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代浦是整個使團的明星，這是公認的。在納西拉巴德村，我們的第一站，穆庫特先生的講話極其簡短，我的吉普拐錯了彎，當我趕到會場時，他的發言已經結束了，他盤腿坐在臨時搭起的講壇上，閉著眼睛，祥和、安靜、耐心地坐在烏代浦穿著小羊皮鞋的腳邊，像一個安於自己無足輕重地位的人。烏代浦卻沒有忘記他。「人們問我，‘穆庫特先生不是個盲人嗎？’我說，‘他看不見外在的世界，內心卻洞明燭照。當你走進神廟、清真寺或者教堂的時候，你會閉上眼睛祈禱。你的眼睛看不見，你的內心卻沒有失明。’」

穆庫特先生坐在那裡，巋然不動，就像在神廟中靜心的人。但今天還有很多安排，突然——夏爾達先生沒有發表講話——集會結束了，靜心和安詳的狀態一掃而空。烏代浦和穆庫特先生敏捷地爬下講壇，無比迅速地上了車，結果我很快又把他們跟丟了，直到三十英里之外的比瓦爾才趕上他們。

比瓦爾之後是荒漠，布希姆之後又是荒漠。沒有水渠灌溉的綠洲，沒有樹木，也沒有騎腳踏車的農民，只有岩石、時隱時現的仙人掌和空空如也的道路。有時會看到一隻駱駝，有時會看到一個衣衫襤褸的農民，穿著補過的皮涼鞋，揹著自制的土槍：這裡是盜匪出沒的鄉間。但在這片荒野中，經常會有一小群拉其普特人跑到公路上來，攔住使團，爭睹他們從未見過的大公風采（烏代浦的一位大公上次到這裡來是一九三八年）。烏代浦在勞斯萊斯里站了起來，人們擊鼓歡呼，有時候居然會冒出喇叭的聲音。

人們給他戴上花環，把沉香木灰塗在他的額頭上，往他身上灑紅色和紫色的水（他的深藍色尼龍外套就是為這個準備的）。他們的儀式極其隆重，彷彿他是廟裡的一尊神（他的墨鏡恰好讓他顯得高深莫測）。他們用火圍著他的臉劃圈，火是熠熠閃光的樟腦燈，火焰在銅盤中燃燒。有一次，一個女人用手拿著東西喂他吃。烏代浦在這裡已經不只是一位大公，他還是hinduonkasuraj，印度太陽，這是古代拉其普特騎士的稱號，已經與他們的宗教融為一體。在某一站，一個男人高喊：「你是我們的神！」烏代浦迅速而正確地回答：「神靈普照你和我。」

穆庫特先生沒有被遺忘。勞斯萊斯開動後，拉其普特人就轉過身來圍住灰色的大轎車。每到這種時候，夏爾達先生總是不耐煩地衝我招手，催我上路，所以我不知道沙漠裡的人有沒有因為他們對大公的忠誠而從穆庫特先生口中收穫些許的讚頌。

剛過中午，我們來到了城牆環繞的代奧格爾。主城門處一片混亂，擁擠的人群中，一匹披著白布的白馬在等候烏代浦的到來。我們使團的播音員激動萬分：「你們的大公來了。一千四百年來，你們心懷大公，而現在他來了，印度太陽。你們盼雲彩、盼雨水一樣地盼望著他，現在，你們的大公來了。」就像是電影裡的壯觀場面，城牆內的人早已傾城而出，裹著鮮豔頭巾和紗麗的男男女女也早已急急忙忙地越過沙漠，來到卡尼·戴維神廟，卡尼·戴維是這座城鎮的女神，烏代浦要在她的神廟裡演講。

我覺得，夏爾達先生跟他的兩位政治宿敵在一起時有些失語。他低聲對我說：「人民同盟，這些人全是人民同盟組織的。」

沒多久，烏代浦開始向來自沙漠的聽眾講話了——黃沙、城牆、關隘和霧靄籠罩的起伏山脈，映襯著聽眾鮮豔的頭巾和微笑的臉龐。烏代浦談論著甘地夫人如何威脅到民主和憲法，穆庫特先生盤腿坐在有頂棚的講壇上，兩位保鏢站在荊棘樹的陰涼裡，掃去勞斯萊斯上的塵土。

烏代浦已經脫掉了貝雷帽，換上了拉其普特頭巾。一個人，眾多的角色。但烏代浦是個很棒的演說家，因為他欣然接受了他的每一個角色——神，拉其普特人和民主人士——並讓它們和諧地結合在了一起。「我不是神，我只是神的某種代表。我們都供奉溼婆，eklingnath。」他不是政客；他不想要任何人的選票。「我不是人民同盟的支援者，我支援自由。」拉其普特人鼓起掌來。「我們這裡沒有警察，我們不需要警察。我們不像英迪拉派國大黨，我們之間有愛，因為我們是合一的。」聽眾因為他的政治妙語而大笑，為他闡述的拉其普特人的忠誠的基石而鼓掌。

接下來，我們把穆庫特先生留給了選民，其餘的人來到烏代浦屬臣的宮殿吃午飯。這是一座光禿禿的破敗宮殿，選舉在這裡似乎已經被人遺忘。屬臣和他的幼子穿著光彩閃耀的拉其普特朝服等在那裡，佈滿塵土的院子裡鋪了一塊紅地毯，鼓樂奏響，面帶微笑的門房接過了客人的佩劍，內室裡，女人唱起了歌。一位目光炯炯有神的老家臣走上前來，背誦了一段講述君王職責的古老詩文。然後，另外一些面帶微笑的人也走了上來——每個人都面帶微笑——行屈膝禮，獻上象徵性的貢金：有人給了一個盧比，也有人給了五個盧比。

「你瞧，」烏代浦用英語說，他的臉上仍然是紅一塊紫一塊的，「我們是多麼不受歡迎。」

報紙對甘地夫人的前景感到悲觀，烏代浦的成功之旅讓畢希西瓦先生這邊的很多人灰心喪氣。他們沒有能夠與之匹敵的魅力人物。甘地夫人麾下最能幹的部長查萬先生的來訪是一次失敗之旅；而甘地夫人本人不會到這裡來。畢希西瓦先生這邊的人能指望的只有拉賈斯坦的行政長官，他是畢希西瓦先生的政治後臺，星期二要到阿杰梅爾來，但他幾乎沒有任何魅力可言。他是地方上無可置疑的黨魁，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不是來演講，而是解決一些黨內紛爭，它們已經威脅到了畢希西瓦先生的競選。

阿杰梅爾的國大黨以派系鬥爭著稱。一九五四年，當畢希西瓦先生的父親活躍於政壇時，阿杰梅爾的行政班子幾乎癱瘓了。關於當地的國大黨，尼赫魯寫了一段長長的、不耐煩的「批示」：「……一直讓我們頭疼……當地政府不是有效的政府……我們的社群專案在阿杰梅爾實施得最糟。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那裡一項工作也沒有做成。」這就是阿杰梅爾的傳統。而且隨著執政日深，當地的黨組織內部聚集了大批心懷不滿的人，都想借這次大選用消極怠工來發洩不滿。畢希西瓦先生希望超脫，想通過「建立」自己的隊伍來跟各種舊有的糾葛脫鉤，卻讓局面更糟了。一個滿腹委屈的人對我說：「畢希西瓦先生的處境就像一個糊塗的男人，不再信任誠實妻子的忠誠，反而去相信放蕩女人的賭咒發誓。」

現在我聽說，甘地夫人之所以不來阿杰梅爾，是因為對畢希西瓦先生感到不滿。她還記得國大黨分裂時，他曾經怎樣地猶豫不決，現在她想讓他吃些苦頭。那些還記得畢希西瓦先生父親的人說，畢希西瓦先生根本無心參選，他是被妻子逼的。大家一致認為穆庫特先生的助選人員更加無私，不輕易為物質利益所動，蓄意來搞破壞的人也比較少。這裡流傳著很多關於蓄意破壞的說法。一個在國大黨內身居高位的人告訴我，畢希西瓦先生所有的助選人員，無償工作和有償工作的人都計算在內，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是來搞破壞的。

直到那個時候我才聽說了拉瓦特人的事情。拉瓦特最開始是獸皮匠中的一個種姓，後來他們進入了地位較高的行業：農業、軍隊和警察機構，他們的上升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二十五年前，焦特布林的大公頒佈法令，承認他們屬於拉其普特種姓。但在阿杰梅爾，拉瓦特仍然被視作很低的種姓，幾乎等同於賤民。因此他們本來應該是英迪拉派國大黨和畢希西瓦先生的堅決支援者。但當時發生了一場危機。幾周前，納西拉巴德的一個拉瓦特人的年輕妻子被一個皈依了基督教的拉瓦特人誘拐了。整個族群遭到了雙倍的羞辱：通姦的醜事（在印度，通姦者將受到監禁的重罰），再加上誘拐者是一個基督徒。他們向警察求助，警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有些拉瓦特人認為，畢希西瓦先生和支援他的基督徒默許了警察的不作為。有人在拉瓦特人的聚居區散發傳單：

拉瓦特們，兄弟們！畢希西瓦·納斯·巴瓦佳先生視我們妻女的榮譽為草芥。認清他！

拉瓦特人有五萬張選票。吉申格爾、烏代浦、拉其普特、拉瓦特人和搗亂分子：那個星期一，畢希西瓦先生似乎已經身陷重圍。這也是《印度時代》對阿杰梅爾局勢的非常粗略的判斷。一兩天後，穆庫特先生的一張「富有人情味」的大幅照片——一位雙目失明的候選人——登上了新德里《印度斯坦時報》的頭版。

拉瓦特人的事情是庫戴爾先生告訴我的。庫戴爾先生年屆五十，是國大黨人，他有一個小小的抱負：成為畢希西瓦先生的選舉執行官。任命將於星期二行政長官來訪時舉行。然而當我星期一晚上見到庫戴爾先生時，他還沒有接到任何通知。他有些緊張，對我說：「我擔心知識階層正在被巧妙地從全印度的政治領域清除出去。」

庫戴爾先生是一名律師。他住在八號公路旁一條汙穢的巷子裡，房子是拉賈斯坦風格，高大的三層樓，迴廊圍著中央庭院，庭院頂上裝著鐵柵欄，用來防範不速之客。我們沿著狹窄封閉的水泥樓梯，經過他的律師事務所和僕人的房間，來到了平坦的屋頂和他的起居室，起居室的色調是粉色和紅色。包布椅子沿著三面牆排開，房間裡面有一個玻璃櫥，裡面放著貝殼做的裝飾品、塑膠做的印度神像和其他小擺設。房間裡那麼多椅子顯得像個等候室，但庫戴爾先生確實有那麼多客人。他跟選民保持著接觸，為擔任競選執行官做好了準備。

拉瓦特人讓他擔心，但他不怎麼擔心烏代浦的巡遊。「這種公共會面只是娛樂節目，只是湊熱鬧。無足輕重。」贏得選舉靠的是選票，贏得選票靠的是做工作。「我說的‘工作’指的是直接接觸選民。把他們從屋裡領出來，送他們去投票間。我以一位熱忱的工作人員的身份告訴你，一切都取決於我們在最後兩三天所做的工作。」這既是庫戴爾先生做出的允諾，也是他發出的威脅。

他說：「我足不出戶就可以影響到某些行政區的選舉，這需要一週時間。但如果我出去巡遊，兩三天就足夠了。」

我問他是如何做到的。

「我是群眾領袖。」他在這方面下過功夫。他是婆羅門，是城裡人。他說，在想到為窮人服務之前，他在橋牌和象棋上浪費了很多時間。後來他走了出去，「深入到社會最底層，走到賤民和舞蛇者中間」。很少有人這樣做。在阿杰梅爾，大家都知道庫戴爾先生在一些底層群體中很有影響力。「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一聽說庫戴爾要參加戰鬥，就開始擔心了。」

因此，在這最後的夜晚，庫戴爾先生在預演著他的角色。他的態度有些孤注一擲：儘管他很願意為畢希西瓦先生出力，但也完全可以袖手旁觀，讓畢希西瓦先生自作自受；如果行政長官和畢希西瓦先生想讓他效力，如果他們還在乎舞蛇者的選票，明天就一定會來找他。庫戴爾先生已經拿定主意，明天決不採取任何行動。明天是溼婆神節，他是溼婆的信徒。對他來說，那一天是神廟、祈禱和靜心的日子。

一大早，畢希西瓦先生就趕到圓屋來找行政長官，他來得太早了。他看上去比我記憶中的他更加心煩意亂。他是跟一群鄉下人一起來的，那些人都圍著灰撲撲的腰布，罩著棕色背心，戴著甘地帽。他們在畢希西瓦先生慌張地帶領下，像一群沒頭蒼蠅，在寬敞的休息廳裡忽而撲向前，忽而奔向後。當畢希西瓦先生站住不動時，他們就都往地毯上一坐，就像圓屋裡的僕人以為四下無人時會做的那樣。這些人在慌里慌張、七嘴八舌地把同一件事情說了一遍又一遍之後，斷定行政長官不在圓屋，可能去了別的地方。於是他們又一窩蜂地湧了出去。

但行政長官確實來了。他一定度過了相當繁重的一天，那天晚上七點半，他本來應該趕到市區，在柯薩納吉的一個集會上發表講話，但他還待在圓屋裡。不過一點也不要緊：溼婆神節、哈努曼廟每週的典禮、花展和吉安王的湖畔花園彩燈吸引了節日的人群；柯薩納吉的會場只來了三四百人：政府官員、穆斯林和證明了他們的忠心的人。整整一個小時，音樂、歌曲和競選歌差不多已經把我們的耳朵震聾了。聽眾越來越多。當行政長官終於帶著他的全部黨內要員來到會場時，我高興地看到，庫戴爾先生已經被請出隱修室，跟眾人走在了一起。

行政長官跟人做了一整天的個性鬥爭之後，現在可以只談原則了：趕走貧困。他隻字未提拉其普特人和拉瓦特人，對穆庫特先生沒有絲毫貶抑之詞，幾乎沒有提到畢希西瓦先生。畢希西瓦先生沒有發言。他就像某些印度雕塑中的妻子形象，在主人腳邊顯得非常卑微，他安靜而謙卑地坐在行政長官腳邊，就像穆庫特先生坐在烏代浦腳邊那樣。他身體向後，倚著自己的胳膊，挺起的大肚子顯得優勢在握；我覺得我從沒見他這麼放鬆過。

「他完全有理由放鬆下來。」第二天下午，當我跟庫戴爾先生和他的工作人員一起開車去納西拉巴德的時候，庫戴爾先生對我說，「昨天上午九點半，他見過行政長官之後就到我家裡來，向我屈服。他是帶著妻子和妹妹一起來的，他妻子眼中含著淚水。我對他說：‘然而你，畢希西瓦先生，你必須明白，我一直都在幫你，這是因為我相信甘地夫人的綱領，而不是因為我對你有什麼情誼。’」就這樣，庫戴爾先生間接地宣佈了他的競選執行官身份。他又加了一句：「衝鋒的時刻到了。」

但我們先在新建的溼婆神廟前面停了下來。庫戴爾先生是溼婆的信徒，對溼婆的恩澤感念不忘，他對著溼婆的象徵林迦做了一番敬拜。林迦立在水泥蓮花臺的中央，蓮花臺的邊緣雕刻著排列成鋸齒形的花瓣。裹著塑像的黃布上面沾了一些甜甜的東西，一堆黑黢黢的蒼蠅不知饜足、如醉如痴地趴在上面。

「到納西拉巴德後，」我們再次上路時，庫戴爾先生對我說，「我會把你分別介紹給穆庫特先生和畢希西瓦先生最忠實的支援者。他們跟我都是最要好的朋友，都會請你喝茶。有時候，我參與競選就像娛樂。」

「就像業餘愛好。」坐在吉普後面的一個工作人員說。

到了納西拉巴德，我們得到的訊息是，情況和庫戴爾先生想象的一樣糟。身材圓胖的傑恩先生是個小珠寶商（商號是「高階軍用精品與金飾」），也是國大黨阿杰梅爾鄉村行政區委員會的財務主管。他讓我們在門廊裡倚著靠墊坐下，從陳列櫥到門牆之間的這個溫馨的小空間既是他的辦公室，也是他的日榻，他給我們端上茶和cachoree，告訴我們這裡的局面：畢希西瓦先生如果能在鎮上得到百分之三十五的選票，在村子裡得到百分之五十的選票，就算他走運了。「他們忽視了資歷深的工作人員。他們引入的新手在這裡喝酒、住賓館、辱罵對手，以為這樣就能贏得選票。」

穆庫特先生麾下的那位律師——他的辦公室就在馬路對面——給出了同樣的數字。「噢，是的。」律師用低沉而有力的聲音說，「事情正在向著有利於穆庫特先生的方向發展，因為某個人在起作用，你可以說那個人就是我。再加上人民同盟和穆庫特先生本人——他是一項重要的資產——還有競爭對手可憐的個性，所有這些因素合在一起。」

我們離開納西拉巴德，向沙漠駛去。

「洩氣？」庫戴爾先生說，「我是個永不言敗的武士。」

吉普車上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庫戴爾先生可以反敗為勝。」

「我是群眾領袖。」庫戴爾先生說，「我要帶你去一個很少有人會去的村子。那裡的賤民建了一座溼婆神廟來紀念我。我在那裡工作時，他們是一群嗜酒如命的人。我讓他們起誓戒酒。這件事很不容易，花了我幾個月的時間。」

一片沙漠落日的景象：赭石色的天空映襯著楝樹和澳大利亞山茱萸的黑色輪廓。接著，在一片隆起的高地上，出現了一個圍牆圍著的村莊，然後是一座高大的門洞，一條土路，一座神廟，一群人出現了，圍著我們的吉普車歡呼雀躍：「indiragandhikijai!英迪拉·甘地萬歲！」庫戴爾先生說得沒錯，他在這裡很有聲望。人們把嬰兒抱過來給他看，把以前認識的孩子叫過來；男孩子們念神廟大門上的銘文給他聽，讓他知道他們已經認識不少字了。庫戴爾先生身材高大，禿頂，一條腿比另一條腿短，他邁著笨拙的步伐走在賤民中間，眼睛在鏡片後面快速地眨著。他是一個充滿獻身精神的人，不需要藉助甘地的任何行頭；當時的場面非常感人。

我們在黑暗中繼續前行，來到了一個村莊，庫戴爾先生說他想在這裡做一些「暗中偵察工作」。我認出這裡是撒拉達納，我跟畢希西瓦先生來過，這裡的人向他保證「全體一致」支援他。但庫戴爾認為，他能不能獲得百分之四十的選票都成問題。撒拉達納是賈特人的村子；賈特人剛剛組建了一個政黨，他們敵視甘地夫人；頭天晚上，穆庫特先生跟這個政黨的一些領導人在撒拉達納剛剛開過會。

「暗中偵察，暗中偵察。」我們的車一停下來，庫戴爾先生就對他的工作人員說。他們去了茶棚，我們一聲不響地坐在吉普車裡。但我們的到來不可能完全保密，有人給我們端來了幾杯茶。一個村民走過來，低聲告訴我們，只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村民支援畢希西瓦先生。「他只是為了安慰我。」庫戴爾先生用印地語說。但又有一個村民走過來，低聲說畢希西瓦先生的得票率不會超過百分之九十。從茶棚回來的工作人員帶回來的數字是百分之八十。

就是說，種姓牌在撒拉達納好像沒有發揮作用。我開始思索，甘地夫人是不是已經讓庫戴爾先生的工作變得很輕省了？她是不是已經讓這次中期選舉遠遠超出了庫戴爾先生所理解（並且樂在其中）的地方政治？在阿杰梅爾，這次選舉是不是意味著：在有些地區是甘地夫人對人民同盟，在有些地區是甘地夫人對烏代浦，在其他所有地區則是甘地夫人對可憐的老穆庫特先生？

接下來，一路都很平靜，庫戴爾先生一行沒有引起轟動。但當我們回到阿杰梅爾時，我們發現有人在散發傳單，說庫戴爾先生在搞破壞。

庫戴爾先生說過，星期五將是繁忙的一天。但等工作人員都到齊，等我們從集市上買好吃的，已經是十一點半了。我們來到第一個村子時，已經到了午飯時間。我們坐在簡陋的小政務廳裡，身邊圍著幾百萬只狂躁的蒼蠅。工作人員把飯放在報紙上，庫戴爾先生和我把飯放在乾燥的菩提葉上；當地的富農和拉票人員已經等了我們一上午，現在繼續等著我們把飯吃完。他們一副認錯的表情，庫戴爾先生暗示說，他是來訓斥他們的。我們吃過午飯後，庫戴爾先生私下訓斥了他們。

午飯很油膩，新修的饑荒之路——饑荒時期修建的公路網的一部分——非常平坦，庫戴爾先生在車上睡著了。我們開過了一個村子。庫戴爾先生醒過來後，對錯過的那個村子感到抱歉，他說晚上會派一些工作人員乘巴士去一趟。我們來到另一個村莊。沙地上一條新挖的水渠擋住了我們的去路，庫戴爾先生決定把這個村子也交給他的夜班工作人員。

「好了，」我們又往前走了一會兒後，他說，「現在你看到的是納西拉巴德行政區。你已經聽到了兩邊對局勢的估計。所以公佈結果的時候，你就會知道，選舉結果完全是這次……」他揮手指著公路和無垠的沙漠，「這次行動的成果，這次衝鋒的成果。」

我們來到下一個村莊，這裡更像一座小鎮。一個低種姓人正在舉行婚禮，儀仗隊行進在塵土飛揚的主幹道上，銅管樂隊的制服破得觸目驚心。我們坐在一個布料商的店鋪裡喝小豆蔻茶，庫戴爾先生跟村子裡的穆斯林首領談了一會兒。不需要再做什麼了，庫戴爾先生說；傍晚，每個人都會知道庫戴爾出來幫助英迪拉和畢希西瓦先生競選了。「他們知道，選舉之後，他們還得有求於我。」這話讓他自己不安起來，過了一會兒，他說，「我幫過這些人，我為他們免費處理過案子。」

到下一個村莊時，我們沒下車。人們看到我們來了，只有一個人向我們走過來，他是一個採石場場主，穿著夾克和套頭衫。他用英語對庫戴爾先生說：「人們需要指引。」

「他不支援我們。」庫戴爾先生後來說，「他僱了很多勞工，他會讓我們損失百分之三十的選票。但我不會在離選舉只剩三天的時候跟人爭執。」

阿杰梅爾的公共集會都要在星期六下午五點之前結束。但遊說和私下舉行的集會還可以繼續進行。我從穆庫特先生的兒子（也是他的競選執行官）那裡聽說，穆庫特先生和畢希西瓦先生當天晚上要在比瓦爾的扶輪社門前辯論。比瓦爾不像一個會有扶輪社的地方，但它不僅有扶輪社，還有一個共產主義小組。而且我現在才知道，印度一位非常有名的占星家梅塔教授也在比瓦爾。梅塔教授是商業占星家，擅長預測市場波動。他的電報掛號是mehta。

這些都是梅塔教授的兒子告訴我的，就在那天下午，我們在穆庫特先生的競選總部等候穆庫特先生那會兒。梅塔教授的兒子是個律師，今年三十歲。梅塔教授只是商業占星家，所以對阿杰梅爾的選舉沒有發表過任何看法。但年輕的梅塔先生對穆庫特先生的勝利充滿信心，競選總部顯然也很歡迎他。「他父親是個占星家。」穆庫特先生的兒子向我介紹他的時候這樣說。因此我覺得，穆庫特先生在星相上應該沒有什麼失敗的徵兆。當穆庫特先生穿著潔白的一塵不染的腰布和古爾達、套著黑色的羊毛馬甲出現在我們眼前時，他就像是一個帶著神聖榮光的人。他為每一個靠近他的人賦予了溫和的氣質，也讓人對他充滿了敬畏。

開車去比瓦爾要花很長時間。我們傍晚趕到那裡時，發現沒有一個人知道扶輪社有什麼辯論。有人說，畢希西瓦先生怯場了，但我們總歸是被戲弄了，只好在當地賓館的前廳坐下，喝起了咖啡。我打聽起了梅塔教授。年輕的賓館主人說，教授不僅是他的導師，還是他的朋友。他出去打了個電話，回來後告訴我們，教授吃過晚飯就過來。

「我從一開始就相信占星術。」穆庫特先生說，「我每年過生日時都會請占星家給我看看當年的運勢。今年一月三十日，我的生命進入了第六十九個年頭，我當時請人為我看了星相。」

他不肯說星圖向他允諾了什麼。我問他，梅塔教授是不是他的星相師，他咧開長長的彎曲的嘴唇，給了我一個微笑，沒有作答。

他進入了思索狀態。「選舉會經歷三個階段。先是競爭的興奮；然後是緊張的對峙；最後是做出反應，無論結果如何。」

「你準備迎接什麼樣的結果？」

他睜開失明的眼睛。「任何結果。」

但接下來，他變得有些煩躁，他想走了，人們領著他出去上了車。

梅塔教授是一個六十歲的矮胖老頭，鬍子剃得乾乾淨淨，身穿長褲和襯衫。他有一種置身事外的氣質，像一位見多識廣、工作過度的醫生。他不怎麼愛說話。當他明白我想了解的事情之後，飛快地在一張大開紙上寫下：英迪拉夫人會在自己的選區以五萬多票的差額獲勝，但她不會在中央贏得絕對多數……

我感覺，在經歷了競選總部的忙碌和乘車的興奮之後，在比瓦爾賓館那個悶熱的小房間裡，當穆庫特先生因為那個遭到戲弄的夜晚而臉色陰沉時，他這邊人的心境發生了變化。

星期天早上，穆庫特先生的一些支援者有了失敗的預感。他們把我當成是中立的見證者，過來告訴我，畢希西瓦先生的人正在市區的兩個行政區裡派發烈性酒；他們還說，明天街上將會流傳以穆庫特先生的名義發表的小傳單，宣告自己退出競選，並且一直都支援甘地夫人。

失敗的預感。上午，敗績昭然。在通往納西拉巴德的路上，沿途的每個投票間外面都有一個裝飾得漂漂亮亮的英迪拉派國大黨的帳篷，年輕人拿著選民花名冊坐在那裡，等著接待選民。十點半，早已是烈日當頭，穆庫特先生這邊的帳篷才剛剛搭起，而有些地方根本沒有帳篷，有的甚至連桌子都沒有。穆庫特先生的兒子一臉敗象，說是對方在搗鬼。在一個投票間外面，穆庫特先生的兩個工作人員孤零零地站著，離人群遠遠的，其中一個工作人員聳了聳肩說：「賤民區。」

在納西拉巴德，一個年輕人快要哭了。從他記事起，國大黨就一直統治著拉賈斯坦，國大黨腐敗腐朽，眼看就要壽終正寢了，甘地夫人卻挽救了它。「你們贏了，你們贏了。」他對庫戴爾先生說。庫戴爾先生對這位年輕人的痛苦感到同情，眼睛飛快地眨著。

國大黨沒有壽終正寢。它的組織毫髮無損，構成了甘地夫人和畢希西瓦先生的後盾。國大黨沒有真的分裂，只是出現了一些背叛，背叛的強烈程度足以引發陣陣歡呼，引來群眾的圍觀（披著選區裡五十萬選民的外衣），引起庫戴爾先生說的tamashas——熱鬧。在阿杰梅爾，穆庫特先生代表的反對派國大黨（也叫組織派國大黨）只是一個幻影。

但穆庫特先生還有人民同盟的支援。人民同盟在阿杰梅爾市區的勢力很強大，讓人喜出望外的是，民意測驗的結果通常顯示人民同盟的支援率很高：在城市高達百分之七十，在鄉村也能達到百分之五十。根據樂觀的民意測驗，人民同盟在城市佔有明顯優勢，穆庫特先生也許仍然有望一搏。然而在市區，越是在人民同盟的地盤，穆庫特先生的頹勢就越明顯。在納雅集市——小商販聚居的地方，人民同盟的堡壘——下午一點鐘的統計結果是得票率低於百分之四十；穆庫特先生的選舉帳篷裡沒有桌子，也沒有桌子帶來的正式感，只有一條長凳，小孩子在帳篷裡跑來跑去，整個帳篷像是已經沒人照管。

人民同盟的選民都在棄權，這是穆庫特先生始料未及的。人民同盟跟其他黨派結盟，支援宿敵穆庫特先生，緩和了原來的印度「種族－共同體」立場——這些行為讓它喪失了右翼的純潔性。在支援者看來，人民同盟已經不再是一場征戰的首領，它已經變成了「搞政治」、耍手腕的政黨，跟其他政黨沒有什麼區別。下午晚些時候，到處都流傳著穆庫特先生敗局已定的訊息，一些原本打算棄權的人民同盟的人現在也準備出去投票了，投票反對穆庫特先生。

四點半，離投票站關閉還差半個小時，穆庫特先生的競選總部裡有三個人：一個枯瘦乾癟的老秘書坐在桌子旁邊，守著已經清淨下來的電話機；一個戴著黑色帽子、圍著腰布的瘦削會計垂著雙腿，坐在一把直背椅上；還有一個男孩。有人拿著一張賬單走進來，戴黑帽的會計沒有變換坐姿，拿過賬單想了一下，把它穿在了一根釘子上。我朝釘子伸出手，想拿過來看一下。會計一言不發，迅速地把釘子劃過我面前，遞給了那個男孩，男孩把它放在落滿了紙屑的地板角落。

在畢希西瓦先生的競選總部，在那棟別墅的開放式水泥迴廊下面，畢希西瓦先生坐在藤椅裡，身邊圍著工作人員。他處在笑得合不攏嘴的異常興奮狀態，正在電話裡大呼小叫。他的大部分工作人員都穿著長褲、襯衫和套頭衫，畢希西瓦先生則穿著他的政客制服：家紡的腰布和古爾達。這套白色的盛裝代表著甘地的美德，此時也代表著它的政治回報——身為國會議員可以享受的一切：新德里的公寓，兩部免費電話，召開議會期間每天五十一盧比的津貼，全印度的免費頭等列車座位（而且享有優先訂座權），還有每個月五百盧比的工資。

過了一會兒，我才看到畢希西瓦夫人也在場，她安靜而羞赧地站在迴廊裡，就像站在舞臺上。她拖曳著墨綠色的紗麗，在這麼多男人面前，她低著頭，謙恭地把頭遮起，就像一位憂傷的古典人物——飽受踐踏的印度女性的象徵。

十天後，等邊遠地區的選民也投完票，計票開始了。天氣已經變了，暑氣已經來臨。第二天就是春天節，八號公路上，來來往往的手推車上堆著一卷一卷的綠粉和紅粉，那是為節日的歡樂準備的。計票在稅務局院子裡的涼棚下面進行，畢希西瓦先生和穆庫特先生都不在場。「最高指揮官不必親臨前線。」一個計票員說。

穆庫特先生正在自己的公寓裡度過他政治生涯中最漫長的一天。他的得票情況將比我們之前料想得還糟。在阿杰梅爾市區——票數是按照行政區分別統計的——他只得到了一萬九千張選票，而畢希西瓦先生得到了四萬三千張。

我對穆庫特先生的兒子說：「這麼說，梅塔教授給了你們錯誤的提示？」

「他沒有給我們錯誤的提示，他推算錯了。」

畢希西瓦先生在他的競選總部。他現在已經習慣了自己的勝利，很平靜，但有些疲憊。整個選舉讓他很緊張，他不能像庫戴爾先生那樣愉快地享受選舉中「娛樂」的一面。他經歷過眼看著關鍵人物要倒戈的痛苦時刻；拉瓦特人的事情也一度讓他心驚膽戰，他對那份詆譭他名譽的傳單仍然耿耿於懷。「我要起訴，要讓他們賠禮道歉什麼的，我可以要求一二十萬盧比的賠償。」

但他最大的痛苦來自穆庫特先生，他在穆庫特先生的陰影下生活了那麼久。我問他是否覺得他們會從此決裂？「我不知道。我昨天去看他了，他不跟我說話。」畢希西瓦先生非常急於讓人知道，他雖然年輕，但他對人民也有付出，也做出了犧牲。他沒有像穆庫特先生那樣坐過牢，但他因為社會工作太忙，直到三十二歲才結婚。「我從一開始就對服務公眾感興趣。在政府學院，我是童子軍團長。不知道為什麼，窮苦階層總是很吸引我。從一九五二年起，我就在全身心地為農民工作。」

他把這些說得像是他的業餘愛好。他照著叔叔的模子塑造自己；他也是半個甘地主義者加半個政客，他也認為自己有權染指政治權力，因為他已經贏得了宗教上的美德。但畢希西瓦先生本來完全有可能倒向另一邊：反對甘地夫人。「這是考驗我的時刻，」說起國大黨的分裂時，他說，「要在原則和人格之間做出選擇。」最後，他設法將兩者結合了起來：甘地主義的原則和甘地夫人的人格。

整個下午，他的領先優勢在不斷地擴大，票數最後高達六萬六千張。穆庫特先生在巔峰時期也沒有達到過這樣的多數。種姓因素在任何選區都沒產生影響，吉申格爾事件沒有產生影響，拉瓦特人的誘拐事件也沒有任何影響。只有烏代浦的巡遊起到了一些效果。在那個偏遠的行政區，他就是神，他讓畢希西瓦先生在那裡只領先了三千多票。各地選民出於他們共同的困境和需要，都把選票投給了甘地夫人和趕走貧困。

大約三點半，畢希西瓦先生和妻子一起來到稅務局。他們都穿著家紡的衣服，他一身白色，她一身藍色。他無力地微笑著，而她面帶羞澀，儀態優雅。當他們向涼棚中央走來時，我們這些坐在行政區長桌子旁邊的人全都站了起來。有人跑來獻上了一個金銀錫箔做的花環，這是給庫戴爾先生的：獲勝方的選舉執行官。獻給畢希西瓦先生的是第二個花環，用萬壽菊和白色的金銀花做的。

稅務局的院子外面，人越聚越多。快要公佈結果的時候，畢希西瓦先生和妻子沿著來時的路往外走，那些還沒來得及向他們致意的計票員紛紛站起來，雙手合十，表達了他們的問候和敬意。等候在外面的銅管樂隊奏響了《布基上校進行曲》；一群白色的母牛和牛犢在四處遊蕩；一些人擠在一輛吉普車裡，向人群揮灑彩色的粉末：春天節提前一天到來了。《拉賈斯坦祖國報》的單張「號外」正在四處分發：

畢希西瓦先生以絕對多數獲勝

侄子擊敗了叔叔

我覺得我應該去看看穆庫特先生。

「我跟你一起去。」庫戴爾先生說。當我們坐在車裡時，他說：「我必須跟你一起去。多可憐，二十年了，這個人掌控著整個行政區的命運，現在卻輸給了自己的侄子，自己一手培養起來的侄子。」

在頂樓的公寓裡，前廳拉著窗簾。窗簾扯得平平的，沒有一絲褶痕。穆庫特先生盤腿坐在他的窄榻上，一動也不動，閉著眼睛，頭扭向一邊。他穿著潔白的棉布衣服，在這一刻，白色讓人覺得非常觸目，就像是死亡和哀痛的顏色。水磨石地板上鋪著一塊席子，有六個人默默地坐在那裡，其中有那個戴黑色帽子的會計。庫戴爾先生沒有說話，走過去跟其他人一起坐在地板上。

穆庫特先生的兒子走出來，為我搬了把椅子。他俯身對父親說：「父親。」然後說了庫戴爾先生和我的名字。起先，穆庫特先生沒有動。接著，他突然把頭轉過來，面朝著房間，神情非常痛苦，攤開一隻手，用手背使勁敲打著床榻。

沒有人說話。

穆庫特先生的兒子把茶端了出來。他把窗簾拉開了一點，縫隙中透出裝著鐵絲網的窗戶、照在陽臺白牆上的陽光和褐色的山丘。他把一件褐色的背心披在父親的肩上，白色觸目的效果緩和了一些。

「他們都在為英迪拉拉票，」穆庫特先生說，「而不是那位候選人，競選畫面里根本沒有他的位置。」他還沒有接受自己的失敗，還在訴諸人格政治的規則。我問，他和畢希西瓦先生會不會重新做朋友。他說：「我不知道。他昨天來過了，但一句話也沒說。」他開啟收音機，德里的六點鐘英語新聞正在播報甘地夫人在全國排山倒海的勝利，播報各地老國大黨人的失敗，他們都和穆庫特先生一樣，錯估了形勢。

「道德已經蕩然無存，」穆庫特先生說，「歐洲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政治已經汙染了我們的政治，我們就要沒落了。」

庫戴爾先生站起身來。

「身為競選執行官，我必須在遊行中露面。」我們出來後，庫戴爾先生說，「否則，我的缺席會被人誤解。」

我們在集市上趕上了遊行的隊伍。有人坐在卡車的車斗裡，往大家身上扔彩色的小粉球。「等我七分鐘，」庫戴爾說著，消失在了人群中。當他心滿意足地回來時，他的衣服、頭髮和臉上都沾著紅色。紅色，春天、凱旋和犧牲的顏色。

一九七一年

（翟鵬霄譯）

英迪拉·甘地（indiragandhi，1917－1984），印度獨立後首任總理尼赫魯的女兒。擔任過兩屆印度總理，被後人稱作「印度鐵娘子」。

莫臥兒帝國實行的軍事采邑性質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封人終身享有徵收封地田賦的權利。

溼婆的一種變身。

印度的胡裡節，又稱色彩節。人們用繽紛的顏色喜迎春天，送別冬天。

強調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權術政治，認為凡有助於政治統治就都是正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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