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讓邁阿密警方派兩名探員來了，」他說，「他們今天下午就到。他們會接手調查。」
「可為什麼，閣下？」我自然而然地說，「厄斯金·林多普呢？」厄斯金·林多普是巴哈馬的警察局長。
「他完全同意我的做法，」公爵沒好氣地說，「這個案子對本地警方來說太過重大。我想，你還沒意識到哈里爵士的死會導致什麼結果——會帶來怎樣的影響。這是場災難。我們必須請專家來。真正的專家。這件事必須有個了結，必須得到解決，越快越好。要儘量減少影響，把它限制在殖民地範圍內。這真是場徹徹底底的災難啊。」
「我明白。」其實我不明白。
公爵又點燃一支菸。「現在很明顯——再明顯不過了——兇手就是德馬里尼。你認識他嗎？」
德馬里尼，那個帥氣的女婿。我說我在他家吃過一次午飯，偶爾，也會在喬治王子酒店碰到他。麥克斯泰跟他很熟。
「很好，」公爵飛快地露出笑容，「這樣很好。」此時，我更加糊塗了，但沒有深究。接著，他說：「我想讓你見見從邁阿密來的兩位探員——梅爾陳和巴克——就今天晚上。可以嗎？」
「當然，閣下。這是我的榮幸。」
稍後。我必須把這一切都寫下來。梅爾陳和巴克剛剛離開我的房間。梅爾陳很胖，戴著眼鏡，邋里邋遢的。巴克精瘦結實，灰白的頭髮剪得很短，看起來強硬而健壯。他們是從德馬里尼家來的（有證據了，他們說），毫無疑問，是德馬里尼謀殺了奧克斯。奧克斯和德馬里尼早就互相憎惡，德馬里尼以前也威脅過要使用暴力。奧克斯從未原諒德馬里尼和他女兒南茜（當時南茜才十八歲，德馬里尼三十六歲）私奔的事。德馬里尼破產了，奧克斯一死，他將獲得南茜分得的遺產。德馬里尼昨天晚上（週三）舉辦晚宴派對，但在晚上十一點半到凌晨三點之間，他沒有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明，他說他開車送兩位客人回家了——他們的家就在奧克斯家附近的韋斯特伯恩。兇殺案也恰恰發生在這個時間段。他有動機，有手段，沒有不在場證明。
我說：「他辦完晚宴派對，然後出去殺了岳父？」
「這種事情時有發生，」巴克說，「相信我。」
「那克里斯蒂呢？」我說。
「他從頭到尾都在睡覺。」
「我記得兇手還放了火。」
「火很小。沒有燒起來。」
「他什麼都沒聽到嗎？沒有聞到燒煳的氣味？」
「沒有。」
我告訴他們，我認為德馬里尼不是會殺人的人。我說他是那種自鳴得意的自戀狂，人生最大的興趣就是搞清下一個願意和他睡覺的人是誰。
「你永遠都看不出誰會殺人。」巴克居高臨下地說。
接著，梅爾陳說：「公爵對你評價很高，蒙斯圖爾特中校。」
我說，得知此事我倍感榮幸。
「我們需要找個人接近德馬里尼，公爵說你是最理想的人選。」
「接近？」我說。
巴克說：「我們想讓你跟德馬里尼喝一杯，明天找個時間。」
「為什麼？」
「你知道的，就是把他碰過的東西偷偷放進你的口袋——玻璃杯、火柴盒、菸灰缸之類的。拿來給我們——我們就在酒店這兒。」
我站起身，讓他們出去。他們疲憊地對視一眼。
「公爵會非常失望的。」巴克說。
我說：「等他知道你們剛剛要我做什麼，你們就走著瞧吧。我要是你們，就訂好明天回邁阿密的機票。」
他們悠閒地走了出去，鎮定自若。而我坐下來，寫下這一切。
7月9日，星期五
我坐在總督府外一輛計程車的後座，在紙片上草草寫下這些（稍後轉抄到日記中）。現在是早上九點十三分。我要求與公爵緊急見面，並被帶進他的書房。他僵直地站在書櫃前。
「感謝您同意見我，閣下，」我說，「那兩個邁阿密來的笨蛋竟然——」
「他們跟我說，你完全不肯幫忙。」
「‘不肯幫忙’？您知道他們讓我做什麼嗎？」
這時，他似乎有點失去理智了。他聲音變得尖利，半窒息似的尖叫，臉漲得通紅。
「這是這個島上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我還不能讓一個朋友兼英國軍官幫下忙嗎！……我跟他們說，你是靠得住的，蒙斯圖爾特。他們說，我們需要一個靠得住的人，我說，我立馬就說，蒙斯圖爾特中校。這就是你對我的回報嗎！你就是這樣讓我失望的嗎！我非常傷心，我對你很失望。」
「稍等一下，閣下。他們是讓我栽贓——」
「他們是非常專業的警方探員，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也完全明白要怎麼做才能讓這樁慘案迅速而恰當地了結。德馬里尼殺了哈里·奧克斯爵士——句號。那個男人早點被關進監獄，這個小島上的人就會開心。」
「無意冒犯，閣下，您搞錯了。那兩個人完全是自私又腐敗。他們不是您想的那樣。」
「你竟敢告訴我我是怎麼想的！出去，出去！你對我沒一點用了。」
於是，我便離開了。這些，便是我們說的話，一字不漏。
星期五晚上。訊息在全拿騷傳開了。今天晚上，德馬里尼以殺害哈里·奧克斯爵士的罪名被捕。他的指紋出現在兇案發生的房間。巴克和梅爾陳抓到了他們要抓的人。
7月10日，星期六
發生的一切仍然讓我有點回不過神來。我沒法把每件事拼湊起來，什麼都不對。今天，紅十字會在維多利亞廣場舉行籌款活動。ii22的船員主持摸彩遊戲、九柱遊戲、打椰子游戲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遊戲，我過去看看他們應付得怎麼樣了。
公爵夫人是巴哈馬紅十字會的贊助人，她主持了開幕式，四處走動著跟大家見面，檢查攤位和展覽的情況，展示出一如既往的優雅和友善。當靠近ii22的攤位，看見了我時，她立刻停住腳步。她躲避著我的目光，但又不能完全無視我們。她跟我握了手，朝我露出淡淡的笑容。「你們英國海軍真了不起。」她說，說完準備繼續往前走。
「夫人，」我悄聲說，「公爵還好嗎？」
這時，我看到她雙眸中深深的仇恨。
「猶大。」她悄聲說，背過身不看我。
［事後補記。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這些記錄在彙編時得到空軍中隊長斯諾的幫助——他給我寄來報道了德馬里尼受審（在十月）過程的報紙；另外還得到了克勞福德·麥克斯泰中尉的幫助——他在七月和八月去探訪過獄中的德馬里尼。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星期四，凌晨某時，哈里·奧克斯爵士在他位於「韋斯特伯恩」的家中臥室睡覺時被人殺害。兇手用某種尖頭工具擊打了他的頭部，造成四處很深的穿刺傷，傷口形狀為三角形，位於左耳前面和後面。他的頭骨嚴重骨折。他的屍體被燒燬，睡衣和頭頂的蚊帳也基本被火苗吞噬。床墊上、床附近可摺疊的中國屏風上，以及地毯上都有更多燒焦的痕跡。從被撕開的枕頭中飄出的羽毛落滿他的屍體。在房間牆壁上很低的位置，有血跡及多個血手印。
哈羅德·克里斯蒂是爵士的朋友及商業合夥人，當時就睡在兩個房間之外的客房裡，是他早上發現了屍體，並叫人來幫忙。當地警方和其他相關人員基本上不受限制地在房屋內及兇案現場隨意走動。
得知哈里爵士的死訊後，德馬里尼於星期四早晨出現在房子門口，但並未獲准上樓，也沒有看到屍體。
下午很早的時候，公爵從邁阿密找來的兩位探員，梅爾陳隊長和巴克便已到達，開始調查。巴克並未在現場提取指紋，因為他覺得兇殺現場房間的空氣太潮溼了。哈里爵士的屍體被轉移到拿騷驗屍所，等待下午四點左右屍檢。
晚餐時分，德馬里尼按照指示，去了韋斯特伯恩，並在那裡接受兩位探員的審問和搜身。他們從他的鬍鬚和腋下剪下燒焦的毛髮。接著，梅爾陳和巴克在當地警察的陪同下，和德馬里尼一起去了他家，把他前一天晚上穿的衣服作為證物帶走了（這件事過後，兩位探員來到大英殖民酒店找到我）。那天晚上，一位當地探員一直跟德馬里尼在一起。
第二天，七月九日，星期五，德馬里尼被護送回韋斯特伯恩。他上樓去了樓梯平臺的座位區，接受梅爾陳的盤問。盤問過程中，梅爾陳讓德馬里尼從旁邊桌上的玻璃瓶裡倒一杯水。接著，他問德馬里尼抽不抽菸，他說抽以後，梅爾陳扔給他一盒好彩香菸。德馬里尼點燃香菸，把煙盒還回去。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巴克出現了，問一切都「還好」嗎。梅爾陳說很好，審訊就結束了，德馬里尼獲准離開。
那天下午大約四點，溫莎公爵來到韋斯特伯恩，走到樓上。他跟巴克進行了長達二十分鐘的秘密交談，沒有旁人在場。
當天傍晚六點，德馬里尼再次被護送到韋斯特伯恩，並以謀殺哈里·奧克斯爵士的罪名被捕。警方在中國屏風上找到一枚他左手小指的清晰指紋。
在德馬里尼受審的過程中，辯護律師證明：（1）巴克作為一名所謂的指紋專家，顯示出驚人的無能；（2）作為證據提交的指紋——也就是能證明德馬里尼曾出現在謀殺現場的那枚指紋——是不可能像警方聲稱的那樣取自中國屏風的。它絕對是從其他物品的表面提取（玻璃杯？香菸盒的包裝紙？），用來栽贓嫁禍的。德馬里尼的案子事實上無法成立，他被宣判無罪釋放。
我只做如下評論：
巴克和梅爾陳下定決心要在破紀錄的時間裡解決這個案子。他們顯然相信德馬里尼是有罪的，並決定以正當或不正當的手段給他定罪。他們本打算讓我提供那枚關鍵的指紋（這樣就可以不用上演玻璃水瓶和香菸盒那出戲了）。可星期四晚上我拒絕之後，他們意識到，他們必須親自獲取「證據」。巴克的那個問題「一切都還好嗎」，實際上就是在問「我們弄到清晰的指紋了嗎」。
我只問如下問題：
溫莎公爵為什麼要從邁阿密（美國最腐敗的警隊之一）找來探員？明明他家門口就有能完全勝任查案的警察部門。
七月九日星期五，公爵和巴克在私下會面時到底說了什麼？（這個問題在庭審中刻意未被提及。）
德馬里尼被宣判無罪後，為什麼案子就此結束？明明真兇還在逍遙法外。
為什麼沒有一個人調查哈羅德·克里斯蒂？
以下是對真實發生的情況的一種詮釋，是我儘量公正、不帶偏見的看法。
公爵，是個神經緊張又沒有安全感的人，哈里爵士的死讓他徹底恐慌了。出於某種原因，他對自己的警隊沒有信心，也害怕這件事會拖上數月。你會想，尋求公平正義有必要這麼著急嗎？是害怕別的什麼事被人發現嗎？總而言之，無論是什麼理由，反正公爵找來了梅爾陳，他是公爵之前去邁阿密時認識的。目前尚不清楚巴克是不是也是他找來的，反正實際操縱局面的人是巴克，不是梅爾陳。
公爵不喜歡德馬里尼——這是眾所周知的——可他很喜歡哈里爵士。島上的流言蜚語很快達成一致：德馬里尼是最有可能的犯罪嫌疑人。在剛開始調查時，邁阿密的探員們便已十分清楚這一點了，所以，才會迅速把德馬里尼召喚到韋斯特伯恩。
事情發展到某個階段後，有人告訴公爵（也許是通過克里斯蒂，他一直在向公爵彙報案情的進展），有辦法在排除合理懷疑的前提下，給德馬里尼定罪。探員們只需要一個信得過的人，為他們提供德馬里尼的清晰指紋。公爵很可能並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找這麼個人：他們只需要他提供一個無懈可擊的人。皇家海軍的中校怎麼樣？於是，探員們來跟我見面，提出要求。我拒絕後，他們便親自動手，毫無疑問，他們之前在邁阿密已經這樣幹過很多次了。扔香菸盒那一招兒有種故技重施的感覺。
只是，得到清晰的指紋後，他們就必須讓公爵知道，對德馬里尼的指控現已證據確鑿。他們有動機，也有辦法，可以讓他「出現」在兇案現場。星期五下午，公爵來到韋斯特伯恩與巴克密談時，這一定就是他們談話的主要內容。我確信，他們說的話一定相當隱晦，但其中的暗示是明確的。他只需要公爵點點頭——給出心照不宣的許可——便能進行下一步行動。公爵一定也給了許可。毫無疑問，他一定是如釋重負，對審案程式做出了恰當的指示：「嗯，巴克上尉，如果你已確定事實，那我認為就沒有必要再磨蹭了。」於是，德馬里尼被捕了。
公爵可能不知道細節，所以能把一切過錯推到探員頭上。實際上，他知道的越少越好。這就是他為什麼會因為我的拒絕而大發雷霆，為什麼在我想告訴他巴克和梅爾陳讓我幹什麼時，他會惱怒地打斷我的話。他不想知道。他不能知道。
可溫莎公爵並不是老實的傻瓜。他一定意識到他們正在搞栽贓嫁禍，無論這種意識是多麼模糊，而這次栽贓在庭審階段便丟人地被揭穿了（庭審時，公爵和公爵夫人恰巧離開巴哈馬，去了美國）。
最最起碼的，你必須承認，公爵參與了陷害德馬里尼。最最起碼的，溫莎公爵、巴哈馬群島總督、大英帝國的前國王，竟然犯下了密謀妨礙司法公正的罪行。最最起碼的。正如我所言，這是任何一個人都能得出的最寬容的解釋。還有其他更多、更陰暗的問題隨之浮現。麥克斯泰告訴過我德馬里尼的供述版本：一切都跟金錢、墨西哥和溫爾格林有關，但這些說法完全無法證實。目前，這些便是阿爾弗雷德·德馬里尼被捕及受審背後的真相。
我不斷想起公爵夫人在離開時說的那句話——「猶大」。她為什麼要叫我猶大？我沒有背叛任何人。我只是正直行事，並以為公爵也會一樣。我越是想著這句話，就越感覺到，「猶大」指的是我在未來可能的背叛。現在，我知道了溫莎公爵的一個秘密，一個危險而且可能造成嚴重後果的秘密：公爵竟然參與了做偽證。公爵和公爵夫人——本來就已經相當多疑——他們一定認為我會把這個秘密說出去，或是威脅他們總有一天要把它說出去。在他們不斷增加的敵人名單上，現在加上了我：我可能會給他們造成威脅，所以他們毅然決然地不再理睬我。］
7月12日，星期一
海軍情報處發來電報，召喚我立即回去。明天我將坐飛機前往邁阿密。有人迅速行動了。
（七月底，洛根回到英格蘭。在重新開始海軍情報處的工作前，他獲得了一個月的休假。有趣的是，官方沒有要求他出具報告，講述他在八個半月時間裡與公爵和公爵夫人打交道的情況，也未要求他陳述對哈里·奧克斯謀殺案的質疑。在戰爭期間，公爵和公爵夫人繼續留在巴哈馬。）
11月18日，星期四
在開往伯明翰的火車上，夾帶著雪的雨水模糊了窗戶。坐在我對面的一個小男孩問我是不是軍人，我說，是的。你是海軍嗎？是的。哦，那你的船在哪兒？這個問題問得好。他母親讓他閉嘴：別再打擾這位先生了。要是他知道，這位皇家海軍軍官正要去皇家空軍基地學習如何從飛機上跳下來，他一定會覺得很有趣吧。
上週，範德普爾宣佈我要去參加這個訓練。「我能問問為什麼嗎？」我說。「我們認為這可能會有用。」他只是這麼說。我問伊恩，是不是在準備什麼特別行動，可他說他也一無所知。也許是為反攻做準備？戈弗雷離開後，他對部門裡的秘密就不再那麼瞭解了。總而言之，這是個改變，我很高興能離開辦公室。
芙蕾雅和史黛拉來尤斯頓火車站送我，她們太貼心了。史黛拉問我回來時會不會變黑，我安慰她說不會。我七月份回家時，曬得黝黑的皮膚勾起她極大的興趣。不得不說，當我緊緊貼著芙蕾雅長著小雀斑的白皙身軀時，我確實像個黑白混血。長達數月的分離後，我們的慾火再次被點燃。芙蕾雅總喜歡把被子拉開，盯著我看——像是對我赤裸黝黑的身體著了迷。我們在一天中的任何時候都可能偷偷溜走，迅速而激烈地做愛。我們管它叫，五分鐘特別活動。「來個五分鐘特別活動？」芙蕾雅總會在午飯後這麼問。史黛拉捶著我們緊鎖的房門大喊：「你們在幹嗎呀？」「爸爸有點累了，親愛的。」芙蕾雅大聲回答，而我正露出傻笑的表情，盡情地幹著。
二十年後再次回到伯明翰，我感覺有點奇怪：我以前是那麼害怕學期結束後回家。這次我要去皇家空軍克拉克霍爾基地報到，參加為期兩週的跳傘課程：先接受幾天訓練，接著連跳五次傘，才算合格。直覺告訴我，這不是範德普爾的主意——這更像是拉什布魯克（海軍情報處新處長）或其他什麼聰明人想出來的點子。伊恩說，海軍情報處正致力於拓寬工作範圍。「我們很快就要踏上歐洲大陸了，」他說，「我們不能不思進取。」伊恩看起來很愁悶：他本來就是個情緒不定的人，只是，自從我回來後，他總是沉默寡言、焦躁不安。是在追求哪個女人嗎？
我從拿騷回來後，有一個月休假，可我並不想離家旅行：我就想待在梅爾維爾路，儘可能過一段普通而平靜的生活。我讀書，讀得很開心——這是數月來的第一次；我打理我們的菜園；帶史黛拉去散步。芙蕾雅和我時不時會去酒吧喝上一杯。我還找了朋友和熟人敘舊。
《罪行》在文學評論界及商業上均獲得極大成功：彼得·斯卡比爾斯被譽為重要的新生代小說家。我還是沒讀那本書，我跟彼得見面時，只說些含糊其詞的評價。反正彼得也沒察覺：他滿腦子想的全是豐厚的版稅和眾人的誇讚。他在旺茲沃斯區買了幢大房子，和新任妻子佩妮住在那兒（他們在新書出版當天結的婚）。他把苔絲的死當作自己的聖痕——當作展示自己遭受了多少痛苦的徽章。他說了一句非常噁心的話：「你知道嗎，洛根，自從苔絲去世的訊息傳開後，女人們似乎都覺得我特別有吸引力。」搞不好，他已經背叛佩妮了。
我收到迪克·霍奇寫來的一封奇怪又直率的信，說他在義大利踩到地雷，一條腿從大腿以下全被炸飛了。他現在回到了蘇格蘭的家，「正學習走路」，接著他又寫道：「我再也不打算離開這裡了，所以最好是你來看看我。」他最後的簽名是：「你的迪克。要是你好奇，我可以告訴你，我雖然沒了腿，但還是有屌的。」
我在報紙上看到德馬里尼在庭審中被宣告無罪的訊息。還是有點正義的——可到底是誰殺了哈里·奧克斯爵士？現在，巴哈馬群島、公爵和公爵夫人對我而言都像是另一個世界。
12月8日，星期三
皇家空軍克拉克霍爾基地。這裡是訓練轟炸機指揮官的地方，到處是空勤人員。我們明天將實打實進行第一次跳傘，我還挺期待的。我們——幾個非空勤人員——在人群中組成一個奇怪的小組：六個英國人、一個波蘭人，還有兩個煩躁不安的義大利人。我們都絕口不提為什麼會來學跳傘；又或者，跟我一樣，大家都不知道原因。我是唯一的海軍。
晚餐後，我們可以自由地去當地酒吧或是去伯明翰。我重遊了我以前常去的那些地方，在埃德巴斯頓四處閒晃。也許是因為在巴哈馬待過，我發現我挺喜歡伯明翰這種淡泊又不做作的氛圍。這是個廢話不多的大都市。我讀書時對這裡的厭惡反映出我的幼稚。經歷了過去的六個月，伯明翰的一切似乎都純粹真實得令人安心——無論它多麼灰塵遍佈、損毀嚴重。一天晚上，站在我們的老房子外面，我想起父親，不知道他對他兒子此刻的境況會做何感想。將近二十年過去了。我結了兩次婚，他有了兩個孫輩，我作為作家也算事業有成、小有名氣，只是戰爭打斷了這一切。他的幽靈還認得出這個滄桑的海軍軍官嗎？……
實話說，我滿腦子一直在想這些事情，我總忍不住去想。在海軍情報處，現在我們所有的工作都聚焦於即將到來的歐洲反攻，這已是公開的秘密——開闢「第二戰線」。大家都堅信，這場戰爭將在一年內結束——當我試著想象再次過上「正常」的生活時，一種恐慌感卻讓我心跳加速。我年近四十了，還要重操舊業。我能做到嗎？真滑稽：儘管我總是抱怨戰爭，但它意味著我可以暫時不用做任何決定。有時候，被困在未定的狀態中也是可以忍受的。
昨天晚上，我去了寬街的一家酒吧，點了一品託苦啤酒。酒吧格外擁擠，厚厚的遮光窗簾讓人感覺怪異地被和整個世界隔離開來。我點燃香菸，喝著啤酒，什麼都不去想，只隱約感覺到周圍喋喋不休的喧譁，我進入溫暖而奇特的英國式迷離狀態，時光彷彿停止了二十分鐘。我要付賬時，酒吧老闆不肯收我的錢，他的妻子可不幹。「他總是這樣，」她憤憤地說，「穿軍裝的都不收錢。我跟他說了：他們的收入都很高，而我們還得討生活呢。沒必要做慈善。」老闆聳聳肩，表情窘迫。我說，她說的一點沒錯，我付了錢，還給了小費。這件小小的趣事有什麼含義，我也不知道。坐公共汽車回基地時，我心情很平靜。真有伯明翰的風格啊，我想，這也是我突然間如此喜愛這個地方的原因。
12月9日，星期四
經過各種訓練、體育鍛煉、帶著護具從高塔跳下的演練之後，終於要來真的了。我們大約二十個人，列隊走上一架經過特殊改造的老式斯特林轟炸機。我坐在一個義大利人旁邊，他看起來相當惶恐不安，我們把開傘索的夾子掛到貫穿機艙頂的纜繩上。「祝你好運。」我說，他用極其驚恐的眼神看著我。也許他知道他要跳到哪兒去。我們這一群奇怪的非空勤人員到底是什麼人？我們似乎是最不可能成為秘密特工的人。
斯特林起飛了，我們不斷繞圈，緩緩爬升，最後才飛到合適的高度。隨著空降區不斷臨近，機艙地板上的一個艙門開啟，中士教官站在旁邊。「做什麼都好，就是別往下看，」他不停地說，「你們就看著我帥氣的臉，我的手一放，就往前跨出去。」
輪到我之前，有六個人消失在我的視線之外。我什麼感覺都沒有，我設法遮蔽了所有情緒——我對我身上的降落傘及裝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有絕對的信心；我毫不懷疑，我的降落傘是包好的，當我拉下開傘索時，它就會輕而易舉、毫無阻礙地開啟。中士教官把手放下，說：「跳吧，七號。」我跨出了艙門。
氣流給身體帶來巨大的衝擊，我感覺我的降落傘彷彿瞬間就開啟了。我先是抬頭看了看髒兮兮的灰色傘篷，接著又低下頭看斯塔福德郡的鄉野。我看見第一個離開飛機的人已經在地面上了，正在往懷裡收翻騰的降落傘；其他比我先跳的人還在我下方，大體沿著一條線往下飄。我細細體會著這懸浮的感覺——不是完全失重（不知道那會是種什麼感覺：反正我沒覺得自己像根羽毛），更像是脫離了身體軀殼的誇張感覺，我以前在巴哈馬時也經歷過一次。當時我遊過暗礁，腳下的海床突然變深，四周的海水猛地從淺藍色變成藍黑色——就在這時，我意識到有人站在地面上對我大喊：「兩腳併攏，七號！」我低頭一看，看到另一個叫湯森德的教官正用擴音喇叭對著我發出指令。天哪，我想，我都能認出他是湯森德了，那說明我離地面一定很近了——
嘭。我落到地上，打了個滾兒，動作很機械，沒按指導的方法。正是他們之前告訴過我們的感覺：就像從三四米高的牆上跳下去——你要真試過，就知道那其實還是很高的。我站起來，臉上掛著自豪的笑容。「不錯嘛，蒙斯圖爾特先生，」湯森德邊說邊朝我小跑過來，「只剩四次了。」
1944年
1月7日，星期五
我在偷偷讀普洛默的自傳——寫得真好，簡直氣人——不知道有沒有人能從這本書中猜出它的作者是個濫交的同性戀。這是個反問句：答案是沒有人。這又引出另一個問題——這本書裡到底包含了多少事實？我在仔細思考這個悖論時，範德普爾走進來，叫我去拉什布魯克的辦公室。拉什布魯克和另一個人正等著我，那個人我不認識，拉什布魯克介紹說他是馬裡恩上校（他穿著平民衣服）。我突然感覺到全身的壓力在不斷增加，因為我意識到，我將有新的任務了，這正是跳傘訓練的目的。我想說：「在您繼續往下說之前，拉什布魯克上將，我想請求您將我調往炊事班。」當然，我什麼都沒說，拉什布魯克揮手讓我坐到椅子上，我順從地坐下了。他微笑著，看著我。
「別那麼擔心，蒙斯圖爾特。我們可是給你買了兩艘貨船呢。你現在是船主了。我們想讓你去瑞士，再多買幾艘船來。」
瑞士？我感覺下腹湧起一股愉悅的暖流，有那麼一瞬間，我甚至害怕自己是不是心情放鬆得尿了褲子。我的五臟六腑確實鬆弛下來了，自尊心卻有點受傷。瑞士是中立國，我對自己說，它比巴哈馬更安全。去一個內陸國家買船好像有點奇怪，可這不關我的事。
就這樣，「船舶經紀人行動」開始了。照他們對我的解釋，這個任務似乎非常簡單；只是實際進入瑞士的過程會比較複雜。按計劃，我會冒充烏拉圭商人，在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士尋找資金，擴充自己的商船隊伍，我已有兩艘船，船目前就停泊在蒙得維的亞港口。我懷疑這個故事是否可信，可他們提醒我，並不是全世界都在打仗。就拿南美洲來說，中立國的居民只要有必要的檔案和簽證，就可以自由進出。獲得許可後，瑞典人可以去英格蘭，墨西哥人可以去美國，西班牙人可以去澳大利亞。
我要去造訪日內瓦和蘇黎世的一些銀行，看能不能申請貸款買船（在接下來的幾天裡，還會有一系列詳細情況的介紹）。「我們並不指望真的會有人借錢給你，」拉什布魯克說，「我們只想讓你去那兒試一試。」我問為什麼。這時馬裡恩開口了：「會有人秘密接近你，是德國人，或是那些德國顯貴的代理人。他們想知道，要花多少錢才能坐你的船去南美洲。」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又問。因為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這些過街老鼠已經準備好乘船離開，馬裡恩說。這些人會接近你，你要記住和他們相關的細節——一切的細節——並儘量確認他們的身份。一個叫路德維格的人會聯絡你，你再將這些情報交給他。那我怎麼知道路德維格是誰呢？我問。他知道你是誰，別擔心，馬裡恩說。我要怎麼去日內瓦呢？我問。「你覺得你學跳傘是為了什麼？」範德普爾帶著不懷好意的笑容說。他們告訴我，在接下來的情況介紹中，我將瞭解其他所有資訊。我還有一個問題：我要在瑞士待多久？待到盟軍部隊到達邊境為止——他們要麼從法國出發，要麼從義大利出發——也許，拉什布魯克朝馬裡恩瞥了一眼，就在夏天吧。
1月9日，星期日
我向芙蕾雅暗示了「船舶經紀人行動」的事——我說部門給我在里斯本又安排了份工作。是拉什布魯克的主意——他知道你總得跟妻子說點什麼。你不是要去做什麼危險的事吧？芙蕾雅問。不會，不會，我說，不危險。就是去搜集些資訊——海軍情報處憑空又想了個什麼計劃。可我不禁也開始思考：這到底是誰的主意？馬裡恩上校是誰？我這一週接下來的安排全是聽情況彙報，主要是讓我的假身份故事更加完整。他們讓我給自己的新檔案和簽證選個名字，我想出了貢扎果·帕雷迪斯這個名字——一半是為我自己，另一半則是向福斯蒂諾致敬。他們從蒙得維的亞給蘇黎世和日內瓦的銀行發電報，要求他們為帕雷迪斯先生安排好會面時間。他們給我在日內瓦的商業大酒店訂好了房間。我有滿滿一資料夾關於待售商船的詳細資料。
2月13日，星期日
跟芙蕾雅和史黛拉度過了寧靜而溫馨的週末。週六，我們給史黛拉買了條小狗，黑色的拉布拉多小母狗。史黛拉說想給它取名湯米，那它就是湯米了。明天，我將開始前往義大利的漫長旅程。先乘坐荷蘭航空的飛機從布里斯托去里斯本。接著坐船去的黎波里。然後坐軍用飛機去開羅，再從那兒前往那不勒斯。一切似乎都按照真正的海軍情報處作風，井井有條地安排好了。我跟芙蕾雅說，我大概要去一個月，她可以通過範德普爾瞭解我的訊息。她對此很淡定。我就當你出差了，她說。當然，我之前也在巴哈馬待過八個月。看來大家都能接受善意的謊言。昨天晚上，我買了瓶阿爾及利亞紅酒，我們加了點糖和陳年丁香把它燙熱，再摻進朗姆酒。我們相互擁抱著躺在沙發上，聽留聲機播放的布拉姆斯第二交響曲，接著我們上了床，以恰當而溫柔的嚴肅感，開始做愛——我們兩個都是深諳此道的老手了。今天，我們會帶湯米去巴特西公園，讓它第一次走路。
「船舶經紀人行動」備忘錄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三，我在那不勒斯郊外的機場，登上「解放者」轟炸機。與我同行的是兩個法國人——我們剛剛見面——他們要跳傘進入被敵軍佔領的法國。我們的解放者轟炸機上沒有裝炸彈，而是裝滿了要運送給法國抵抗軍的供給，它將參與以德國南部為目標的轟炸偷襲。在偷襲過程中，我們會脫離轟炸機的主隊伍，飛過瑞士西部，而我就將在其中某個地點跳傘。我不知道那兩個法國人的目的地是哪裡。
在拉鏈連體衣裡面，我穿著灰色的法蘭絨套裝，繫著領帶。上衣內側的標籤來自蒙得維的亞的一個裁縫店。我帶著滿滿一手提箱的衣服和各種商業檔案——還有我在烏拉圭老家的妻子和女兒的照片。我錢包裡有一捆瑞士法郎，還有蓋了章的簽證和火車票，記錄著我從里斯本到馬德里，再穿過敵佔法國到日內瓦的行程。我有寫給里斯本、馬德里、日內瓦和蘇黎世銀行的介紹信。我所擁有的一切都絕對可靠地證明了，我是個烏拉圭商人，想要在中立的歐洲國家尋找銀行貸款買船。
我跟法國人握了握手，恐慌的情緒有所緩解。他們將跳傘進入敵佔法國；而我，至少在理論上，要去的是中立國家，那裡的居民不會把我當敵人。我反覆告訴自己：我不是要落入敵軍之手。跳傘指揮官是英國人，一位姓丘的空軍上士。
我們黃昏時起飛。「解放者」飛行中隊和來自附近基地的飛機在那不勒斯海灣上空組成隊伍，列隊向北朝巴伐利亞飛去。「要去炸軸承工廠。」丘秘密地小聲說。丘是個健談的人（也許這本來就是他彙報工作的一部分），他很高興終於能載一次英國人（「那些法國人都很內向」）。他總問我一些明知我不能回答的問題。「最近去過倫敦嗎，長官？對不起，對不起。」「國內那些礦工還在罷工嗎？對不起，長官，我幾個月沒回去了，知道吧。」
過了大約兩個鐘頭，我感覺我們的轟炸機飛離了隊伍，開始下降。丘讓我做好準備，我站到側門邊，把手提箱長長的綁帶扣到腳踝上，並將開傘索掛到艙頂的纜繩上。我從口袋裡掏出頭套，戴在頭上。
就在這一刻，我的恐懼達到最純粹的頂點，我聽到一個聲音在腦中尖叫：「你他媽的以為自己在幹嗎，蒙斯圖爾特？你有老婆孩子啊。你不想死。你為什麼要同意來幹這個？」我任由它說個不停，它分散了我的注意，反正我也沒有答案。丘從小舷窗裡往外望，說：「晚上天氣很好，視線清晰，適合跳傘，長官。」接著，一個美國口音說「還有五分鐘」，門框上的紅燈亮了。兩個法國人朝我比出代表勝利的v字手勢，喃喃說著祝我好運。
丘把門拉開，冷空氣猛然灌進來。我看到外面的探照燈一動不動地直射天際。「這些瑞士老好人，」丘說，「他們為了做樣子，時不時還要發幾枚高射炮上來。不過，他們總是把燈開著，好讓我們看清楚到了哪兒。」門框上的綠燈亮了。丘拍了一下我的後背，我拿起手提箱，將其緊緊抱在胸口，踏入茫茫夜色，開始了我的第六次跳傘。
刺骨的寒風撲面而來，我聽到降落傘在我頭頂「嘭」地開啟了，與此同時，手提箱被氣流衝出我的懷抱，它往下掉落，接著被繩子猛地拉住，拉得我的右腿生疼。有那麼可怕的一瞬間，我以為我掉了一隻鞋。手提箱掛在我腳踝上，像只動物在我下面來回晃動，讓我難受極了。我聽到「解放者」引擎的轟鳴聲，它又慢慢爬升，加入其他轟炸機的行列。
那天晚上，天空中掛著半輪月亮，雲層湧動。我看見，腳下的田野，還有一大片一大片尚未消融的白色積雪，都籠罩在均勻的灰藍色月光中。我能看到遠處平靜的日內瓦湖以及燈火管制並不那麼徹底的日內瓦城。我的降落地大概是正確的。
落地時十分艱難，我僥倖擦過一小叢灌木林，笨重地摔到地上，又被降落傘拖行了三十米左右。我緩過氣來，開始有條不紊地收起降落傘，脫下揹帶和連體衣。我的手提箱裡有一件大衣、一條圍巾和一頂小禮帽。我把它們都穿戴上：天氣太冷了。接著，我花了半個鐘頭，尋找能藏降落傘和連體衣的地方，最後，我把它們埋在一堵石牆邊的雪地裡，儘可能把翻亂的積雪拍平，我分析，等有人發現它們的時候，我應該早已消失在城裡了。
我知道日內瓦的方向，便沿著田埂走去，一直走到通往小路的門邊。我又沿著小路，走到交叉路口，路牌上寫著：日內瓦，十五公里。對我而言，現在是最危險的時候，我很清楚，大半夜獨自一人身處郊野——一個拿著手提箱的商人——要是有人來盤問我，我沒法說明自己的身份和行為。我必須儘快進城，不露聲色地混到市民中去。我不停地走：路上空蕩蕩的，沒有車輛。過了約一小時，我走到一個村莊邊。路牌上寫著名字：卡魯日。這時是凌晨四點。
我發現一座離小路不遠的陳舊的木製穀倉，決定在那裡等到天亮後村裡開始有動靜了再出發。我分析，周圍有了人，我可能就沒那麼引人注目了。又或者，村裡會有火車或公共汽車。我帶了扁酒壺和餅乾——瑟瑟發抖地坐在兩堵牆的牆角里，一點點啃著燕麥餅乾，小口抿著威士忌。
天漸漸亮起來，我用心把自己收拾乾淨，擦去鞋上和褲邊的泥。當你想要保持低調時，泥濘是最容易讓你暴露的細節。七點半左右，我從容不迫地走進村子，希望我的樣子就像個要趕火車的人。幸好，這是個不小的村子——有一家路邊旅店和一個郵局，咖啡館和麵包店都開門了；我四處遊走，沒有引來任何特別關注。我加入公共汽車站排隊的隊伍。我問一個十來歲的男孩，這趟車去不去日內瓦。他說去。我的法語看來過關了。
公共汽車來了，我上了車，買了票，在座位上坐好。頭一回，我稍稍放鬆下來，心裡湧出一股因無可厚非的自豪而生的小小滿足感。第一階段完成。我看著窗外閃過的日內瓦郊區：最危險的階段過去了。現在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繼續我的工作。
我在一個小廣場上下車，這裡似乎是市中心，我照著地圖，找到去商業大酒店的路。現在，我只是成百上千名穿著套裝、戴著帽子、匆匆忙忙開始一天工作的上班族中的一員。我走進商業大酒店的大堂，但立馬又走了出來。兩名警察正在跟前臺服務員說話。
這可能只是單純的例行公事，是巧合，是我運氣差。也許，我該大搖大擺走到前臺，宣告我的到來，可那樣做似乎會是愚蠢且毫無必要的冒險。我走過街角，看見一輛停著的警用麵包車，裡面有六個人在待命。這看起來更不妙了。我繼續在附近的街區走動，尋找其他合適的酒店——不能太豪華，也不能太破敗。我找到了一家——世界主義酒店。我覺得這是個好兆頭。
那天我基本都在房間裡，平復心情，清點物品。下午我睡覺。睡醒後，我給商業大酒店打電話，取消了預訂的房間，我說我在馬德里被耽擱了。
傍晚，我去一家餐廳吃了份小牛排配炸土豆，就著一杯啤酒嚥下肚去。在日內瓦的大街上閒逛很不正常。晚上十點過後，這裡就要燈火管制（路燈也要熄掉），但你總會感覺到，這樣做更多是出於責任而非需要。這裡的生活是有束縛的——晚餐便體現了這一點：啤酒摻了水，炸土豆令人無法下嚥，我只吃了一半——但儘管如此，這裡的氣氛還算正常。世界各地都在打仗，戰火近在咫尺，但這裡的人們並沒有那種潛藏的緊張感，你不會像在倫敦時那樣明顯地感到，腦海深處時時有種揮之不去的擔憂。我回到酒店，睡了個好覺。
早上，我給費特里銀行打電話，確定週一上午的會面。「啊，是的，帕雷迪斯先生，」秘書說，「我們當然記得。」到目前為止，一切順利。
午餐時，我走下樓，沿湖邊散步。我喝了杯咖啡，吃了塊蘋果派。我還記得，我當時在想，這一切是多麼怪異，我竟然來到了日內瓦，還假裝是烏拉圭的船老闆。我感覺喉嚨裡就要發出笑聲，在那一瞬間——我想，這也許就是一位真正的間諜才能感受到的誘惑吧——在所有風險和嚴肅的目的之下，還有一種純粹遊戲的因素，這是多麼令人沉醉。說了那麼多，做了那麼多，我來這裡就是要玩捉迷藏的遊戲。
回到酒店，前臺的女孩說有張給我的字條。我展開紙條，上面寫著：中央咖啡館，明天中午。路德維格。我把紙條還回去。「這一定是搞錯了，」我說，「這不是給我的。」可她說，他剛剛就在這兒，那個男人，就在二十分鐘之前，他說要找你，帕雷迪斯先生。不，不，我說，我努力保持冷靜。我讓她結算我的賬單——我說我必須緊急趕往蘇黎世。
我上樓收拾東西。開啟房門時，我發現有四個人正等著我：兩個拿衝鋒槍、穿制服的警察，還有兩名探員。其中一人向我出示了證件，並用西班牙語說：「帕雷迪斯先生，你被捕了。」
我被帶去郊區的警察局，並被領進一個房間。桌上有我的降落傘和連體衣，他們要求我指認。我用法語說，我完全不知道這些是什麼，我是從西班牙來做生意的。之前用西班牙語跟我說話的探員表揚我法語說得不錯，但別的什麼也沒說。
我被留在那個房間裡，直到夜幕降臨。我可以去上廁所，還有人端來一杯沒加糖的黑咖啡。我腦子裡亂糟糟的，被各種念頭、想象、猜測和自我反駁攪得稀裡糊塗。我儘量不下任何結論——現在還太早了，也許他們會放我走？可有一個問題反覆困擾著我：路德維格是怎麼知道我在世界主義酒店的？整個日內瓦、整個西歐，甚至整個世界上，唯一一個知道我在那裡入住的人是我自己呀。
晚上，我被帶出房間，從警察局後門離開。在那裡，有人扶我上了一輛貨車的尾廂。車門被鎖上了，車廂上沒有窗戶。貨車出發了；過了大約三小時，我們停下來，引擎熄火。
我爬出車廂，發現自己站在一幢相當大的別墅的車道上，前門口站著兩名持槍的哨兵。這時，探員們把我移交給在我看來是如假包換的獄警。我被帶進更衣室，他們要我脫掉自己的衣服，給了我一套替換內衣——包括短褲和背心——還有黑色的嗶嘰褲，灰色的法蘭絨無領襯衫，以及紐扣扣到脖子的粗糙的灰色緊身上衣。我腳上穿著厚厚的襪子，最奇怪的是，還穿了一雙沉重的木屐。我感覺自己像荷蘭農民和俄國革命時期指導員的混合體。
這樣穿戴好後，我跟著獄卒，穿過走廊，爬上樓梯，進入一個陳設簡陋的大房間。房間裡還遺留著一些以前裝飾的痕跡——窗簾掛杆，刷過漆的飛簷——和現在房間裡純功能性的傢俱形成了鮮明對比。現在這裡只有一張鐵床（鋪著毯子），一組桌椅，還有一隻尿壺。一扇大窗戶嵌著粗粗的鐵欄杆，靠牆有個中央取暖器——是溫的。
獄卒離開時用西班牙語說：「再見。晚安。」他鎖上了門。
這就是我的新家，我不由得想，我要在這裡待多久呢。
在別墅的生活。從窗戶望出去，我能看到湖水盡頭的美麗風景和遠處的雪山。後來我才知道，這是琉森湖。每天早上七點，會有獄卒來開門，護送我去洗漱間，在那裡，我倒掉夜壺，還可以在水盆邊剃鬚洗漱。我每週可以洗一次澡，洗洗頭髮。每隔兩週，我會拿到一整套替換衣服。我回到牢房時，早餐會等著我：麵包、乳酪和一陶瓷缸溫咖啡，絕不會很熱。下一次有人來打擾我的時間是中午——午餐：總是某種蔬菜湯，還有更多的麵包。下午，我可以去別墅的內院，那裡有一塊草坪，周圍是砂石小路，草坪也被砂石小路分成了四等分。在獄卒的眼皮底下，我可以四處走動，如果天氣好，我還可以坐著曬太陽。獄卒下令我進去時，我會瞄到另一個犯人（穿得和我一模一樣）來院子裡放風。時間漸漸過去，我得出結論，這幢房子裡應該只有六七個犯人，稀疏地分散在三層樓裡——我幾乎很少聽到外面走廊有咔嗒咔嗒的木屐聲。我回到房間後，晚上七點，有人端來晚餐，一盤燉菜或一塊豬排，總是配土豆，還有更多的麵包和乳酪。晚上九點熄燈。獄卒似乎一直在換人，無論我用什麼語言跟他們說話，他們總會試著用蹩腳的西班牙語跟我交談——「你好」「我們走吧」「沒關係吧」——而且，他們總叫我帕雷迪斯。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非常高效、非常安全的體系，可以說，非常有瑞士特色。一開始，我奇怪地感到如釋重負。世事難料啊：「船舶經紀人行動」如此迅速就失敗了。我被抓到了，我什麼也做不了了——遊戲結束，他們贏了。但瑞士畢竟是中立國：所以我不會受到蓋世太保的折磨，而我被轉去合適的拘留營肯定也只是時間問題（我知道目前大約有一萬兩千名盟軍士兵和飛行員被扣押在瑞士）。在某個地方，齒輪已經運作起來，吱嘎作響的戰俘管理官僚機器最終會找到我、發落我。只是，隨著日子一天天、一週周（獄卒總會告訴我日期）地過去，我越來越擔憂。目前的狀況彷彿可以永遠持續下去，而我已無聊到失去知覺：沒有書本，沒有報紙，沒有書寫工具。但我鍛鍊了身體，吃得也很好——實際上，我每天狼吞虎嚥吃下的那些麵包和乳酪還讓我長胖了。
過了大概六週，我要求見監獄長——我說我要坦白。過了幾天，突然有一天晚上，我被帶下樓，去了一樓的大客廳。客廳的一半都是空的，零散擺著些破舊但相當精美的傢俱。一個五十多歲的瘦高男人站在壁爐前，頭髮梳得一絲不亂，看起來令人不快，他身上穿著淺灰色雙排扣套裝。
「你會說英語嗎？」我問。得到他肯定的回答後，我把一切都告訴了他：我的真名叫洛根·蒙斯圖爾特，我是英國皇家海軍情報處的上尉，我被派到瑞士是為了預先防止戰爭結束時重要的納粹戰犯逃離歐洲。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聯絡到英國領事館官員，或是美國戰略勤務局駐伯爾尼的局長艾倫·杜勒斯。一切很快就會水落石出。
那個男人看著我，微微一笑。「你真以為我會相信這些胡說八道，帕雷迪斯先生？」
「我叫洛根·蒙斯圖爾特。」
「路德維格是誰？」
「他是我在日內瓦的接頭人。我之前從沒見過他。」
「你在撒謊。路德維格到底是誰？他在哪兒？」
我說我對這個路德維格真的一無所知。他叫來獄卒，獄卒把我帶回了牢房。
我的生活如常。儘管定期提出要求，但我再也沒有見過這個人了（我現在相信他應該是瑞士軍情部的頭兒梅森上校）。無聊達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新程度。我找到個分散注意力的辦法：我開始養起了在牢房裡找到的一小群蟲子——銀色的樹蝨，一隻蟑螂，還有一些棕色的小螞蟻——我用床上毯子的一角圍了個小圈，把它們圈養在裡面。我給它們全都取了名字（只是那幾只螞蟻很難區分），白天，我讓它們在我的嚴密監視下，在房間裡四處漫遊。這種打發時間的方法很有效。當然，它們總是想要逃跑，我只好不斷補充新員，它們的每次逃跑都能讓我間接感受到片刻的自由，就好像趁我不備從地板縫或壁腳板下鑽出去的是我自己。我仍時不時地要求與負責人見面，但全是徒勞。
我墮落到一種自己尚能容忍的冷漠狀態——我相信所有的囚犯都會經歷這個階段。你把個人靈魂交託給這個機構的日常流程。我不知道我在哪兒，我為什麼會被關起來（除了間諜罪，我想），以及瑞士這個國家花費不菲將我囚禁起來到底能得到什麼好處。我還抱有信念——幾乎和宗教信仰一樣天真而虔誠的信念——我相信，一定有人在努力營救我，芙蕾雅也一定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知道我還好好活著。我明白我只是需要等待。
夏末，我突然獲得抽菸的特權。我得到幾盎司散菸草和一些捲菸紙。我學會了如何卷出最細的香菸，我卷的香菸就跟攪雞尾酒的小棍一樣細，裡面緊緊裹著幾縷菸草。我想點火時，就得喊獄卒。我開始囤積多餘的捲菸紙。在洗漱間裡，有個舊煤爐，是用來加熱洗澡水的。從洗漱間出去時，我會用指甲從爐子外面摳一點煤灰片下來。把煤灰和尿混在一起，我就做成了勉強可用的墨水，只是這墨水有點騷味兒。我還有一枚釦針，是用來扣褲子前襠開口的——它成了我的筆。我有了筆、墨水和紙。我開始寫《洛根·蒙斯圖爾特獄中日記》。寫幾句話也要花上幾個鐘頭，因為我得在細長的捲菸紙上，費力地寫下極小的字，但這是我被捕以來第一次感覺到靈魂的萌動和放鬆。我又是個作家了。
十月。遊隼（我的一隻樹蝨）死了。我早上發現它緊緊蜷成小球，我想把它展開時，它的身體斷成了兩半。可憐的遊隼，它是我的小蟲隊伍裡最溫順、最不愛冒險的。湖上的落日美不勝收，霞光萬丈。可怕的心痛，還有身體的傷痛，想念芙蕾雅和史黛拉。起碼，她們一定知道我還活著。我要求獲得書寫工具，再次被拒絕，沒有任何解釋。獄卒接受你的申請時毫無異議，空手而歸時還總是道歉。海軍情報處一定知道我被捕了。神秘的「路德維格」知道我住在哪兒。（他是怎麼知道的？難道他當時就在酒店外面，看著我的到來，再跟著我到了世界主義酒店嗎？）他應該會報告我被捕的事。晚上，我有時會聽見重型轟炸機向北飛往德國的低沉轟鳴。忘不了我被捕那天午餐吃的蘋果派——那是我最後一次吃到甜點。自由是什麼味道？蘋果派的味道。
十一月十四日。雨果告訴我今天的日期。我叫他雨果，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他的真名。他不肯告訴我。現在，所有的獄卒都不顧我的反對，叫我貢扎果。雨果好像每隔三四天值一次班。我用法語問他戰爭的進展，他只是微笑著點點頭，說「挺好」。我感覺獄卒的輪班制度和這個地方的其他一切一樣，都井井有條。今天下午，我捶了五分鐘門才喚來獄卒。我要求見監獄長。要求被拒絕。
今天，我下樓去見了「大使館來的人」。有趣的是，這是我要求見監獄長被拒絕後的第三天。你以為你被拒絕了，但其實只是他們運作緩慢。
來人自我介紹說叫費爾南德茲先生，是西班牙駐洛桑領事館的，專門負責烏拉圭事務。他說我是自戰爭開始後，第五個來瑞士的烏拉圭人。我把我的故事和真實姓名告訴他。可如果你是英國人，他帶著失望的表情說，那你就不歸我管呀。你能不能幫我妻子捎個信？我問。當然了，他說，你妻子在蒙得維的亞嗎？不是，我說，在倫敦。他雙手一攤：「那就難辦了。」我告訴了他芙蕾雅的名字，央求他記下地址，最後他記下了。「就寫一句話，」我說，「告訴她我還活著，就這樣。行嗎？」他緊張地笑了笑，說他會盡力的。
1945年
一月。在孤獨和寂靜中度過新年。我在這張紙片上寫了首給芙蕾雅的詩，接著用它捲了一點菸草，象徵性地抽了這支菸。我在這個地方待了將近一年，開始受到某種可怕猜疑的折磨。我越來越相信，我的被捕和監禁與在巴哈馬發生的事有關。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公爵夫人的話：我們還是有些有權勢的朋友的。舉個例子，在德馬里尼被捕後，我為什麼會那麼快被召回英國？這個想出了「船舶經紀人行動」的馬裡恩上校是誰？伊恩怎麼對發生的一切毫不知情？我仔細琢磨事情的前因後果，其中浮現的問題讓我不寒而慄：那些在商業大酒店等我的警察是怎麼回事？我的降落傘怎麼那麼快就被找到了？我是運氣差，還是有什麼勢力在暗處搞鬼？
這樣的生活就像緩慢而溫和的折磨，對我來說，監禁最可怕的在於孤獨。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真正的孤獨：我得不到其他人的撫慰，無論是愛人的，還是朋友的。這不是獨居的問題：人可以忍受獨居，但沒有人喜歡孤獨。
我的性慾也進入某種瘋狂的節奏。有時候，我一天手淫六七次，像個毫無節制的青春期學生。接下來的三週，我又可能連一次性衝動都沒有。
我放棄了我的小蟲牧場：它們不是死於寒冷，就是在我把它們放到暖氣片旁邊時死於炙熱。
在這個世界上，擁有如此少的東西感覺真奇怪。可以說，我穿的衣服、我睡的床鋪和被子、我的桌子和椅子、我的夜壺（還有用來擦屁股的破布）、我裝菸草的錫鐵罐、我那一捆細細的捲菸紙，還有我的扣針，就代表了我在這世上的全部財產。準確地說，它們還不能算是我的財產——它們是借給我用的。我想起我在巴特西那個凌亂擁擠的家、我成千上萬冊的藏書、我的畫、我的文章、我那些被塞得滿滿的抽屜和衣櫃……突然間，我的整個世界、我的所有物品，都縮減成這些微不足道的必需品，我感覺如同船沒有了壓艙物，人沒有了身份。
從我視窗望出去的湖水彷彿有各種情緒，這有限的景色成了我美學世界的焦點。一切的美、一切的超驗思緒、一切的靈感激發與評價都來自這有限範圍內的琉森湖風景。我想，要是他們把這扇窗戶用磚砌上，那我撐不了幾個鐘頭就會發瘋。今天，陽光的角度讓湖面顯得如同光滑的銀鏡。高空薄薄的雲層如迷霧般輕輕遮住湛藍的天空。我看到一半玉米田正從淺綠色轉為第一抹成熟的砂黃色。我真希望這裡有條路，有些來往的人和車。我可以看幾個鐘頭的鳥，有一次，就只有那一次，我看見一艘有著細長紅色煙囪的蒸汽小船開進我的視野，可它掉轉頭，又駛出窗戶邊緣。
今天，雨果無意說到監獄有了新的監獄長。我要求跟他見面。要求被拒。
八月。大概凌晨兩點，被時高時低的警報聲驚醒，我立馬以為是空襲。兩名獄卒走進來，命令我穿上衣服。我被匆匆帶下樓，推出前門，走到砂石路上。另外三名囚犯已經在這兒了：我們眨著眼，彼此打量，彷彿是維多利亞時期的探險者在非洲叢林中碰了頭，羞澀得說不出話來。其他人也從這幢大房子的不同樓層被帶出來，加入我們的行列：總共有十一個人，都穿著一模一樣的灰色短袍、黑色褲子和重重的木屐。警報是真的——廚房起火了。一些消防車開過別墅後面，我們聽到叫喊聲和打碎玻璃的聲音。這是我們幾個月來經歷的最刺激的事，獄卒也是焦躁又好奇。趁著他們被混亂的局面分散了注意，我朝旁邊的男人轉過頭，用英語問：「你叫什麼名字？」「聽不懂，」他用德語悄聲說，「我是德國人。」看來這位是敵人了。「我是英國人。」我說。他看著我，困惑不解，然後指著另一個人。「義大利人。」他說。一名獄卒大叫著讓我們安靜。我們到底是誰？我想，我們在琉森湖邊的這幢別墅，被如此嚴密又上心地看管起來，到底是為什麼？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八月。和往常一樣，我想見新監獄長的要求雖然被拒絕了，但同樣帶來了遲來的結果。我被帶到樓下客廳，介紹給一位戴著圓框角質架眼鏡的年輕美國人。「我真不知道該拿你怎麼辦，帕雷迪斯先生。」他抱歉地說。我再次重複了那冗長而曲折的解釋。「這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一個安全和情報方面的問題，」我說，「如果你能讓戰略勤務局把這個訊息通知給倫敦，那我相信一切都將迎刃而解。」他告訴我杜勒斯已關閉了戰略勤務局。「什麼時候的事？」我說。他朝我眨眨眼，很是驚訝：「從歐洲戰爭結束以後呀。」他告訴我，戰爭結束了，結束了好幾個月了，我突然感覺既恐慌又無比放鬆。戰爭的徹底終結指日可待——可我們為什麼還這樣被與世隔絕地關在這裡？我告訴了他芙蕾雅的名字和地址，哀求他給她捎個信，說我還好好活著。他說他會盡力的。求你了，獄卒領著我朝門口走去時，我說，就幫我個忙吧。「是英格蘭的巴特西吧？」門關上時，他在我身後大喊。「倫敦的巴特西。」我回頭大喊。我希望他聽到了。
我瞄到其他囚犯的次數越來越少（我從來就只能瞄到他們一眼），這樣的頻率讓我開始擔心，是不是隻有我被留在這幢別墅裡了。我問保魯斯（另一個我給他取了名的獄卒），仗都打完了，現在是個什麼情況。他說：「哎呀，他們不想讓我們閒著唄。」我要求見監獄長，他告訴我，監獄長現在去了伯爾尼。我說要是見不到監獄長，我就要絕食抗議了。「嗨，貢扎果，」他帶著傷心的表情說，「冷靜點，兄弟。」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昨天晚上，我離開了湖邊別墅，穿著我被捕時的衣服，它們已經給洗得乾乾淨淨。他們給了我看起來很正式的官方檔案，以及由內政部簽發的臨時身份證明，上面寫著我是烏拉圭公民貢扎果·帕雷迪斯。我被卡車拉到義大利邊境的鐵路終點站，加入了兩百名其他流散人員（主要是克羅埃西亞人和羅馬尼亞人）的隊伍，我們被送上開往米蘭的封閉列車，要被送到切爾託薩附近的拘留營（三十三號營）等待審訊。我在琉森湖畔別墅的日子結束了。我終於要踏上回家之路了。
（事後補記。一九七五年。根據最近看到的資料，我相信，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我在瑞士被捕並被囚禁時，瑞士軍隊的情報部門正好出現了暫時的恐慌情緒，從而將局面弄得複雜。自從戰爭開始，瑞士就在納粹政權的核心安插了一名間諜，並源源不斷地從他那裡收到絕密的情報資料。一九四三年，安全方面的愚蠢失誤讓這條密線陷入危險，瑞士方面也越來越緊張，害怕收到的情報是打了折扣的，還擔心德國入侵瑞士的可能性在不斷增加，德國想要把瑞士變成他們「歐洲堡壘」大計劃中堅不可摧的一環。這種高度敏感的狀態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諾曼底登陸之後才真正開始得到緩解。我在一九四四年初秘密來到這個國家，可以說選了一個最糟的時機。我可以說跳進了一個交織著偏執多疑和軍方恐慌緊張情緒的蛇窩。我的一切——我與烏拉圭的聯絡、神秘的「路德維格」，以及我承認自己是來和納粹高官取得聯絡的坦白——都讓我成了重點懷疑物件。出賣我的人絕對沒有想到我所造成的恐慌。）
12月19日，星期三
切爾託薩。三十三號營。又開始積累財物的感覺很奇怪。我有了自己的手提箱、一套換洗的衣服、一套剃鬚工具，還有幾本美國雜誌——它們標誌著我重新進入真實的世界。今天下午，我想辦法跟一個名叫克羅澤的英國聯絡官說上了話。他是個聰明人，他一眼就看出來，無論我的故事乍聽有多離奇，但它確實是真的。當我看到他眼中的質疑逐漸被信任所取代時，我幾乎要喜極而泣了。他說他會立刻給倫敦發電報。我請他也給芙蕾雅發份電報，並把寫給芙蕾雅的信交給他。他承諾一定會將信送到，並給了我筆記本、鋼筆和墨水。他建議我趁著細節都還記得很清楚的時候，以備忘錄的形式把一切寫下來；他還警告我，在被送回家之前，我可能還要面對一系列緊張的彙報和審訊。所以，今天晚上，我要把我還記得的這短命的「船舶經紀人行動」的一切記下來。跟克羅澤聊過之後，我的心情輕鬆了很多：我穿過擁擠的拘留營，朝自己的小屋走去，我穿過流氓、赤貧者以及歐洲的悲慘世界，以溫柔慈愛的目光環顧四周。希特勒已死，惡魔已除，我們贏得了戰爭。洛根·蒙斯圖爾特的生活重新啟程了。
註釋：
保羅·克利於6月29日去世。
雜誌，剛由西里爾·康諾利編輯發行，葛利格森是贊助人。
大衛·埃克爾斯（davideccles）當時是被從戰時經濟部借調到里斯本的。
6月22日，法國投降。英國當時獨自對抗軸心國的勢力。
即溫莎公爵和公爵夫人。——譯註
地獄之口（bocadoinferno），離卡斯凱斯不遠的一處海蝕洞，因漲潮時海浪衝進洞穴產生的轟轟巨響而聞名，這一帶海岸線沿途風景優美，是著名景點。——譯註
派珀·阿里斯泰爾·弗萊徹（piperalistairfletcher）當時在蘇格蘭衛隊。
法國維希（vichy）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佔領下的法國傀儡政府。——譯註
這是德國人想把公爵引誘到西班牙和「安全地帶」的陰謀。
丘吉爾的電報：「我已成功解決了陸軍部對放弗萊徹離開的反對意見。」
公共檔案館檔案profo93133/180。
倫敦大轟炸（theblitz），「二戰」中納粹德國對英國首都倫敦實施的戰略轟炸，主要在1940年9月7日至1941年5月10日間，轟炸範圍遍及英國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以倫敦受創最為嚴重，超過4.3萬市民死亡，約10萬幢房屋被毀。——譯註
英國戰艦「反擊號」和「威爾士親王號」在12月被日軍擊沉。香港淪陷。日本於1941年12月7日對珍珠港發動偷襲。
4月，梅爾維爾路的這幢房子在轟炸中倖免於難，但遭到破壞。還沒來得及維修，又遭遇了入室搶劫。
1941年，萊蒂西亞女士嫁給了休·萊格特爵士（準男爵），他是個鰥夫，洛蒂隔鄰的地主，他的年紀是洛蒂的兩倍。
路易斯·麥克尼斯（louismacneice，1907—1963），詩人，當時在英國廣播公司擔任談話節目製作人。
拿騷（nassau），巴哈馬的首都。——譯註
格雷·菲利普斯少校（majorgreyphilips），溫莎公爵的審計官。
赫爾曼·戈林（hermanngoering，1893—1946），納粹德國的政軍領袖，與希特勒關係極為親密。——譯註
班加西（benghazi），利比亞第二大城市和重要海港。——譯註
奧克斯在加拿大發現了世界第二大金礦，是拿騷最富有的人，也是殖民地最大的捐助者。
實際應為大陸銀行。
菲利普·圭達拉（philipguedalla，1889—1944），作家，溫莎公爵夫婦的朋友，從支援公爵的立場出發，寫了記錄退位危機的著作《一百日》（thehundreddays，1934）。
溫莎公爵的弟弟，喬治六世全名為艾伯特·弗雷德里克·亞瑟·喬治·溫莎，伯蒂（bertie）為艾伯特的暱稱。——譯註
1942年，戈弗雷被開除。
弗萊明愛上了安·奧尼爾，她後來改名為安·羅斯梅爾，再後來成了伊恩·弗萊明太太。
該書於1943年6月由穆利·金斯伯格（murrayginsberg）出版社出版。11月時銷量已過3萬冊。
聖痕（stigmata），據說出現在某些聖徒身上的傷痕，與耶穌身上的釘子留下的傷痕類似。——譯註
《雙重人生》（doublelives，1943年）。
戰略勤務局（oss），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前身，美國在加入「二戰」後組建起來的機構。——譯註
艾倫·杜勒斯（allendulles，1893—1969），美國外交官和情報專家，曾任中央情報局局長。——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