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2年作1625年增訂）

我認為「善」的意思就是造福於人的意向。希臘人稱之為「philanthropia」（慈善），時下通用的「人道」（humanity）一詞表達「善」意思略嫌不足。善，我稱之為習性，而性善則是傾向。在一切精神的高風亮節中這是最偉大的，因為它是神的品格。沒有它，人就會成為一種碌碌無為、為非作歹的壞東西，並不比害蟲強。善符合神學上的「仁愛」精神，它絕不會走過頭，但可能進入誤區。過度的權力慾導致了天使的墮落，過度的求知慾造成了人類的墮落；然而仁愛卻無過度之虞，無論天使還是人類都不會因它而涉險。

行善的傾向印在人性的深處，它就是不向人類而發，也要施與其他生物。這可以在土耳其人身上看得出來。土耳其人本是一個狠毒的民族，但是他們對禽獸卻很仁慈，向狗和馬進行施捨。按照巴斯貝克的記述，君士坦丁堡的一個基督徒小孩由於堵塞一隻長嘴鳥的嘴玩兒，險些叫人用石頭砸死。

的確，在善或仁愛這種美德中，可能會犯錯誤。義大利有一句俗話：「善人不善辦善事。」義大利的一位大師尼古拉·馬基雅維利悍然用近乎直白的語句寫道：「基督教的信仰把善良人當魚肉奉獻給暴虐無道之人，任其割宰。」他之所以說這種話，是因為從來沒有一種法律、教派或學說像基督教那樣推崇行善。

因而，為了避免上述詆譭與危險，最好了解一下這樣一種良好習慣錯在何處。努力向別人行善，但不可照別人的臉色行事。因為那樣做只是柔順隨和而已，而這種表現恰恰捆住了老實人的手腳。你不要把寶石給伊索的公雞，因為它能得到一顆麥粒反而更高興。上帝的榜樣給我們真切的教訓：「上帝讓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然而，他不能像下雨一樣給人人平等的財富，也不能像日照一樣，給個個同樣的榮耀和德行。一般的好處人人有份，但特殊的好處卻有所選擇。而且千萬當心，不要只圖畫像卻把原物砸了。因為神把愛己造成了原物，愛人只不過是肖像。「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並且跟我走。」然而，除非你跟我，千萬不要變賣你所有的。也就是說，除非你有本事能用小錢跟大錢一樣行善，否則你就在竭源去濟流。

人們不僅有一種受正理指引的行善的習慣，而且有些人甚至在天性中就有一種行善的傾向。如同另一方面，有一種作惡的天性一樣，因為在他們的天性中有不喜歡與人為善的傾向。輕微的惡性只不過表現為愛作梗、死心眼、好頂牛、難對付之類。不過嚴重一些的就表現為嫉賢妒能和誹謗中傷。那種人好像總是幸災樂禍，又常常對人落井下石，連舔拉撒路的瘡的那些狗都不如，只像那些總在爛東西上嗡嗡叫的蒼蠅。恨世者的慣技就是叫人上吊，但卻從來沒有像泰門那樣在花園裡種一棵樹供人上吊用。這種性情是違揹人性的，但卻是造就大政客的最合適的材料，就像彎曲的木頭，適合於做備受顛簸的船隻，卻不宜造穩固挺拔的房屋。

善的方式多種各樣。如果一個人對異鄉人彬彬有禮，那就表明他是個世界公民，他的心不是與別的陸地隔離的孤島，而是一個與它們連成一片的大陸。如果他對別人的苦難懷有惻隱之心，那就表明他的心是一棵沒藥樹，為了提供香膏，必須傷害自己。如果他輕易地寬恕罪過，那就說明他的心靈凌駕於傷害之上，所以是傷害不了的。如果他對涓滴恩惠感激涕零，那就表明他重視人們的心意，而不是他們的財物。然而，至為重要的是，如果他有聖保羅的至善，他為了拯救自己的兄弟，而受基督的詛咒，那就表明他具有不少神性，與基督本人有一種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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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貝克（busbechius，系busbecq，augierghislainde的拉丁化寫法），著名外交官（1523—1592）。他被斐南迪一世皇帝派往蘇萊曼蘇丹處做大使，在君士坦丁堡居住7年之久，著有關於奧斯曼帝國的著作。

培根記述有誤，據英文註解稱，逗弄飛鳥的是一名威尼斯金匠，不是小孩。

馬基雅維利（1469—1527），義大利政治思想家、作家，主張為達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參見《聖經·新約·馬可福音》第5章第45節。

參見《聖經·新約·馬可福音》第10章第21節。

參見《聖經·新約·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31節。

泰門生活在伯羅奔尼撒戰爭（西元前431—前404）時期，失望和朋友的背信棄義使他變得憤世嫉俗。普盧塔克記述了有關的一則故事（莎士比亞在《雅典的泰門》第5幕第2場中借用了這個故事）。有一次他在雅典人的集會上說：「各位雅典人，我的前屋有一塊小花園，園子裡有一棵無花果樹，很多市民在這一棵樹上自縊身亡。現在我要在這塊地上蓋房子，我想通知各位，如果有人想死，趁樹還未砍倒，可以及時上吊。」

參見《聖經·新約·羅馬書》第9章第3節：「為我兄弟，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詛咒，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