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的路沒有那麼容易，

我要打的仗不是一場攻堅戰，

而是面對內心那點點滴滴的退縮和懷疑。

我好像註定就是要從醫的。

童年的時候，小夥伴們一起追著看武俠劇，他們對武功蓋世、正義凜然的大俠們仰慕不已，而我卻對裡面的醫師們念念不忘。記得《神鵰俠侶》中，楊過和小龍女身中情花之毒，為此小龍女不惜自己跳崖以救楊過，那時我多麼希望有一個人能解情花之毒，不至於讓他們生離死別。我想，如果《雪山飛狐》裡的藥王能出現就好了，他精通藥理，能治百病，一定能解情花之毒。我便學著他的樣子，把家裡面能找到的藥倒出來配製，什麼香砂養胃丸、利福平眼藥水、感冒沖劑、三黃片等，幻想能配出一個百毒不侵的藥。我把它們搗碎，又加入了一些我們當地長的甘草和竹根七，加上水混合，然後放在火上烤，冷卻後把蓋子封上，在泥裡埋了一個月，結果變成一瓶黑黑的黏稠液體。我著實沒膽量喝下去，猶豫了很久，想餵給雞，結果雞也不喝。於是我就把它倒在我家門口的一株文竹盆裡，想仔細觀察它會有什麼變化，結果一週後，文竹死了。

文竹是死了，但我對醫藥配製的熱情並沒有消退，反倒越發高漲。我開始對一些民間的小偏方感興趣。我們班裡有一名同學患有癲癇，我按照偏方的指引，挖出幾條蚯蚓混合玉米粒將其搗碎，混上白礬，然後用開水衝開便讓他喝。一開始他死活不喝，在我的反覆遊說下才小小地喝了一口。當晚，他家的大人們跑來我家理論，父母將我一頓教訓。母親說不能信這些偏方，你若想學醫便要好好學習才能真正地治病救人。

這些事過去了很久，但我仍然記憶深刻，現在想來有幾分可笑，但也許就是從那時起，我心裡埋下了對醫學的興趣。小時候，我身體弱，經常生病，所以時不時就要去醫院，每每去醫院聞到那股清新的消毒水味，看到紅十字標，以及那些行色匆匆穿著白大褂的醫護人員，總會肅然起敬。每一個來醫院的人，都有各種各樣的痛苦，這裡就像那些大俠身負重傷後能出現生命轉機的地方，是他們的希望。

小時候我有支氣管炎，很痛苦，一犯病母親就會帶我到醫院打針。那時我挺勇敢的，心裡雖然怕得要死，但表面上絕對不會哭喊，我知道醫生是在救我。有一次我打青黴素過敏，頭暈目眩，感覺就像武俠片裡中毒的人一般，醫生緊急為我注射了腎上腺素和地塞米松，那時我就驚歎醫藥真是太神奇了，它會讓人康復，也會讓人「中毒」，這其中的玄妙要多麼厲害的人才能掌握。

在我十歲的時候，母親帶我去省城南昌的大醫院看眼睛。母親的沙眼是多年頑疾，眼睛經常是紅彤彤的，總是不斷地流淚。之前家裡貧困，她總是忍著，不舒服的時候就點一點眼藥水，因為怕傳染我們，所以她的毛巾、枕巾從來都和我們用的單獨隔離。

去了醫院後，我看到醫生給她的眼睛上點了麻藥，然後用很細的一根針挑眼睛上的小白點，一個一個地挑出好多白色的沙粒，而且那個沙粒很大，我看到它就有種眼睛發澀的感覺。我對這位醫生湧出無限崇敬，這些沙粒困擾了母親十幾年，在他的手裡就這麼輕易地解決了，以後母親的眼睛就再也不會疼了。

給母親治療後，醫生又拿出一根很細的針管，對我說：「小朋友，你的眼睛是不是經常乾乾的，那是你流眼淚的淚腺堵住了，叔叔給你通一通好不好？」其實我當時根本不知道什麼是淚腺，但看了他對母親的治療後我完全信任地點了點頭。

通淚腺是拿針管插到內眼角內用水沖刷，然後會從鼻子裡冒水，非常難受，但我硬挺著沒有叫。結束後，醫生和護士紛紛表揚我勇敢。似乎從那時起，我對眼科就有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在我高考報志願的時候，我幾乎是毫不猶豫地報考了北京醫科大學。

當時父母並不支援，可能是我姑姑和姑夫從醫，他們瞭解醫生的艱辛，所以希望我能選擇一個相對輕鬆的郵電專業。20世紀90年代，正是家裝電話機的高峰期，郵電行業欣欣向榮，從事這個職業在父母眼裡又體面又輕鬆，不像醫生那般沒日沒夜地辛苦。

我向來是一個乖巧聽話的孩子，唯獨在這件事上，我特別固執，填完志願才告訴他們我還是堅持了自己的選擇。父親嘆了口氣，半晌語重心長地說了一句：「學醫也不是不好，但你要做好心理準備，學醫要比其他專業辛苦得多，本科就要讀五年，學出來也不一定能成為一個好醫生，還要讀研讀博，你可有的熬啊。」那時的我年少氣盛，對父親說：「您放心，我一定讀個博士回來。」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原本以為跨越高考，大學生活會輕鬆一些，真正開學後我才知道相比高考，學醫之路更加漫長艱難。在江西時我的成績名列前茅，來了北京才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的同學一半是北京的，一半是同我一樣來自天南海北的。大家一個比一個優秀，相比起來，我普通得像扔在海灘上的一粒沙。

自卑激發了我的自尊心，我暗暗給自己打氣，絕對不能淪為沙粒。

那時我的普通話不標準，我就早上起來讀報紙，聽廣播，認真練；英文口語不好，我就加入一些英文小組，厚著臉皮開口說話；北京的同學見多識廣，和他們聊天總會顯得自己才疏學淺，於是我儘可能多地和他們討論、學習。

北大醫學部離北大未名湖不遠，我經常沒事兒就去湖邊走一走，高大的博雅塔屹立在那裡近百年，多少偉大的科學家、哲學家、詩人、作家從這裡誕生，它見證了中國學術界的成長與繁榮，也象徵著無論經歷多麼大的風雨，知識高塔都是不會倒下的。

從小喜歡看書的習慣讓我業餘時間基本都泡在圖書館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讀書中我感覺很輕鬆。心情好時我會讀一些專業方面的書，心情不好時就看一些哲學的書，感覺讀好書的過程像在與一個個大師溝通，眼界、心胸會開闊很多。

大學七十四門功課，遠比想象中難太多。第一學期考試，我的成績並不理想，在高中時排名靠前慣了，一下子非常不適應，大學也不再單單以成績來衡量人，反倒讓我更加失落。很多同學開始了豐富的大學生活，各種活動數不清。而身處其中的我卻十分迷茫，我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否能實現，如果我也就此撒手，畢業後也能混個普通的工作，然後一輩子將碌碌無為。想到此，我便後背發涼，和父親說出的豪言還記憶猶新，我果然是個庸才。

事實上，學醫路上需要克服的更多的是醫學課程學習中的枯燥。如果不是身邊經常有親戚或朋友生病，時常警醒我學醫的初心從來不是為了成績，而是為了治病救人，保不齊我也會半途而廢。

我開始重新認識醫學那些生澀難懂的知識，它們不是停留在書面上的文字，而是活生生地存活在我們的身體裡，如果我們連自己的身體都不瞭解，還談什麼改變世界。

此後，我不太關注別人的言論，完全把醫學當成一個愛好去探索。有了這樣的心態，我發現知識開始變得有趣，每一個知識點不是完全獨立的，而是互相關聯、影響，就像這個龐大的宇宙。我以結果為導向，深入去挖掘人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疾病，身體裡的細胞、器官是如何運轉，是什麼讓我們活蹦亂跳，又是什麼讓我們萎靡不振，包括現下自己的所感所想，也是由大腦皮層的高速執行而產生的反應，這太神奇了！

從那以後，我找到了學醫的熱情，成績也隨之提升。華羅庚先生曾說過，書開始是越讀越厚，慢慢就會越讀越薄。開始我並不能理解他的意思，直到自己不斷地扎入醫學的海洋中才發現，剛開始那些晦澀難懂的知識在真正掌握了以後會變得非常簡單。我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脈一樣，可以融會貫通、靈活應用，往往看完一個知識點就能猜到下個知識點是什麼，這種發現和成長遠比考取一個好看的分數更讓我激動。

學醫五年，前兩年半在學校，後兩年半就會跟著老師在醫院跟學，真正接觸了病人之後，我對醫生這個職業才有了真正的認識。

我們所學的知識點遠遠沒有現實的病症複雜，做題、做試驗出錯了可以再改正，可是面對一個活生生的人，是不容有一絲治療上的偏差和失誤的。我開始對自己曾經的天真感到後怕，看著身邊的老師們在複雜的病症面前胸有成竹、泰然自若，我才真正知道，想成為一名醫生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識和實戰經驗。

在跟學的兩年半時間裡，我親眼見證了太多複雜病症的患者在醫生的手裡起死回生、康復如初，他們眼中閃現的光叫希望，他們對醫生簡單的一句感謝，是我見過的最最真摯的感動。

「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慾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悽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飢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我國唐代著名醫師孫思邈《大醫精誠》裡的這段話，讓我恍然醒悟，醫生這個職業不同於其他職業，從醫不僅僅是一份謀生的手段，更多的是一種使命和一份熱愛。

2009年我參加的公益醫療隊前往江西樂安，為當地患者免費做白內障手術。一個寒冷的清晨，下著毛毛細雨，一隊衣著臃腫的老人踏著滿地乾枯的落葉蹣跚而來。王阿婆走在隊伍的最後面，她有嚴重的駝背，重心前移，使得她每走一步都感覺剎不住地要向前栽倒似的。

看診後我發現她的眼部情況也很糟糕，她是典型的南方老人的眼睛，深眼窩，小瞼裂，而且白內障的程度也特別重。這樣的情況，即使擱在北京的大醫院裡也算絕對的複雜病例。出發的時候老師曾一再告誡，不要惹禍，複雜的不要去碰，因為你很有可能失敗。年輕醫生做這些複雜的手術風險很大，對專業性和心理承受力要求都非常高，衡量再三，我只能無奈地和當地的聯絡員說了三個字：做不了。

讓我意外的是，聯絡員開始為阿婆求情，而這是不常有的事情。原來王阿婆的丈夫已經過世十年，五年前，她唯一的兒子也在事故中遇難。阿婆平日裡最愛做的事就是拿出丈夫和兒子的黑白照片輕輕撫摸。只是她並不知道，那張照片因為反覆摩擦早已經變得模糊。最近，王阿婆肚子里長了個瘤子，她的時間不多了。這次是她唯一一次重獲光明的機會。

看著阿婆嚴重的駝背，我還是有些猶豫。這個時候，王阿婆說了一句話：「阿想製件壽衣嘞。」我是江西人，聽懂了她的方言，她想給自己做件壽衣。在江西的部分村落有這樣一個風俗，人死的時候入殮所穿的壽衣，一定要是自己親手做的，如果不是，到了那邊會見不到自己的家人。

如果對一個老人來說，逝去之後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家人了，那將是一種怎樣絕望的痛苦。

簡單的願望，樸素而真實，我無法再開口拒絕。我決定拋開顧慮為阿婆做手術。為了讓駝背的阿婆上半身放平，手術的時候我們幫她找了個半米高的墊子墊著腿，而且破天荒地給她的雙眼同時進行了手術。這在眼科手術原則裡一般是不允許的，但這一切只為了確保她術後能看得見。半小時後，手術成功，阿婆的視力恢復到0.6，老人很滿意，我們也如釋重負。

三個月很快就過去了，初春的南方似乎也善解人意，樹上冒出不少嫩綠的新芽為我們送行。後來聯絡員找到我說，王阿婆在手術後的一個星期之後就過世了。那七天裡，她逢人就說政府好，臉上洋溢著久違的笑容；那七天裡，她給自己做了件壽衣，衣服上特別縫了個口袋，而口袋裡，裝著的就是那張丈夫和兒子的黑白照片，口袋的開口被縫住了，這樣就再也掉不出來了。阿婆請聯絡員告訴我，這些年，她一個人，什麼也看不見，在黑暗中很孤獨、很想回家，謝謝我，幫她找到回家的路。

我忽然很慶幸自己當初的選擇，作為醫生生涯開端的手術，我感受到了專業性之外的東西。醫生所能帶給病人的希望，不只是解除病痛，還有在生死之間的一種期待。在有生之年能成為一名「蒼生大醫」是我的人生目標。

在本科畢業後我順利被保送讀研，師從姜燕榮教授，兩年後讀博，師從黎曉新教授。兩位教學風格和性格完全不同的老師，卻有著特別相同的一個特質，那就是對醫學的熱愛。

我以為自己已經算是一個醫學痴徒，然而我發現她們才能稱為「瘋魔」。剛剛跟姜燕榮老師的時候，我完全被她的職業精神給嚇到了，那時她已年近半百，在很多人眼裡，這個年紀已是含飴弄孫的階段了，然而姜老師終年如一日的時間表是這樣的：下午五六點下班，吃飯後睡一覺，然後九十點鐘起來繼續工作，在凌晨兩三點鐘再睡一覺，五六點起來在家工作到七點再到醫院。在她的身上從來看不到一絲疲倦的痕跡，她的能量就像用不完一樣。

她告誡我說，如果你只是把醫生當一個賺錢的職業，那你完全沒必要幹這行，它賺不到多少錢的；如果你把醫生當成一個實現你人生價值的路徑，那你一定要堅持下去，因為它能給你的價值感遠比你想象的更多。

受姜老師潛移默化的影響，我也跟上了她的節奏，這樣在朋友眼裡就徹底成了「怪物」。有時參加朋友聚會，我還要爭分奪秒地在等位時拿出筆記本研究課題，他們都非常不能理解，覺得我這樣下去遲早會瘋。我只能笑一笑，疲於應付。

誠然，在很多人的眼中，工作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我，卻不知不覺地成為姜老師那樣的人，把工作當成了人生的全部。

我的博士生導師黎曉新教授的教學方法和姜燕榮教授完全不同。姜老師幾乎每天都會給我打電話，常常一打就是一兩個小時，針對我的課題細緻入微地講解與探討。而黎老師卻希望我能更加自主、獨立。

有一次在做眼科一個課題的時候，她就說，你為什麼一定要固執在眼科的領域呢，眼睛本身就是人體的一部分，你只盯著眼睛，是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的。我當時很疑惑，我是學眼科的，我不專注在眼科豈不是混亂了專業？直到後期，我才越來越明白黎老師話裡的含義，常規上，我們西醫就是頭痛醫頭，腳疼醫腳，參照相應的指標對症下藥。殊不知人體本身就是一個生態系統，很多病症表面上看是眼睛的問題，實則和全身密不可分，比如眼底的出血和滲出，就可以考慮到患者可能有糖尿病。

黎老師是一個特別敢於突破和創新的人，她一直追蹤著全球眼科醫學發展的前沿研究，在我國率先開展玻璃體切割手術治療視網膜脫離、眼部腫瘤的區域性放射治療等新技術。她從不倡導讀死書，在她眼裡沒有什麼療法是百分百不可挑戰的，正是她這種永遠帶著問號的思維影響了我後續的職業發展。她非常注重獨立思考的能力，她說，五年前的醫學課本現在都全部革新過了，如果永遠停留在一個認知上，那麼這樣的醫生最多算個熟練技術工。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姜老師給了我刻苦拼搏的精神，黎老師給了我突破創新的膽識，我在德國留學時的jonas教授則給了我開放合作的心態。

jonas教授特別反對閉門造車，這在保守的德國人裡實屬少見。他很早就和全球各大眼科醫院合作，比如和北京同仁醫院合作展開北京眼病流行病學調查，發表了很多文章。他一直認為，醫學是深邃無底的，需要人類不斷地探索與研究，而個人的力量太微小了，只有發揮出團隊的力量才能有更大的收穫。他的這種精神也讓我在後續的醫學領域中更加放低姿態，去吸納更多不同的觀點與學識，去組織和利用團隊攻克一個個複雜的醫學難題。

在德國留學的那一年，我記憶非常深刻，那是我有生之年真正意義上的在異國他鄉生活和學習的一段時光。那是2008年，我在德國海德堡大學附屬曼海姆醫院眼科做訪問學者。

緊鄰海德堡大學旁邊不遠的聖山南坡上，就有一條著名的哲學家小徑，歷史上很多德國的哲學家和藝術家都曾在這裡散步，歌德、黑格爾、雅斯貝爾斯就在這裡思考過哲學和文學問題。小徑不長，也就兩公里左右，但是風景極美，可以俯瞰內卡河對岸的海德堡老城風光。小徑旁一個花園的門口豎著一隻向上平伸的手掌模型，掌心裡寫著簡單的一句話：「heuteschonphilosophiert？」直譯為「今天哲學了嗎？」

我一向對哲學比較感興趣，所以閒暇時經常過來散步。在德國的那一年我比較孤單，所以也更有時間去思考一些人生問題，我就在想從醫到底是解決什麼，為什麼有些人沒有病卻活得不快樂，而有些人天生殘疾卻依然樂觀向上。我記得艾興多爾夫的紀念碑上面刻著他的一首短詩：「站到哲學的高度，你就會找到解讀世界之符咒！」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啟發，我希望我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醫學，解析醫學。

回國後，我繼續留在人民醫院做眼科大夫。如果說剛工作那幾年我最大的挑戰是技術上和經驗上的欠缺，那後面隨著我接診的病例越來越多，專業上越來越得心應手，一個更大的挑戰卻不知不覺擺在了我的面前，那就是與人溝通建立信任。

人民醫院是北京的老牌三甲醫院，全國各地的患者都會湧過來，日常的工作量巨大。在門診的時候，我一天要看一百多個病案，大大小小的病例背後就是一百多個家庭。有時候醫生要解決的不僅僅是疾病的問題，還有很多家庭問題、經濟以及工作問題。比如一些吸毒的患者，你明明知道他墮落難救，但還要抱著平常心來對待；比如一些沒有收入的貧困人群，有時你實在難以忍心放手不救；比如一些殘障人士，你給他治了病，但解決不了他尊嚴和獨立生存的問題；比如一些意外失明的人，你不僅要治療他的眼睛，還要關注他的內心創傷。

面對人世百態，只恨自己能力實在有限，如果真有再世菩薩可以化解人間疾苦該有多好。只不過我們都是凡人，每天接觸各式各樣的病人，見證各式各樣的生老病死，我內心也會跟著起伏掙扎。在這種常年身心備受折磨的重壓下，我的好多同學、同事放棄了這條路，也許很多人認為他們不夠堅強，但我很理解他們的選擇。

有一次我心情極度低落，就打電話給姜老師，姜老師說：「陶勇，你往一個池塘裡扔一塊石頭，會激起很大的波瀾，但你往大海里扔一塊石頭，你會發現悄無蹤影。咱們當醫生的，你必須要把心放大，如果你把自己陷入患者的情緒中，你拿什麼來治癒他？」姜老師的一席話讓我通透了很多。所謂醫者仁心，仁心並不是愚人之仁，這需要大智慧去包容世間永珍，去化解病痛與苦難。

我的師妹老梁特別喜歡孩子，我們之間無話不談，經常談論到從醫的方向。她心軟，看不了太多悲慘畫面，有時候病人和她說起苦難她也會跟著掉眼淚，為此她身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直到她親眼看到了一場醫患衝突——醫院耳鼻咽喉科的一位大夫被砍傷——這件事給她留下了巨大的陰影，得了創傷後應激障礙，一整年都不好，只要走進醫院，看到人頭攢動、喧囂吵鬧，她就會血壓升高、手抖心慌，後來直接辭職去了美國，五年後回國選擇了一傢俬立醫院工作。

私立醫院裡她的工作清閒規律，接診的病人往往家庭條件優越，人員相對簡單，她做得很開心。她常常勸我，不如和她一樣去私立醫院，賺錢多還不累。說實話，每次當我心情沮喪的時候我都會很動搖，甚至有一些私立醫院通過各種渠道找到我、遊說我。

每次在我差一點就動心的時候，我總會想起我那三位老師。他們那個年代，醫療條件更差，他們克服的困難更多，是什麼支撐他們走下去的？姜老師和黎老師甚至在退休後，仍然投身醫療事業中，她們把自己的一生都投入醫學中，不論成績，只為熱愛。

從醫者如果沒有這份熱愛，是很難成為一個好醫生的，如果我現在放棄公立醫院去私立醫院，接觸的病例從數量上和複雜程度上都將大大縮水，我將會拿著一筆豐厚的收入，日復一日地重複著相同的工作，二十年後，我還是這個水平。也許在別人眼裡我是成功的，但在我自己心中，這和我的初衷完全背離。

我想起剛踏入醫學院校門後，我們一批新生被安排在大禮堂，舉起右拳對著醫徽莊嚴宣誓：「我志願獻身醫學，熱愛祖國，忠於人民，恪守醫德，尊師守紀，刻苦鑽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發展。我決心竭盡全力除人類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維護醫術的聖潔和榮譽，救死扶傷，不辭艱辛，執著追求，為祖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和人類身心健康奮鬥終生。」空曠的大禮堂，我們的聲音洪亮高昂，內心湧動著一股熱血讓我們眼眶發熱、喉嚨發緊。那時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段誓言的力量，直到現在，我才能真正體會它的內涵。

我走的路沒有那麼容易，我要打的仗不是一場攻堅戰，而是面對內心那點點滴滴的退縮和懷疑。我聽過太多偉人的故事，每個偉人都克服過比我更艱難的挑戰，而自己面對自己熱愛的事業，怎麼能這麼輕易地認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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