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篇小說我是在一個討論會開始的時候抓時間看的。一口氣看完了，脫口說：「好！」

這是非常真實的生活。這種生活是荒謬的，但又是真實的。曹乃謙說：「我寫的都是真事兒。」我相信。荒謬得可信。

這是苦寒、封閉、吃莜麵的雁北農村的生活。只有這樣的地方，才有這樣的生活。這樣的苦寒，形成人的價值觀念，明明白白，毫無遮掩的價值觀念。「人家少要一千塊，就頂把個女兒白給了咱兒」，黑旦就同意把老婆送到親家家裡「做那個啥」，而且「橫豎一年才一個月」，覺得公平合理。溫孩在女人身上做那個啥的時候，就說：「日你媽你當爺鬧你呢，爺是鬧爺那兩千塊錢兒。」溫孩女人也認為應該叫他鬧。醜哥的情人就要嫁給別人了，她說「醜哥保險可恨我」，醜哥說「不恨」，理由是「窯黑子比我有錢」。由於有這種明明白白的，十分肯定的價值觀念，溫家窯的人有自己的牢不可破的道德標準。黑旦的女人不想跟親家去，而且「真的來了」，黑旦說：「那能行？中國人說話得算話。」他把女人送走，邊走邊想，還要重複一遍他的信條：「中國人說話得算話。」醜哥的情人提出：「要不今兒我就先跟你做那個啥吧」，醜哥不同意，說：「這樣是不可以的。咱溫家窯的姑娘是不可以這樣的。」為什麼不可以？溫家窯的人就這樣被自己的觀念釘實、封死在這一片苦寒苦寒小小天地裡，封了幾千年，無法衝破，也不想衝破。

但是溫家窯的人終究也還是人。他們不是木石。黑旦送走了步人，忍不住扭頭再瞭瞭，見女人那兩隻蘿蔔腳吊在驢肚下，一悠一悠地打悠悠，他的心也一悠一悠的打悠悠。《莜麥秸窩裡》是一首很美的，極其獨特的抒情詩。這種愛情真是特別：

「有錢我也不花，悄悄兒攢上給醜哥娶女人。」

「我不要。」

「我要攢。」

「我不要。」

「你要要。」

這真是金子一樣的心。最後他們還是歸結到這是命。「她哭了，黑旦聽她真的哭了，他也滾下熱的淚蛋蛋，‘撲騰撲騰’滴在她的臉蛋蛋上。」也許，他們的眼淚能把那些陳年的習俗澆溼了，澆破了，把這片苦寒苦寒的土地澆得溫暖一點。

作者的態度是極其冷靜的，好像完全無動於衷。當然不是的。曹乃謙在會上問：「我寫東西常常自己激動得不行，這樣好不好？」我說：要激動。但是，想的時候激動，寫的時候要很冷靜。曹乃謙做到了這一點。他的小說看來不動聲色，只是當一些平平常常的事情敘述一回，但是他是經過痛苦的思索的。他的小說貫串了一個痛苦的思想：無可奈何。對這樣的生活真是「沒辦法」。曹乃謙說：問題是他們覺得這樣的生活很好。他們不覺得這樣的生活是可悲的。然而我們從曹乃謙對這樣的荒謬的生活作平平常常的敘述時，聽到一聲沉悶的喊叫：不行！不能這樣生活！作者對這樣的生活既未作為奇風異俗來著意渲染，沒有作輕浮的調配，也沒有粉飾，只是恰如其分地作如實的敘述，而如實地敘述中抑制著悲痛。這種悲痛來自對這樣的生活，這裡的人的嚴重的關切。我想這是這一組作品的深層內涵，也是作品所以動人之處。

小說的形式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樸素，一般意義上的單純，簡直就是簡單。像北方過年廟會上賣的泥人一樣的簡單。形體不成比例，著色不均勻，但在似乎草草率率畫出的眉眼間自有一種天真的意趣，比無錫的製作得過於精緻的泥人要強，比塑膠製成的花仙子更要強得多。我想這不是作者有意追求一種稚拙的美，他只是照生活那樣寫生活。作品的形式就是生活的形式。天生渾成，並非「返樸」。小說不乏幽默感，比如黑旦陪親家喝酒時說：「下個月你還給送過來，我這兒借不出毛驢。」讀到這裡，不禁使人失聲一笑。但作者絲毫沒有逗笑的意思，這對黑旦實在是極其現實的問題。

語言很好。好處在用老百姓的話說老百姓的事。這才是善於學習群眾語言。學習群眾語言不在吸收一些詞彙，首先在學會群眾的「敘述方式」。群眾的敘述方式是很有意思的，和知識分子絕對不一樣。他們的敘述方式本身是精緻的，有感情色彩，有幽默感的。趙樹理的語言並不過多地用農民字眼，但是他很能掌握農民的敘述方式，所以他的基本上是用普通話的語言中有特殊的韻味。曹乃謙的語言帶有莜麥味，因為他用的是雁北人的敘述方式。這種敘述方式是簡練的，但是有時運用重複的句子，或近似的句式，這種重複、近似造成一種重疊的音律，增加敘述的力度。比如：

溫孩女人不跟好好兒過，把紅褲帶綰成死疙瘩硬是不給解，還一個勁兒哭，哭了整整一黑夜。

……溫孩從地裡受回來，她硬是不給做飯，還是一個勁兒哭，哭了整整兒一白天。（《女人》）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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