不錯。只是你對小夥子未免過於苛刻了。幸好你並不懷疑我在向你求婚,要不,我真有點下不了臺了。」說著,他友愛地用他冰冷的手掌撫摸了一下那發窘的姑娘的胳膊。
「像你這樣的人,不會找我們作妻子的,」她輕輕地說,「我們這樣的人對你們有什麼用呢?」
幾天之後,火車把柯察金送到了哈爾科夫。達雅、廖莉亞和她們的母親,還有姨媽蘿扎都到火車站為他送行。臨別時,阿爾賓娜要他答應不忘記她的女兒,設法幫助她們跳出火坑。他們像親人一樣地道別,達雅眼中含著淚水。火車開出好遠了,保爾從車窗裡還可以看到廖莉亞揮動的手帕和達雅那件帶條紋的工作服。
保爾到了哈爾科夫,不願去打擾多拉,就住到他的朋友彼佳·諾維科夫那裡。休息了一下,就到中央委員會去了。他在那裡等了一會兒,見到了阿基姆。當只剩下他們兩人時,保爾要求立刻給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搖搖頭,表示不同意。
「保爾,這可辦不到!我們這兒有醫務委員會和黨中央的決定,決定裡寫著:鑑於保爾·柯察金病情嚴重,將其送往神經病理學院治療,不予恢復工作。」
「阿基姆,算了,他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好了。我懇求你——讓我工作!靠醫院過日子,有什麼用。」
阿基姆還是拒絕了。他說:
「我們不能違反決定。保夫魯沙,你要明白,這樣對你更好些。」
但是保爾一再堅持自己的意見,阿基姆最後只好同意了。
第二天,柯察金已經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機要部門工作了。他本來以為,只要開始工作,已經失去的精力就會恢復。但是從第一天起,他就發現這種想法是錯的。他在辦公室裡往往一坐就是八個小時,也不吃飯,因為他沒有力氣從三樓下去到隔壁的食堂去吃早飯,進午餐:不是這隻手發麻,就是那隻腳木了。有時甚至整個身子都不能動彈,而且還發燒。到了該上班的時候,他卻突然起不來了。當這陣發作過了以後,他才絕望地發現,已經遲到了整整一個小時。最後終於因為經常遲到而受到了申斥。這時他才明白,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事開始了——他將被迫離隊。
阿基姆曾經兩次幫助他,調他到其他部門去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終於還是發生了:到了第二個月,保爾又臥床不起了。這時他想起了巴扎諾娃臨別時對他說的話,就給她寫了封信。她當天就來了,從她那兒保爾知道了最重要的一點:他不一定非住院治療不可。
「這就是說,我的健康狀況已經好得不必再治療了。」他想開句玩笑,但並不使人感到好笑。
體力剛剛有些恢復,保爾又來到中央委員會。這一次阿基姆的態度非常堅決。他一定要讓保爾住院,保爾卻低沉地回答說:
「我哪兒也不去。這毫無用處。我是從權威人士那裡瞭解到這一點的。我只剩下一條路:領撫卹金退休。但是我決不走這條路,你們無法讓我離開工作崗位。我才二十四歲,我不能靠殘廢證過一輩子,明知沒用,還到處求醫問藥。你們應當給我一個適合我乾的工作。我可以在家工作或者就住在機關裡……只是不能讓我當一個只在發文簿上登記號碼的文書。我需要一個能使我有所寄託,使我不感到游離在集體之外的工作。」
保爾的聲音越來越激動,越來越響亮。
阿基姆很理解這不久前還是個生龍活虎的青年人的感情。他理解保爾的悲劇,知道像保爾這樣把自己短促的生命獻給黨的人,如果脫離鬥爭,轉到大後方,有多麼可怕,因此他決定盡力幫助他。
「好,保爾,彆著急。明天我們書記處開會,我一定把你的問題提出來。我保證,一定盡我的力量去辦。」
保爾艱難地站起來,把手伸給他。
「阿基姆,難道你真以為生活能把我趕進死衚衕,把我壓垮嗎?只要我的心臟還在跳動,」他突然用力將阿基姆的手拉過來,按在自己的胸上,於是,阿基姆清楚地感覺到他那心臟微弱而急速的跳動,「只要心臟還在跳動,就不能使我離開黨。只有死亡才能使我停止工作。你要記住這一點,老兄!」
阿基姆默不作聲。他知道,這不是漂亮話,而是一個身負重傷的戰士的呼喊。他理解,像保爾這樣的人只會說這樣的話,只會懷有這樣的感情。
兩天之後,阿基姆通知保爾,一箇中央刊物的編輯部裡有個重要的工作崗位,但必須面試一下,看他是否合適在文藝戰線工作。保爾在編輯委員會里受到了親切的接待。副總編輯是個做過多年地下工作的老黨員,也是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她向保爾提了幾個問題:
「同志,您是什麼文化程度?」
「小學三年。」
「有沒有在黨政學校學習過?」
「沒有。」
「呵,沒關係,也有不少沒有學歷的人照樣培養成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您的情況阿基姆給我們談過。我們可以給您一個不一定在這兒上班,而在家裡乾的工作。總之,提供對您方便的工作條件。但是這個工作必須具備廣泛的知識,特別是文學和語言方面的知識。」
這些話預示著保爾即將失敗。經過半小時的談話,證實他的知識貧乏;在他寫的一篇文章裡,這位副總編用紅筆劃出了三十多個修辭上的錯誤,還指出了不少拼寫錯誤。
「柯察金同志,您很有才氣,如果好好進修一下,您將來能夠成為一個文學工作者,但是現在您的文章不夠通順。從您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您還沒有掌握好俄語。這並不奇怪,因為您沒有時間學習。非常抱歉,我們不能任用您。可是我要再重複一遍:您很有才氣,如果把您寫的這篇文章,在文字上好好修改潤色一下,不必更改內容,就是一篇佳作。可是,我們需要的是能夠修改別人文章的人。」
柯察金拄著柺杖,站了起來。右眉在抽動,他說:
「沒什麼可說的,我同意您的意見。我怎麼能成為一個文學工作者呢?我曾經是個好的司爐工,一個不錯的電工。我過去還很會騎馬,善於鼓動共青團員。但是,在你們這條戰線上我卻是個不稱職的戰士。」
他同她握手告別,走出了房間。
在走廊轉彎的地方他差點摔倒,一個拿著公文包的女同志扶住了他。
「同志,您怎麼啦?您的臉色這麼蒼白?」
保爾鎮定了一下,輕輕掙脫了那女同志的手,拄著柺杖走了。
從那一天起,保爾的生活每況愈下。工作是根本談不上了,他多半是整天臥床不起。中央委員會解除了他的工作,要求社會保險總局發給他撫卹金。除了撫卹金,還發給他一張殘廢證。中央委員會另外又給了他一筆錢,個人檔案也交給他隨身攜帶,他有權去任何想去的地方。這時,他收到了瑪爾塔的一封信,邀請他去作客,休養一下。即使沒有她的邀請,保爾也想去一趟莫斯科,他懷著一線希望,想在聯共中央委員會里能交上好運,也就是能找到不用走動的工作。但是,在莫斯科人們還是勸他治療,答應送他去一個好醫院。他謝絕了。
保爾不知不覺在瑪爾塔和她的女友娜佳·彼得松合住的寓所裡待了十九天。他整天都是一個人待在屋子裡。瑪爾塔和娜佳一早就離開,到晚上才回來。保爾如飢似渴地成天讀書——瑪爾塔有許多書。一到晚上,就有瑪爾塔的女友,有時也有男同志前來看望。
他常收到那個黑海港口城市的來信。丘察姆家邀請他到她們那兒去。生活越來越艱難了,她們期待著他的幫助。
一天早上,保爾離開了古夏特尼科夫衚衕那所安靜的住宅。列車載著他奔向南方,奔向大海,載著他離開了潮溼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米亞南部溫暖的海岸。他注視著車窗外,一根根電線杆在眼前閃過。他緊緊地皺著眉頭,一雙黑眼睛中深藏著頑強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