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委員會療養院旁邊是中央醫院的大花園。療養院裡的人從海邊回來，總要經過這個花園。花園裡一堵灰色石灰石高牆旁邊，有棵枝葉繁盛的梧桐樹，保爾喜歡在這樹陰下休息。這兒極少有人來。從這裡可以靜觀花園裡林陰道和小徑上來來往往的行人；晚上，又可靜聽音樂，避開那大療養地煩人的喧鬧聲。

這一天，保爾又來到這個幽靜的角落。他舒服地躺在一隻柳條編的搖椅上。海水浴和陽光使他睏乏無力，他打起盹來。一條厚毛巾和一本還沒有看完的富爾曼諾夫的小說《叛亂》，放在旁邊的搖椅上。剛來療養院的頭幾天，他仍然處於神經質的緊張狀態之中，一直感到頭疼。教授們還在研究他那複雜而罕見的病情，多次的叩診、聽診使保爾感到厭煩和十分疲勞。他的責任醫師是個招人喜歡的女黨員，她的姓很古怪，叫耶路撒冷奇克。她每次都費好大勁才找到這個病員，耐心地勸他跟她去找這個或那個醫學專家。

「說老實話，這一切讓我煩透了。」保爾說，「同樣的內容一天內要重複敘述五次。您的祖母是否患有精神病？您的曾祖父是否患有風溼病？鬼知道他生過什麼病！我可從來沒見過他！而且每個大夫都想讓我承認得過淋病或者什麼更糟的病。說實話，為這我真想敲敲他們的禿頭。請你們讓我休息一下吧！要不，如果他們在這一個半月里老這樣對我研究來研究去，那我會變成一個社會上的危險分子的。」

耶路撒冷奇克笑著，用玩笑來回答他。但是幾分鐘之後，她已經挽著他的手臂，一路上給他講點有趣的事，把他領到外科醫生那兒去了。

今天看來不會要去檢查。離吃午飯還有一個小時。保爾在矇矓中聽到了腳步聲，他沒睜開眼睛，心想，「這人以為我睡著了，就會走開的。」可是希望落空了：搖椅吱卡響了一聲，有人坐下了。一陣淡淡的香水味飄了過來，這說明旁邊坐的是個女子。他睜開眼睛。第一眼見到的是白得耀眼的連衣裙、兩隻曬得黑黑的腿和穿著平底軟皮鞋的腳。接著他看到的是像男孩子似的剪著短髮的頭，一對大眼睛和一排銳利的像小老鼠般的小牙齒。她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笑，說：

「對不起，大概我打攪您了吧？」

保爾沒有答話。這不太禮貌，不過他仍然希望她會走開。

「這是您的書嗎？」她翻著那本《叛亂》問他。

「是的，是我的。」

又是一陣沉默。

「同志，請問您是住在‘公社社員’療養院嗎？」

柯察金不耐煩地動了一下。「從哪兒跑來了這麼個人？這叫什麼休息呵！大約馬上要問我生的是什麼病了，那我就只好走了。」他不大友好地回答說：

「不是。」

「可我好像在那裡看見過您。」

保爾已經站起來了，這時後面傳來了一個女人的響亮的聲音：

「多拉，你躲到這兒來幹什麼？」

一個穿著療養院的浴衣，曬得黝黑，體態豐滿的金髮女子在搖椅邊上坐下。她瞟了保爾一眼，問他：

「同志，我在什麼地方見過您。您是不是在哈爾科夫工作？」

「是的，在哈爾科夫。」

「幹什麼工作？」

柯察金決定要結束這沒完沒了的對話，就回答說：

「清潔工。」她們聽了哈哈大笑，這使保爾不禁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這樣說話，恐怕不能算是很有禮貌吧？」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後來，哈爾科夫市黨委委員多拉·羅德金娜不止一次提起他們相識時這令人可笑的情景。

有一次，保爾在「塔拉薩」療養院的花園裡聽日場音樂會，意外地在那兒遇到了扎爾基。而且真怪，使他們相逢的竟是一場狐步舞。

一個肥胖的女歌手，伴著瘋狂的動作，演唱了一首《銷魂之夜》以後，一對男女跳上了舞臺。男的頭上戴了頂紅色圓筒帽，上身穿著雪白的胸衣，打著領帶，半裸著身子，胯骨周圍掛著五顏六色的扣環。一句話，他模仿的是野人，卻又不像，真是拙劣可笑。女的長得不錯，身上掛著很多的布條。這一男一女在舞臺上踏著碎步，扭動腰肢，跳起了狐步舞。在療養員的圈椅和躺椅後面，站著一群長著牛一樣粗脖子的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暴發戶，他們樂得連聲叫好。真難以想象還有比這更醜惡的場面了。那個戴著古怪圓筒帽的、養得肥肥胖胖的男人和那個女人緊緊貼在一起，做著各種下流淫猥的姿勢。站在保爾身後一個肥豬似的胖子呼哧呼哧直喘氣。保爾剛要轉身走開，前排緊靠舞臺的地方有人站了起來，憤怒地喊道：

「別在這兒賣淫了！滾蛋吧！」

保爾認出他是扎爾基。

鋼琴伴奏中止了，小提琴吱啞了一聲也靜默了，臺上的一對也停止了扭擺。椅子後面的暴發戶們氣勢洶洶地責罵方才喊叫的人。

「打斷演出簡直蠻不講理！」

「整個歐洲都在跳嘛！」

「豈有此理！」

在「公社社員」療養院休養的共青團切列波韋茨縣委書記謝廖沙·日巴諾夫這時用四個手指頭放進嘴裡，打了一個綠林好漢式的唿哨，其他人齊聲響應。於是，舞臺上那對寶貝就像被風颳走了似的，消失不見了。賣嘴皮子的報幕人像一個善於察言觀色的奴僕，跑上臺來向觀眾宣佈，歌舞團馬上就走。

「夾起你的尾巴滾蛋吧！滾得越遠越好！」一個穿療養服的小夥子在大家的鬨笑聲中朝他喊道。

保爾跑到前排找著了扎爾基。兩人在保爾房間裡談了很久。扎爾基現在在一個專區黨委會裡負責宣傳鼓動工作。

「你知道，我已經結婚了，很快就要有孩子了。」扎爾基說。

「是嗎？你的妻子是誰？」保爾驚奇地問他。

扎爾基從上衣側袋裡掏出一張照片給保爾看。

「認得出來嗎？」

照片上是他和安娜·博爾哈德。

「杜巴瓦現在在哪兒？」保爾更加驚奇了，就問他說。

「杜巴瓦在莫斯科。他被開除出黨之後就離開了共產主義大學，現在在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讀書。聽說，又給他恢復了黨籍，真不應該！他已經不可救藥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兒嗎？他現在是造船廠的副廠長。其他人的情況我不大瞭解。我們失去了聯絡。現在大家分散在全國各地工作。不過老朋友能見面，在一起談談往事還是非常愉快的。」扎爾基說。

這時，多拉帶了幾個人走進了保爾的房間。一個高個子的坦波夫人把門關上。多拉看了看扎爾基胸前的勳章，問保爾：

「你的這位同志是黨員嗎？他在哪兒工作？」

保爾不明白怎麼回事，他簡略地介紹了一下扎爾基的情況。

「那就讓他留下吧。剛才從莫斯科來了幾個同志，要給我們談談黨內最近的情況。我們決定在你這兒開個會，算是個內部會議吧。」多拉解釋說。

聚集在這房間裡的人，除了保爾和扎爾基以外，都是老布林什維克。莫斯科市黨的監察委員會委員巴爾塔舍夫講了有關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新的反對派的情況。

「在這種緊張的形勢下我們必須堅守自己的崗位。」巴爾塔舍夫最後說，「我明天就動身。」

在這次會議召開之後，過了三天，療養院的人都提前走光了。保爾也提前出了院。

在團中央他沒有耽擱很久。保爾被派到一個工業專區擔任專區團委書記。一星期之後，城裡的團員已經聽到他發表的第一次演說了。

深秋時節，保爾和其他兩名工作人員乘坐專區黨委的汽車到離城很遠的一個區裡去。中途這輛車掉進路旁的水溝，翻車了。

車上的人都受了傷。保爾右腿的膝蓋壓碎了。幾天之後，他被送進哈爾科夫外科學院，醫生檢查了他那紅腫的膝蓋，仔細看了愛克司光片，進行會診，認為必須立即動手術。

保爾表示同意。

「那就明天上午動手術吧。」主持會診的胖教授做了最後的決定，起身走了。其他醫生也跟著他走了出去。

一間小小的單人病房，光線充足，一塵不染，散發著他早已忘卻的那種醫院裡所特有的氣味。保爾四下打量，看到還有一隻鋪著雪白桌布的床頭小櫃和一張白色的小方凳，這就是全部傢俱。

護士送來了晚飯。

保爾謝絕了。他半躺在床上寫信。腿疼得厲害，影響他思考，他也不想進食。

寫完第四封信的時候，病房的門輕輕地開啟了。保爾看到一個穿著白大褂，戴著白帽子的年輕女人，走到他的床前。

在暮色中，可以看見她那細細的眉毛和一對似乎是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拿著紙夾，另一隻手中是紙和鉛筆。

「我是您的責任醫生，」她說，「今天我值班。現在我要仔細詢問病情，因此不論您願不願意，都得講出所有的情況。」

她有禮貌地笑笑，她的笑容減輕了「審問」給人帶來的不愉快的感覺。保爾整整講了一個小時，不僅講了自己的有關情況，還講到了祖宗三代的情況。

手術室裡，幾個人戴著大口罩。

鍍鎳的外科手術器械閃閃發亮，狹長的手術檯下面放著一個大盆。保爾躺到手術檯上去的時候，教授已快洗好手了。人們在他身後緊張地作著手術前的準備工作。保爾回頭看了一下，護士正在安放手術刀和鑷子。責任醫生巴扎諾娃把他腿上的繃帶解開。

「柯察金同志，請別往那兒看，這會刺激神經，使人不舒服……」她輕輕地對他說。

「您說的是誰的神經，大夫？」保爾含有譏諷意味地笑了笑。

幾分鐘之後，一隻厚厚的面罩把他的臉全部蒙上，教授對他說：

「您別緊張，我們馬上給您施行氯仿麻醉。請用鼻子深呼吸，開始數數。」

面罩下面傳出低沉而平靜的回答：

「好的。我事先向大家道歉，我可能會不由自主地說出一些難聽的話來。」

教授忍不住笑了。

麻醉藥水開始一滴一滴地下來了，散發出一股令人窒息而難聞的氣味。

保爾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數數，並竭力報得清楚些。他的生活悲劇的第一幕由此揭開。

阿爾青差點把信撕成兩半，開啟信封的時候，不知為什麼他就感到忐忑不安。一看到信的開頭，他就急急忙忙一口氣讀了下去：

阿爾青：

我們相互極少通訊。一年只寫一封，有時兩封。但是難道通訊次數的多少能說明問題嗎？你來信說，已經帶領全家從舍佩托夫卡搬到卡扎京機務段去了，為的是想從根上一刀兩斷。我明白，這些根子指的是斯喬莎和她的親屬那種小私有者的落後心理以及類似的東西。要把斯喬莎這類人改造過來是困難的，我擔心，你未必能成功。你說，「人歲數大了，學習困難。」但這方面你做得不錯。你這樣固執地拒絕脫產擔任市蘇維埃主席的工作的做法，是不對的。你不是曾為建立蘇維埃政權而戰鬥過嗎？那麼你就應該去掌握這個政權。明天就去擔負起這個工作，開始好好幹吧！

現在談談我自己的情況。我的情況不太妙。我開始經常住醫院，開了兩次刀，流了不少血，體力消耗很大。可至今誰都不能給我一個答覆，這種狀況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我脫離了工作，給自己找了個新職業——當「病號」。我忍受種種痛苦，其結果卻是右膝蓋已不能活動，身上已有好幾條手術刀痕。最近醫生又發現，七年前我的脊椎受過暗傷。他們告訴我，為此我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價。我準備忍受一切，只要能夠歸隊。

對我來說，生活中再沒有比掉隊更可怕的事了。對這點我甚至連想都不敢想。這就是為什麼我準備忍受一切的原因。然而，病情至今並無起色，相反是情況越來越糟。第一次手術之後，我剛能行走，就回到工作崗位，但不久我又被送進醫院。剛才我收到了去葉夫帕托里亞「邁納克」療養院的入院證。明天就動身。阿爾青，你別洩氣，要知道，把我送進棺材是很不容易的。我的生命力足夠頂上三個人。哥哥，我們還要幹很多工作呢。你要注意身體，別一下再舉十普特重的東西了，要不，黨以後會花費很大的代價來給你修補的。歲月給了我們經驗，學習給我們以知識，可這一切並不是為了讓你到一個個醫院去作客的。握你的手。

保爾·柯察金

當阿爾青皺起濃眉閱讀兄弟來信的時候，保爾正在醫院裡同巴扎諾娃告別。她把手伸給他，問道：

「您明天就去克里米亞嗎？那您今天在哪兒過呢？」

保爾回答說：

「羅德金娜同志馬上要來，今天白天和夜裡我都在她家裡，明天早上她送我去火車站。」

巴扎諾娃認識多拉，因為她常到這兒來看望保爾。

「柯察金同志，您還記得嗎，我們談過您臨行前跟我父親見見面的事嗎？我把您的身體狀況詳細告訴了我父親，我想讓他給您檢查一下，今天晚上就行。」

保爾當即同意了。

當天晚上，巴扎諾娃把保爾帶到了她父親那間寬敞的工作室裡。

這個著名的外科醫生為柯察金作了認真的檢查，巴扎諾娃也在旁邊，她將醫院裡的愛克司光片和所有的分析報告都帶來了。巴扎諾娃聽了她父親用拉丁語說的一長段話之後，臉色突然變得十分蒼白，這不能不引起保爾的注意。保爾注視著教授已經禿頂的大腦袋，試圖從他那雙敏銳的眼睛裡探索點什麼，可是巴扎諾夫醫生是深不可測的。

保爾穿上了衣服，巴扎諾夫有禮貌地同他告別。他要去參加一個會議，囑咐女兒把診斷結論告訴保爾。

在巴扎諾娃那間佈置得很雅緻的房間裡，保爾坐在長沙發上等她說話。但是她不知道從何說起，說些什麼，她很為難。父親告訴她說，保爾體內有種致命的炎症正在發展，醫學上暫時還無法可治。教授反對再進行外科手術。他說：「這個年輕人面臨著癱瘓的悲劇，可是我們對此卻無能為力。」

作為他的醫生和朋友，她不能把全部情況和盤托出，只向他透露了一部分實情，而且措詞非常謹慎：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葉夫帕托里亞的泥療法會使您的健康有很大起色，秋天您就可以恢復工作了。」

但她說這番話的時候，忘了有兩隻非常敏銳的眼睛正在注視著她。

「從您的話裡，更正確地說，從您沒說出來的話裡，我已明白我的病情的嚴重性。您記得嗎？我曾經請求過您對我永遠要實話實說，不需要隱瞞任何情況。我決不會昏倒，也不會去自殺。但是，我非常想知道，我將來會發生什麼情況。」保爾說。

巴扎諾娃和他開了個玩笑，搪塞過去了。

那天晚上，保爾到底還是沒了解到他的真實病情。他們分手的時候，巴扎諾娃輕輕地說：

「柯察金同志，別忘了我們的友誼。您的生活中可能會發生各種各樣的情況，如果將來您需要我的幫助或者幫忙出出主意，那就寫信給我，我一定盡力而為。」

她望著窗外那穿著皮夾克的高大身影，艱難地拄著柺杖，從大門口慢慢地朝一輛輕便敞篷四輪馬車走去。

又到了葉夫帕托里亞。又是南方的炎熱天氣，戴著繡金圓帽、曬得黑黑的喜歡高聲喧嚷的人群。汽車在十分鐘之內就把旅客送到那灰色的石灰石建成的兩層樓房「邁納克」療養院去了。

值班醫生把他們分別領進各個房間。

「同志，您的療養證是哪個單位的？」他站在十一號房間門口，問保爾說。

「烏克蘭共產黨（布林什維克）中央委員會。」

「那我們把您安頓在這兒，跟埃布納同志一個房間。他是德國人，要求找一個俄羅斯人作伴。」醫生解釋了一下，就去敲門。

房間裡的人用發音不準的俄語答道：

「請進。」

保爾進屋後，把手提箱放下，轉過身來，看到床上躺著一個滿頭金髮的男子，長著一雙漂亮而生氣勃勃的藍眼睛。德國人友好地對他笑笑。

「guttenmorgen，genosse，我想說，你好。」他改用俄語說，同時把他那手指細長的蒼白的手伸給保爾。

幾分鐘之後，保爾已經坐在他的床旁，兩人用一種「國際」語言起勁地交談起來。用這種語言談話，詞語只起輔助作用，難懂的地方都靠猜測、手勢、臉部表情——總之藉助沒有文字的世界語的一切交際手段來解決。保爾瞭解到埃布納是個德國工人。

在一九二三年的漢堡起義中，埃布納股骨上中了一槍，現在舊傷復發，又臥床不起。雖然傷痛很重，但他仍精神振作。保爾對他立刻產生了敬意。

埃布納是保爾最理想的病友，他不會從早到晚嘮叨自己的病情，老是唉聲嘆氣。相反，和他在一起，你會連自己的病痛都忘卻的。

「可惜的是我對德文一竅不通。」他想。

在花園的一角有幾把搖椅、一張竹桌、兩把手推輪椅。五個病人每天治療完畢，就在這裡消磨一整天，大家稱他們五個人為「共產國際執委會」。

一把輪椅裡是半躺著的埃布納，另一把裡是柯察金，醫生不准他下地行走，其他三人是：克里米亞共和國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身粗體重的愛沙尼亞人魏曼；長著褐色的眼睛，看起來像個十八歲少女的年輕的拉脫維亞人瑪爾塔·勞林以及兩鬢斑白、高大魁梧的西伯利亞人列傑涅夫。的確，這裡有五個民族：德國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瑪爾塔和魏曼會說德語，於是埃布納就請他們當翻譯，保爾和埃布納由於住在同一間病房成了朋友。瑪爾塔和魏曼與埃布納由於語言相通接近起來，而使列傑涅夫和保爾成為朋友的是象棋。

因諾肯季·帕夫洛維奇·列傑涅夫來療養院之前，柯察金是院裡的象棋「冠軍」。他經過頑強的拼搏，才從魏曼手中奪過了這個稱號。魏曼被打敗了，這個平時漫不經心的愛沙尼亞人為此卻動了感情，一直對保爾耿耿於懷。不久，療養院裡來了一個高個子老頭，雖然已年過半百，看起來卻很年輕。他邀保爾下一盤棋。保爾沒有料到他面對著一個強手。他沉著地開棋，以後翼棄子求勢，列傑涅夫推進他的中卒進行回擊。保爾作為「冠軍」必須和每一個新來的棋手交鋒。這時，總有許多人在旁觀看。走到第九步的時候，保爾就發現列傑涅夫那些從容不迫向前推進的卒子已將他緊緊掐住。這時他才明白，遇到了一個危險的勁敵，後悔開局時有點掉以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