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棵樹是一個手臂向外伸著的巨形食人魔。樹杈上掛著一具屍體，一動不動的，全身蒼白。但又不是白色。全身赤裸。頭被蒙著。

在樹枝後面，山谷對面，一片色調單一的原野正慢慢地從黑暗中顯現。田地被樹籬和成塊的常青灌木叢分割開來。曲折的山毛櫸小道沿著溪流往前延伸。天空中，太陽躲在烏雲後面。地上散佈著成束的報春花和水仙花，顏色暗淡。

那扇寬大的金屬大門已被藍白相間的封條封住了。緊鄰的穀倉周圍已經放好了聚光燈。那飽經風雨的木頭彷彿被明亮的燈光洗白了。

警方封鎖了農場的道路。人們正在給車輛的輪胎印記拍照和製作石膏模。道路的盡頭是一條狹窄的小路，兩頭都被警車堵住了。

警方已經放置了臨時路障，並建立了一個檢查點。我不得不向一個手持記錄板的警員報上姓名。我沿著小路往前走，儘量避開水窪，最後到了穀倉，視線越過一塊犁好了的田地，看向懸掛屍體的地方。

接下來的路上鋪著白色的塑膠墊腳石，一直延伸到五十英尺外的樹下。犁片在樹身周圍犁出了一個淚滴形圖案。田壟上落了一層霜。

韋羅妮卡·克雷站在屍體旁邊，像一個行刑者。一個全身赤裸的女人用手銬吊著一隻手，懸掛在一個樹杈上。她的左腕血肉模糊，血從手銬下面流出來。罩著頭的白色枕頭套拍打著她的肩膀。她的腳趾剛剛能碰到地面。

她腳邊有部手機，電量已耗盡。她穿著及膝的皮靴，一隻腳的鞋跟掉了，另一隻上面沾滿了泥汙。閃光燈快速閃爍，造成一種屍體在移動的錯覺，像定格動畫的木偶。

那位名叫喬迪的病理學家又來了，他曾在扣留所檢查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汽車，這會兒正在給攝影師分配任務。至少在接下來的幾小時裡，現場都屬於這些證據收集者。

魯伊斯已經冒著嚴寒趕到了這裡。我叫醒了酒吧裡的他，告訴他在這裡碰頭。

「你打斷了一個美夢，」他說，「我正在跟你妻子睡覺。」

「我在現場嗎？」

「我要是真做了這個夢，我們就做不成朋友了。」

病理學家向韋羅妮卡·克雷彙報情況的時候，我們倆都聽著。死因暫時推斷為低溫。

「屍斑表明這裡就是她死亡的地點。身體豎直。沒有明顯的性侵或防衛傷。但把她運到實驗室後我會知道更多。」

「那死亡時間呢？」她問道。

「屍體已經僵直。屍體的溫度通常每小時降低一攝氏度，但昨天夜裡它就降到了零攝氏度以下。她可能已經死亡二十四小時，也許更久。」

病理學家在記錄板上籤上名字，回到他的同事身邊。探長示意我跟著她。踩著墊腳石，我們來到樹旁邊。

今天，我帶了手杖——這說明藥效正在降低。這是一根不錯的手杖，用光滑的胡桃木做成，下端是金屬。最近我已經不那麼介意用它了。也可以說我是更加害怕一條腿僵住時摔倒在地。

攝影師在拍這個女人手指的特寫。她的指甲細長，塗著指甲油。她赤裸的身體泛著鐵青色，我能聞到她身上香水的芳香和尿液的酸味。

「你知道她是誰嗎？」

我搖了搖頭。

探長輕輕地捲起頭套，織物在她緊握的手裡起了褶。西爾維婭·弗內斯直勾勾地盯著我，頭向前耷拉著，因為身體的重量而偏向一側。她淺褐色的頭髮糾纏成一團，顏色比她的太陽穴還要深。

「她女兒愛麗絲上週一下午報警說她失蹤了。愛麗絲上完馬術課後被送到家，發現前門開著，家裡卻沒有她媽媽的影子。衣服被丟在了地上。週二早上，一份失蹤人員報告就被歸檔了。」

「是誰發現了她的屍體？」我問道。

她指向我身後的一個坐在一輛農用汽車前排座位上的農民。「昨天晚上他以為聽到了狐狸叫聲，今天一早就出來檢視。他發現了西爾維婭·弗內斯停在穀倉裡的車，然後他就看到了屍體。」

韋羅妮卡·克雷鬆開頭罩，重新蓋住西爾維婭的臉。死亡現場透著一種超現實、抽象且極其誇張的感覺；一點點鋸屑和麵漆，好像是特意擺出來讓人找到的。

「愛麗絲現在在哪兒？」

「由她的外祖父母照顧著。」

「她爸爸呢？」

「正從瑞士飛回來。他出差了。」

克雷探長雙手插進外套口袋裡。

「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

「還不知道。」

「沒有反抗或自衛傷。她沒有遭到強姦或折磨。她是被活活凍死的，看在上帝的分上。」

我知道她在想克里斯蒂娜·惠勒。其中的相似令人無法忽視，但在她們的身上，我又能找到同樣顯而易見的不同。有時，在數學中，隨機本身就是一種模式。

她還在思考帕特里克·富勒是否牽涉其中。他被控偷竊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手機，已於週日上午被釋放了。

一群身穿制服的警察聚集在穀倉旁邊，等待在田地上尋找指紋。韋羅妮卡·克雷朝他們走去，留我獨自站在屍體旁邊。

九天前，在她公寓裡，我透過一扇開著的門瞥見了西爾維婭·弗內斯脫衣服。在體育館裡的時光雕刻出了她身上的肌肉。

我走過墊腳石，來到被圍起來的區域的邊緣，開始順著斜坡朝那個橡樹嶺走去。我圓滑的手杖在軟泥裡毫無用處，於是我把它夾在胳膊下面。

太陽正奮力從高空中的白雲後面探出頭來，天空帶有一種陶瓷的質感。最後的一絲霧氣也消失殆盡，山谷完全顯現了出來，弓著背的橋樑，母牛星星點點地綴在草地上。

我走到柵欄邊，試圖翻越過去。我的腿突然僵住了，整個人摔倒在一個滿是齊膝深的青草和泥水的水溝裡。至少是個軟著陸。

我轉過身去，仔細觀察著現場，看著罪案現場的執法人員把西爾維婭的屍體從樹上吊下來，放到一塊塑膠布上。大自然是個殘酷無情的看客，無論發生多麼可怕的人禍或天災，這些樹木、岩石和雲朵都不為所動。也許這就是人類註定要砍倒最後一棵樹、捕獲最後一條魚和射殺最後一隻鳥的原因吧。既然大自然對我們的命運如此冷漠，我們又何苦在乎大自然的呢？

西爾維婭·弗內斯是被活活凍死的。她有手機，但並沒有打電話求救。他一直跟她打電話，直到電量耗光。要不然就是他也在場，一直刺激她。

這是一幕扭曲的虐待劇，但是藝術家對此想要說什麼呢？他從她的痛苦中獲得愉悅，他陶醉在對西爾維婭的控制中。但他為什麼要這麼堂而皇之地展示她的屍體呢？是在傳達某種資訊還是警告？

又是他，那個認識約翰尼·科克倫的遠方堂兄弟的傢伙。他還試圖說服我那墜落的天使。他是個慣常的屍體獵人，不是嗎？猙獰的收割者。

我看著他穿過田地，弄髒了鞋子，然後在翻越柵欄的時候摔到了水溝裡。真夠蠢的！

我瞭解精神病學家，那種使用心理灌腸劑的少校軍醫，努力讓士兵們把他們的噩夢像一坨冒著熱氣的大便一樣拉到日光之下。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狗屁藝術家，讓我感覺向他們傾訴倒像是在幫他們一樣。他們不問問題，只是坐在那裡聽——或者只是假裝在聽。

就像那個老笑話裡講的，兩個精神病學家在大學同學聚會時見面，一個看起來蒼老憔悴，另一個卻是熱情而充滿朝氣。那個面容蒼老的問道：「你是怎麼做到的？我整天聽別人倒苦水，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已經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老人家。你的秘密是什麼？」

那個面容年輕的回答：「誰聽啊？」

我認識一個叫費利尼的傢伙，是我在阿富汗的第一任指揮官，他經常做噩夢。我們叫他費利尼，是因為他說他的家族來自西西里島，他的一個叔叔還是義大利黑手黨。我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我們也不該知道。

費利尼在阿富汗已經待了十二年。起初，他和奧薩馬·本·拉登並肩對抗蘇聯人，然後又反過來對抗他。在此期間，他向中情局以及監控鴉片生產的緝毒局彙報。

他是一九九八年塔利班佔領馬紮裡沙里夫後第一個進入該城市的西方人。他跟我說了他的見聞。塔利班走街過巷，用機槍掃射一切會動的東西。之後，他們挨家挨戶地圍捕哈扎拉人，然後把他們關在集裝箱裡放到烈日下暴曬。他們要麼被活活烤死，要麼窒息而亡。其他人則被活著扔進水井裡，然後用推土機把井口推平。難怪費利尼會做噩夢。

奇怪的是，這些絲毫沒有改變他對塔利班武裝分子的看法。他尊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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