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怎樣才能變得強大：
1.避免苛捐雜稅；
2.鼓勵平民和「自由僕役」（即：武裝扈從）；
3.允許異族入籍歸化，以斯巴達為戒，學習羅馬人的做法；
4.讓外國人去從事室內技藝；
5.全民崇尚武功；
6.嚴密注視可以興兵的正當理由；
7.掌握制海權；
8.獎勵戰士。
四、通過戰爭國君顯得更加偉大，國家可以更加富強。
無論從前面摘引的語句，還是從這篇文章的提綱看，我們初步會有這麼一種印象：培根的隨筆不是文人的閒適小品和遊戲筆墨，他是以政治家改造社會、富國利民為目的進行說教的，所以從內容到形式都講求實用。而講求實用也是盎格魯-撒克遜整個民族的特色。58篇隨筆涉及國家、人生的各個方面。但每篇的核心都離不開人或國家的利害關係，也就是涉及什麼有益，什麼有害，人應當如何做，不應當如何做，如何處理一些具體實際的問題。如在《談諍諫》一文中他竟然連線見來訪者時桌子怎麼擺都講到了：「擺一張長桌和一張方桌，還是牆附近擺一些座位，似乎只是形式問題，其實是實質問題。因為擺一張長桌，幾個坐在上手的人實際上就可以左右全域性。然而如果採用其他形式，坐在下手的進諫者的諍諫就更有用處了。」
培根用客觀冷靜的筆調寫這些短小精悍的說教文章。他不追求抒情效果，不賣弄幽默風趣，不談自己。所以讀培根的隨筆你聽不到作者靈魂的絮語，也不像一位朋友在娓娓談心，倒好像是在聽一位高人賜教、一位法官判案。
培根的這種獨特的文體得力於他作為哲學家和科學家的思想的深刻性、條理化，得益於他從事法律工作文字的準確性，而且還受到拉丁文的影響。培根的許多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寫的，所以他以拉丁化的句法寫英文，精短雋永，組織嚴密。又知道什麼時候應當用合適的比喻把思想表現得格外鮮明，有時還給他的思想披上一層想象的光彩與魅力。難怪大詩人雪萊在他的著名論文《詩辯》中說：「培根勳爵是一位詩人。他的語言有一種甜美而莊嚴的節奏。這滿足我們的感官，正如他的哲理中近乎超人的智慧滿足我們的智力那樣；他的文章的調子，波瀾壯闊，衝擊你心靈的侷限，帶著你的心一起傾瀉，湧向它永遠與之共鳴的宇宙永珍。」正因為如此，一本由58篇短文組成的《隨筆集》讓培根在世界文學史上奠定了偉大散文家的地位。
然而，培根在哲學上的貢獻更加偉大，馬克思稱他為「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培根在這一方面雄心勃勃，計劃寫一部名為《偉大的復興》的鉅著。全書計劃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對人類一切知識的分類總結，1605年出版的《學術的進展》是第一部分的概論。《學術的進展》批判了貶損知識的矇昧主義，並從宗教的信仰、國家的文治武功、社會的發展、個人的道德品行等各個方面論證了知識的巨大作用和價值。為培根後來提出的「知識就是力量」的著名口號打下了基礎。
1620年出版的培根的《新工具論》是未完成的《偉大的復興》的第二部分。《新工具論》是針對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而發的。所謂「新工具」，就是使用理性和實驗，而不是亞里士多德的舊邏輯，因為對於科學的發現來說，舊邏輯無所作為，它使來自粗淺的概念的錯誤確定下來，變得根深蒂固，而無助於追求真理。因此培根認為為了發現真理，人必須做兩件事情。其一就是排除一切偏見或假象。培根把這些假象分為四類：一、「部落假象」，即各個種族通行的思想方法造成的偏見；二、「洞穴假象」，即個人的癖好和偏見；三、「市場假象」，語言錯誤所造成的；四、「劇場假象」，也就是人們不可靠的傳統。其二就是摒除這些假象以後，我們必須審查自然，必須通過無效的實驗收集事實，把它們整理得井然有序，再找出它們存在的規律。
1626年出版的《新大西島》類似於一本科幻小說，描寫的是海外的一個理想國。這部未完成的作品跟托馬斯·莫爾著名的《烏托邦》類似，但二者仍有重要區別：烏托邦的居民之所以快樂，全是因為他們能運用理智；新大西島的居民之所以快樂，卻是因為他們能做研究與實驗。後者的中心是一個名叫「所羅門宮」的研究院，他們每年派遣許多船隻到世界各地，收取關於新發明和新發現的報告。培根的新大西島比莫爾的烏托邦更合乎實際，但也只是培根的夢想。
培根的著作遠遠不止這幾種，但由於本書未收，這裡不再一一介紹。黑格爾在他的《哲學史講演錄》中對培根是這樣評價的：「他擁有高度的閱歷，‘豐富的想象，有力的機智，透徹的智慧，他把這種智慧用在一切物件中最有趣的那個物件，即通常所謂的人世上。在我們看來，這是培根的特色。他對人的研究要比對物的研究多得多；他研究哲學家的錯誤要比研究哲學的錯誤多得多。事實上，他並不喜愛抽象的推理，’抽象推理這種屬於哲學思考的東西，我們在他那裡很少見到。‘他的著作雖然充滿著最美妙、最聰明的言論，但是要理解其中的智慧，通常只需要付出很少的理性努力。’因此他的話常常被人拿來當做格言。」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西元前5世紀的中國哲人的話完全適用於西元十六七世紀的英國哲學家。培根可以說是個有言無德的人。他在文章中宣揚節儉，但他的生活卻極為闊綽。他當大法官時，光倫敦私宅裡的僕人就數以百計，而且個個自以為是，連培根的母親也對此口出怨言。他主張廉潔，但結果自己受賄丟官，弄得身敗名裂。他的治國處世的觀點，大有中國法家的氣息，注重「法」「術」「勢」，提倡利己主義。這也許是文藝復興時期很多人的共同思想觀點吧。
培根的《隨筆》副標題為《道德與國事諫議》，它們都是一些我們中國人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說教。國事變化日新月異，不僅對於我們，就是對於現在的英國人，培根400年前針對當時宗教信仰、國計民生的獻策已失去了時效。我們不妨把它們看做大英帝國開始崛起時的思想背景的一部分，從中汲取合理的成分。相比之下，道德卻穩定得多。古今中外，不管什麼宗教，何種信仰，對殺人放火、貪贓枉法甚至鋪張奢靡從來沒有正面宣揚，儘管任何社會這些現象都或多或少存在。雖然有人戲言「誠實是愚蠢的代名詞」，但從來沒有什麼黨紀國法號召人們對黨、對國家、對人民、對同志、對親友陽奉陰違。所以培根關於修身齊家的議論更具有現實意義。培根身為貴族重臣，他似乎心目中沒有平民百姓。因此，對於普通讀者來說，培根規劃的那種樓堂園林無異於空中樓閣，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談學養》，好像也是在向他那種階層的人說話，如：「有些書可以請人代讀，再看看人家做的摘要。」我們只能根據自己的需要和興趣看這裡的哪些文章該「淺嘗輒止」，哪些該「囫圇吞下」，哪些該「咀嚼消化」。「請人代讀」不是普通讀者辦得到的。好在這些文章都不長，思想敏銳、見解獨到的青年讀者無疑該知道如何對待，才能提升自己的文化素養。此外，培根的有些觀念不盡正確，甚至是錯誤的，如《談無神論》中的一些觀點。還有一些說法，因為在當時缺乏社會科學等方面的正確認識，也存在謬誤。尚望讀者去認真辨別。
蒲隆
2012年歲末於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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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話引自賀麟、王太慶的譯文。譯者注說，單引號中的話出自《評論季刊》第16卷。1817年4月號。第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