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

射工尚復得白鹿脯，——唶我！

黃鵠摩天極高飛，

後宮尚復得烹煮之。

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

釣鉤尚得鯉魚口。——唶我！

人民生各各有壽命，

死生何須複道前後？」

這是中彈身亡的小烏鴉的魂魄和它的母親的在天之靈的對話。這首詩的特別處是接連用了五個「唶我」。聞一多先生以為「唶我」應該連讀，舊讀「我」屬下，大謬。這樣一來，就把一首因為後人斷句的錯誤而變得很奇怪彆扭的詩又變得十分明白曉暢，還了它的本來面目，厥功至偉。聞先生以為「喏」是大聲，「我」是語尾助詞。是語尾助詞。我覺得，乾脆，這是一個詞，是一個狀聲詞，這就是烏鴉的叫聲。通篇充滿了烏鴉的喊叫，增加詩的悽愴悲涼。

婕蝶行

蝶之邀遊東園，

奈何卒逢三月養子燕，

接我苜蓿間。

持之我入紫深宮中，

行纏之傅欂櫨間。

雀來燕。

燕子見銜哺來，

搖頭鼓翼何軒奴軒。

剔除了幾個「之」字，這首詩的意思是明白的：一隻快快活活的蝴蝶，被哺雛的燕子叼去當作小燕子的一口食了。

這幾首動物題材的樂府詩有以下幾個共同的特點：

一、它們是一種獨特題材的詩，不是通常所說的（散體和詩體的）「動物故事」。「動物故事」，或名寓言，意在教訓，是以物為喻，說明某種道理。它是哲學的、道德的。「動物故事」的作者對於其所借喻的動物的態度大都是超然的、旁觀的，有時是嘲謔的。這些樂府詩是抒情的，寫實的。作者對於所描寫的動物寄予很深的同情。他們對於這些弱小的動物感同身受。實際上，這些不幸的動物，就是作者自己。

二、這些詩大都用動物自己的口吻，用第一人稱的語氣講話。《婕蝶行》開頭雖有客觀的描敘，但是自「接我苜蓿間」之後，仍是蜨蝶眼中所見的情景，仍是第一人稱。這些詩的主要部分是動物的獨白或對話。它們又都有一個簡單然而生動的情節。這是一些小小的戲劇。而且，全是悲劇。這些悲劇都是突然發生的。婕蝶在苜蓿園裡遨遊，烏鴉在桂樹上端坐，原來都是很暇豫安適，自樂其生的，可是突然間橫禍飛來，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枯魚過河泣》、《雉子班》雖未寫遇禍前的景況，想象起來，亦當如是。朱矩堂曰「禍機之伏，從未有不於安樂得之」，對於這些詩來說，是貼切的。

三、為什麼漢代會產生這樣一些動物題材的民歌？寫動物是為了寫人。動物的悲劇是人民的悲劇的曲折的反映。對這些猝然發生的慘禍的陳述，是企圖安居樂業的人民遭到不可抗拒的暴力的摧殘因而發出的控訴。動物的痛苦即是人的痛苦。這一類詩多用第一人稱，不是偶然的。

這些痛苦是由誰造成的？誰是這些慘劇的對立面？《枯魚》未明指。《婕蝶行》寫得很隱晦。《雉子班》和《烏生》就老實不客氣地點出了是「王孫」和「遊遨蕩子」，是享有特權的貴族王侯。這些動物詩，實際上寫的是特權階層對小民的虐害。我們知道，漢代的權豪貴戚是非常的橫暴恣睢、無所不為的。權豪作惡，成為漢代政治上的一個大問題。這些詩，是當時的社會生活的很深刻的反映。

這些寫動物詩，應當聯絡當時的社會生活來看，應當與一些寫人的詩參照著看，——比如《平陵東》（這是一首寫五陵年少綁架平民的詩，因與本題無關，故從略）。

民歌中的哲理

民歌，在本質上是抒情的。

民歌當中有沒有哲理詩？

湖南古丈有一首描寫插秧的民歌：

赤腳雙雙來插田，低頭看見水中天。

行行插得齊齊整，退步原來是向前。

首先，這是民歌麼？論格律，這是很工整的絕句。論意思，「退步原來是向前」，是所謂「見道之言」。這很像是晚唐和宋代的受了禪宗哲學影響的詩人搞出來的東西。然而細讀全詩，這的確是勞動人民的作品。沒有親身參加過插秧勞動的人，是不可能有這樣真切的體會的。這不是像白居易《觀刈麥》那樣只是以旁觀者的身份在那裡發一通感想。

或者，這是某個既參加勞動，也熟悉民歌的詩人所製作的擬民歌。劉禹錫、黃遵憲的某些詩和民歌放在一起，是幾乎可以亂真的。但是我們還沒有聽說過古丈曾出過像劉禹錫、黃遵憲這樣的詩人。

是從別的地方把擬作的民歌傳進來的？古丈是個偏僻的地方，過去交通很不方便，這種可能性也不大。

看來，我們只能相信，這是民歌，這是出在古丈地方的民歌。

或者說，這是民歌，但無所謂哲理。「退步原來是向前」，是記實，插秧都是倒退著走的，值不得大驚小怪！不能這樣講吧。多少人插過秧，可誰想到過進與退之間的辯證關係？唱出這樣的民歌的農民，確實是從實踐中悟出一番道理。清代的湖南，出過幾個農民出身的唯物主義的哲學家。莫非，湖南的農民特別長于思辨？籲，非所知矣。

何況前面還有一句「低頭看見水中天」呢。抬頭看天，是常情；低頭看天，就有點哲學意味。有這一句，就證明「退步原來是向前」不是孤立的，突如其來的。從總體看，這首民歌瀰漫著一種內在的哲理性。——同時又是生機活潑的，生動形象的，不像宋代某些「以理為詩」的作品那樣平板枯燥。

民歌，在本質上是抒情的，但不排斥哲理。

民歌中有沒有哲理詩，是一個值得探討下去的題目。

《老鼠歌》與《碩鼠》

藏族民歌裡有一首《老鼠歌》：

從星星還沒有落下的早晨，

耕作到太陽落土的晚上；

用疲勞翻開這一鋤鋤的泥土，

見太陽昇起又落下山崗。

收的穀子粒粒是血汗，

耗子在黑夜裡把它往洞裡搬；

這種冤枉有誰知道誰可憐，

唉，累死累活只剩下自己的辛酸。

我們的皇帝他不管，他不管，

我們的朋友只有月亮和太陽；

耗子呀，可恨的耗子呀，

什麼時候你才能死光。

讀了這首民歌，立刻讓人想到《詩經》裡的《碩鼠》。現代研究《詩經》的人，都認為《碩鼠》是勞動者對於統治階級加在他們頭上的不堪忍受的沉重的剝削所發出的怨恨，諸家都無異詞。這首《老鼠歌》可以作為一個有力的旁證。如果看了周良沛同志的附註，《詩經》的解釋者對於他們的解釋就更有信心了：

「這支歌是清末的一個藏族農民勞動時的即興之作。他以耗子的形象來影射統治者對人民的剝削。這支歌流行很廣，後遭禁唱。一九三三年人民因唱這支歌，曾遭到反動統治者的大批屠殺。」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民族，卻用同樣的形象，同樣影射的方法來咒罵壓在他們頭上的剝削者，這是很有意思的事。其實也不奇怪，人同此心而已。他們遭受的痛苦是一樣的。奪去他們的勞動果實的，有統治者，也有像田鼠一樣的獸類。他們用老鼠來比喻統治者，正是「能近取譬」。碩鼠，即田鼠，偷盜糧食是很兇的。我在沽源，曾隨農民去挖過田鼠洞。挖到一個田鼠洞，可以找到上斗的糧食。而且儲藏得很好：豆子是豆子，麥子是麥子，高梁是高梁。分門別類，毫不混雜！這是一個典型的不勞而食者的糧倉。而且，田鼠多得很哪！

《碩鼠》是魏風。周代的魏進入了什麼社會形態，我無所知。周良沛同志所蒐集的藏族民歌，好像是雲南西部的。那個地區的社會形態，我也不瞭解。「附註」中說這是一個「農民」的即興之作。是自由農民呢，還是農奴呢？「統治者」是封建地主呢，還是農牧主呢？這些都無從判斷。根據直覺的印象，這兩首民歌都像是農奴制時代的產物。大批地屠殺唱歌人，這種事只有農奴主才幹得出來。而《碩鼠》的「逝（誓）將去汝，適彼樂土」很容易讓人想到農奴的逃亡。——封建農民是沒有這種思想的。有人說「適彼樂土」只是空虛渺茫的幻想，其實這是十分現實的打算。這首詩分三節，三節的最後都說：「逝將去汝」，這是帶有積極的行動意味的。而且感情是強烈的。「逝將」乃決絕之詞，並無保留，也不軟弱。在農奴制社會里，逃亡，是當時僅能做到的反抗。我們不能用今天工人階級的覺悟去苛求幾千年前的農奴。這一點，我和一些《碩鼠》的解釋者的看法，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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