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暫時稍微與世界隔離，不老摔不開我們是生活在怎樣一個國度裡這個意識，這就是說，假定我們有一個地方，有一種空氣，容許並有利於我們說這個題目。不必要在一個水濱，一個虛廊，竹韻花影；就像這兒，現在，我們有可坐的桌子凳子，有可以起來走兩步的空當，有一點隨便，有說或不說的自由；沒有個智慧超人，得意無言的傢伙，臉上不動，連狡詭的眯眼也不給一個地在哪兒聽著；沒有個真正的小說家，像託老頭子那樣的人會聲勢凌人的闖進來；而且我們不是在「此處不是講話之地」的大街上高談闊論；這也就夠了。我們的話都是草稿的草稿，只提出，不論斷，幾乎每一句前面都應加一句：假定我們可以這樣說。我們所說的大半是平時思索的結果，也可能是從未想過，臨時觸起，信口開河。我想這是常有的事，要說的都沒有說，盡招架了些不知從那兒斜刺裡殺出來的程咬金。有時又常談到嘴邊，嚥了下去；說了一半，或因思緒散斷，或者覺得看來很要緊的意見原來毫不相干，全無道理，接不下去了。這都挺自然，不勉強，正要的是如此。我們是一些喜歡讀，也多少讀過一點，甚至想動筆，或已經試寫了一陣子小說的人，可是千萬別把我們的談話弄得很職業氣。我們不大中意那種玩兒票的派頭，可是業餘的身份是我們遭遇困難時的解脫藉口。不知為不知，我們沒有責任搜尋枯腸，找話支吾。我們說了的不是講義，充其量是一條一條的札記，不必弄得四平八穩，份量平均，首尾相應，具一格局。好了，我們已經不受拘束，放心說話吧。聲音大，小，平緩，帶舞臺動作，發點脾氣，罵罵人，一切隨心所欲，悉聽尊便。

在這許多方便之下，我呈出我的一份。

無庸諱言，大家心照，所有的話全是為了說的人自己而說的。唱大鼓的走上來，「學徒我今兒個伺候諸位一段大西廂」，唱到得意處，得意的仍是他自己。聽唱的李大爹、王二爺也聽得頗得意，他們得意的也是他們自己。我覺得李大爹王二爺實際也會唱得極好，甚至可能比臺上人更唱得好，只是他們沒有唱罷了。李大爹王二爺自小學了茶葉店糕餅店生意，他們註定了要搞旗槍明前，上素黑芝麻，他們沒有學大鼓。沒有學，可是懂。他摸得到頓、撥、沉、落、迥、扭、煞諸種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那麼點個妙處。所以李大爹王二爺是來聽他們自己唱，不，簡直聽他們自己整個兒的人來了。臺上那段大西廂不過是他們的替身，或李大爹，頭也那麼一點。他們的意思是「是了！」在這一點上勞倫斯的「為我自己」，克羅採的傳達說，我都覺得有道理。——阿，別瞪我，我只是藉此而說明我現在要說的話是一個什麼性質。這，也是我對小說作者與讀者間的關係的一個看法，這等一下大概還會再提起。真是，所有的要說恐怕都只是可以連在一處的道白而已。

時下的許多小說實在不能令人滿意！

教我們寫作的一位先生幾乎每年給學生出一個題目：一個理想的短篇小說。——我當時寫了三千字，不知說了些什麼東西；現在想重新交一次卷，雖然還一樣不知會說些什麼東西。——可見，他大概也頗覺得許多小說不頂合乎理想。所以不頂理想，因為一般小說都好像有那麼一個「標準」：

一般小說太像個小說了，因而不十分是一個小說。

懸定一個尺度，很難。小說的種類將不下於人格；而且照理兩者的數量（假如可以計算）應當恰恰相等；鑑別小說，也如同品藻人物一樣的不可具說。但我們也可以像看人一樣的看小說，憑全面的，綜合的印象，憑直覺。我們心平氣和，體貼入微的看完一篇東西，我們說：這是小說，或者不是小說，有時候我們說的是這夠或不夠是一個小說。這跟前一句話完全一樣，夠即是，不夠的不是。在這一點上，小說的讀者，你不必客氣，你自然先假定自己是「夠了」。哎，不必客氣，這個夠了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不夠，你還看什麼小說呢？

那個時候，我因為要交卷，不得不找出一個「理想」的時候，正是卞之琳先生把《亨利第三》、《軍旗手的愛與死》翻譯過來的時候，手邊正好有一本，抓著就是，我好像憋了一點氣，在課堂上大叫：

「一個理想的短篇小說應當是像《亨利第三》與《軍旗手的愛與死》那樣的！」

現在我的意思仍然如此，我願意維持原來的那點感情，不過覺得需要加以補充。

我們看過的若干短篇小說，有些只是一個長篇小說的大綱，一個作者因為時間不夠，事情忙，或者懶，有一堆材料，他大概組織分佈了一下，有時甚至連組織分佈都不幹，馬馬虎虎的即照單抄出來交了貨，我們只看到有幾個人，在那裡，做了什麼事，說話了，動作了，來了，去了，死了。有時作者覺得這太不像小說，（就是這個倒霉的覺得害了他！）小說不能單是一串流水賬，於是怎麼樣呢？描寫了把那個人從頭到腳的像裁縫師傅記出手下襬的那麼記一記，清楚是清楚了，可是我們本來心裡可能有的渾然印象反教他擠掉了。我們只落得一堆零碎料子，多高的額頭，多大的鼻子，長腿或短腿，外八字還是內八字腳，……這些「部分」彼此不粘不靠，不起作用，不相干。還有更不相干的，是那些連篇累牘的環境渲染。有時候我們看那段發生在秋天的黃昏的情景，並不是一定不能發生在春天的早晨。在進行演變上，落葉，溪水，夕陽，歌聲，蟋蟀，當然風馬牛不相及。這是七巧板那麼拼出來的，是人為的，外加的，生造的，不融合的。他沒有把這些東西當著是從故事中分泌出來，為故事的一個契機，一分必不可少的成分。他的文字不是他要說的那個東西本身。自然主義用在許多人手裡成了一個最不自然的主義。這些人為主義而犧性了。有些，說得周詳縝密，結構緊嚴，力量不懈，交待乾淨，不浪費筆墨也不偷工減料，文字時間與故事時間合了拍，把讀者引上了路，覺得舒服得很；可是也只算長篇小說之一章，很好的一章而已。更多的小說，比較鮮明生動，我們以為把它收入中篇小說，較為合適。再有一種則是「標準的」短篇小說。標準的短篇小說不是理想的短篇小說，也不能令我們滿意。

我們的談話行將進入一個比較枯燥困難的階段，我們怕不能擺脫習慣的演講方式。我們儘量想避開讓我們踏腳，也放我們疲憊的抽象名詞，但事實上不易辦到，先歇一歇力，在一塊不大平滑的石頭上坐一坐，給短篇小說來講一個定義！不用麻煩揀選，反正我們掉一掉身子馬上就來。中學教科書上寫著，短篇小說是：

用最經濟的文學手腕，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面。

我們且暫時義務的為這兩句話作一註釋。或者六經注我，靠它的幫忙說話。我們不得已而用比喻，扣槃捫燭，求其大概。弗吉尼亞·伍爾芙夫人以在火車中與白朗寧太太同了一段路的幾位先生的不同感情衝動譬象幾種不同的寫小說法，我們現在單摘取同車一事來說明小說與其人物的關係。設想一位作者，我們稱他為×先生，在某處與白朗寧太太一齊上了車，火車是小說，車門一關，汽笛拉動，車開了，小說起了頭。×先生有墨水兩瓶，鋼筆尖二盒，一箱子紙，四磅菸草，白朗寧太太有的是全部生活。×先生收心放志，集中精神，鬆開領子，咬起大煙鬥，白朗寧太太開始現身說法，開始表演。我們設想火車軌道經行之地是白朗寧太太的生活，這一列車隨處可停，可左可右，可進可退，給×先生以諸方便，他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白朗寧太太生活中任何場景節目。白朗寧太太生來有個責任，即被寫在小說裡，她不厭煩，不掩飾省略，妥妥實實回答×先生一切問話。好了，除去吃飯睡覺等不可要的動作之外，白朗寧太太一生盡在此中，×先生也頗累了，他們點點頭，下車，分別。小說完成！

這裡，你覺得這是可能的麼？

有人說歷史這個東西就是歷史而已，既不是科學，也算不得是藝術。我們埋葬了一部分小說，也很可以在它們的墓碑上刻這樣兩句話。而且歷史究竟還是歷史，若干小說常不是科學，不是藝術，也不成其為小說。

長篇小說的本質，也是它的守護神，是因果。但我們很少看到一本長篇小說從幹百種可能之中挑選出一個，一個一個連編起來，這其間有什麼是必然，有決定性的。人的一生是散漫的，不很連貫，充滿偶然，千頭萬緒，兔起鶻落，從來沒有一個人每一秒鐘相當於小說的一段，一句，一字，一標點，或一空格，而長篇小說首先得悍然不顧這個情形。結構，這是一個長篇最緊要的部分，而且簡直是小說的全部，但那根本是個不合理的東西。我們知道一個小說不是天成的，是編排連綴出來的，我們懷疑的是一個作者的精神是否能夠照顧得過來，特別是他的記憶力是不是能夠寫到第十五章時還清清楚楚對他在第三章中所說的話的分量和速度有個印象？整本小說是否一氣呵成，天衣無縫，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不能倒置，翻覆，簡直是那樣便是那樣，毫無商量餘地了？

從來也沒有一個音樂家想寫一個連續演奏十小時以上的樂章吧，（讀《戰爭與和平》一遍需要多少時候？）而我們的小說家，想做不可能的事。看他們把一厚冊一厚冊的原稿銷燬，一次一次地重寫，我們寒心那是多苦的事。有幾個人，他們是一種英雄式的人，自人中走出，與大家不同，他們不是為生活而寫，簡直活著就為的是寫他的小說，他全部時間入於海，海是小說，居然做到離理想不遠了。第一個忘不了的是狠辣的陀思退亦夫斯基（注：現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像是一咬牙就沒有鬆開過。可是我們承認他的小說是一種很偉大的東西，卻不一定是親切的東西。什麼樣的人是陀思退亦夫斯基的合適讀者？

應是科學家。

我寧願通過工具的艱難，放下又拿起，翻到後面又倒回前頭，隨便挑一節，抄兩句，不求甚解，自以為是，什麼時候，悠然見南山，飛鳥相與遠，以我之所有向他所描畫的對照對照那麼讀一遍《尤利色斯》（注：現譯《尤利西斯》）去。小說與人生之間不能描畫一個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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