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鬥牛一樣，軍事獨裁也是利馬所特有的。我這一代的秘魯人，在暴力政權下度過的時光要長於在民主政權下度過的時光。我親身經歷的第一個獨裁政權就是曼努埃爾·阿圖羅·奧德里亞將軍從1948年到1956年的獨裁。這一時期，正是我這一代的秘魯人從孩提到成年的時期。奧德里亞將軍推翻了阿雷基帕籍的律師何塞·路易斯·布斯塔曼特，他是我祖父的表兄弟，我們在柯恰潘巴居住的時候，我就認識了他。他那時曾來我祖父母家住過一段時間。我還記得他講話很吸引人，我們都把嘴巴張得大大的聽他講話。我也還記得，他在離去時往我手裡塞了零花錢。布斯塔曼特在1945年大選中是民主陣線的候選人。民主陣線是一個聯合陣線，其中拉烏爾·阿亞·德·拉託雷的阿普拉黨佔大多數。作為左派中心的阿普拉黨人曾被歷屆獨裁政權鎮壓過。布斯塔曼特是無黨派人士，阿普拉黨提名他為候選人是因為他們提不出自己的人選。布斯塔曼特獲多數票當選之後，阿普拉黨就立即開始了活動，想把他當作自己的傀儡。與此同時，野蠻反動的秘魯右派也對布斯塔曼特充滿了刻骨的仇恨，他們認為布斯塔曼特是黑色畜生（指阿普拉黨）的工具。布斯塔曼特維護了自己的獨立性，頂住了來自左右兩種勢力的壓力。他在任期內尊重言論自由和工會活動，也尊重各個政黨。然而由於街頭騷亂、政治犯罪和各種暴動，他只在任三個年頭就被奧德里亞發動的政變推翻了。我小的時候很欽佩這位打著蝴蝶領結、走路似卓別林的布斯塔曼特先生，現在仍然欽佩，因為人們說他身上發生過我國曆屆總統身上從未曾發生過的怪事：他離任時比上任時更窮；為了不給人以口實說他偏心，他待對手寬容，對自己人卻很嚴厲；他極為尊重法律，以致造成了政治上的自殺。

隨著奧德里亞將軍的上臺，在秘魯，野蠻統治恢復了。雖然奧德里亞也屠殺、監禁和流放了為數不少的秘魯人，但其血腥的程度仍比不上同時代的南美其他獨裁政權。然而，作為一種補償，他卻更為腐化。這不僅由於政府頭頭們中飽私囊，還由於其他一些更為嚴重的事件：造謠生事、賣官鬻爵、敲詐勒索、出賣告密、胡作非為……成了普遍的社會現象，汙染了國內生活。

我正是在那個時期（1953年）考上聖馬可大學的。我學的是法律和文學。我的家庭本來希望我考天主教大學，那是一所當時所謂「體面人家」子弟上的大學。但是我在十四五歲時就失去了信仰，不願意當個闊少爺。早在軍校的最後一年，我就發現了一些社會問題。當時我是以一個小孩子的浪漫方式發現了社會上的偏見和不平等。我願意同窮人一樣，希望搞一次革命，給秘魯人帶來正義。聖馬可是一所不信神的國立大學，有著不妥協的傳統，這一點與它的學術成就同樣吸引著我。

那時，獨裁政權已經搗毀了聖馬可大學，許多教授流亡國外。在我入學的前一年（1952年），一次大搜捕把幾十名學生投進了監獄或流放異國。互相猜疑的氣氛籠罩了教室，因為獨裁政權派了許多警察假扮學生註冊學習，各政黨被宣佈為非法，阿普拉黨和共產黨（當時雙方還很對立）只能在地下活動。

考進聖馬可不久後，我就開始參加卡魏德的活動。起這個名字是為了恢復被獨裁政權破壞得相當厲害的共產黨組織。我們這些人參加它的活動，對獨裁政權並不構成一種威脅。我們分成小小的支部進行秘密集會，學習馬克思主義，印刷反政府的傳單，同阿普拉党進行鬥爭，商量如何讓聖馬可支援工人的鬥爭。我們的一大功績是促成了聖馬可舉行聲援電車工人的罷課。當時是斯大林時期，在文學領域中，黨的官方美學理論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想這就是首先使我對卡魏德失望的東西。儘管我有所保留地（這也是由於我所相信的薩特對我的「反影響」）不得已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但我永遠不能接受那種扼殺了幻想、把文學創作變成一系列宣傳手法的理論。我們的爭論沒完沒了，在一次爭論中，我把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說成一部乏味的小說，卻對腐朽的安德烈·紀德的《人間食物》加以辯護。我的一個同志說：「你是個頭腦不發達的人。」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確實是個「頭腦不發達」的人。我當時貪婪地、以不斷增強著的敬佩之情閱讀著一系列被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西方文化的掘墓人」的作家們的作品，其中有亨利·米勒、喬伊斯、海明威、普魯斯特、瑪爾勞、塞利納、博爾赫斯，特別是福克納等人的作品。在大學期間，我記得最牢的也許並不是在課堂上學的，而是從小說中學到的，從講述約克納帕塔法郡的故事中學到的。我還記得我那時手執紙筆閱讀《八月之光》《野蠻的棕櫚》《我彌留之際》《喧囂與騷動》時那種心醉神迷的樣子。在閱讀中，我學到了一個故事可能擁有無數複雜的風格和不同的音韻以及結構和概念上的豐富多彩。我瞭解到，要很好地描述一個故事，就要求作者有著魔術師般的技巧。我青年時代的文學榜樣如薩特漸漸地褪了色，我現在不可能再去重讀他的作品了，但是福克納對我來說仍然是第一流的作家。每當我重讀他的作品，我都愈加相信，他的作品是「小說寫作技巧大全」，足以媲美偉大的古典作品。在20世紀50年代，我們拉美人喜歡閱讀歐美人的作品，幾乎不問津自己人的作品。現在，這種情況改變了，拉丁美洲的讀者發現了自己的作家。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地區的讀者也發現了拉美的作家。

三

在那幾年中，有一件事對我來說相當重要，那就是我認識了獨裁政權中負責保安工作的頭頭。除了奧德里亞本人以外，他是最遭人恨的人物了。我當時是聖馬可大學學生聯合會的代表，當時許多聖馬可的學生被關在監獄裡。我們瞭解到，這些學生就睡在牢房的地上，既無墊子也無毯子，於是我們進行了募捐，買了毯子。但是當我們想送進去的時候，監獄（當時的監獄就是現在舍拉頓飯店的所在地，據說當年在牢房裡受到刑訊的冤魂仍在遊蕩）裡的人對我們說，只有內政部辦公廳主任堂阿歷杭德羅·埃斯帕薩·薩尼亞圖才有權同意把毯子交給犯人。於是聯合會做了個決議，派五名代表去會見此人。我就是五人代表之一。

我至今仍然保留著在位於義大利廣場的內政部裡近距離看到這個可怕人物時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他是個矮小的人，五十多歲，面似羊皮，令人生厭。他彷彿從水中看著我們，我們的話他根本沒聽，任憑我們講。當我們聲音顫抖著講完之後，他仍然死盯著我們看，一言不發，好像在嘲笑我們那副困惑的樣子。隨後，他開啟寫字檯的抽屜，拿出幾期小報《卡魏德》，那是我們秘密印刷的油印小報。當然，我們在報紙上對他進行了攻擊。他說：「哪篇文章是你們中的哪個人寫的，你們在何處集會油印小報，你們的支部進行何種密謀，我都瞭如指掌。」實際上確是如此，他似乎無所不在。然而，與此同時，他又給人一種可憐蟲、碌碌無為的庸人印象。在那次會見中見到他，使我第一次產生了寫《酒吧長談》這部小說的想法。十五年後，這部小說才寫成。我想在小說中描寫奧德里亞八年統治下的獨裁政權給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學習、工作、愛情、夢想和志向所留下的影響。我費了好長時間才找到了一條貫穿眾多人物和情節的匯流排，這就是一個在獨裁政權中當過保鏢和密探的人，同一個依靠獨裁政權而發跡者的兒子（後來又當了記者）偶然相遇，以及二人之間進行的貫穿整部小說的談話。小說出版後，那位已經退出政治舞臺、致力於慈善事業的前內政部辦公廳主任評論說：「如果巴爾加斯·略薩早點兒來找我，我還可以提供給他一些更為有趣的素材。」

正如萊昂修·普拉多軍事學校使我認識了我的國家那樣，新聞工作幫助我開啟了我的國家許多方面的大門。這一職業促使我深入探索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種地方和各種活動。早在十五歲的時候，我就從事新聞工作了，那是在中學四年級的假期裡，我先是作為地方版後來又作為偵破版的編輯在《紀事報》工作。夜間跑警察局，打聽發生了什麼樣的犯罪、偷盜、搶劫和交通事故，調查類似「夜蝴蝶」那樣引人注目的案件。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著迷的。譬如，在波爾維尼爾區，一名妓女被刺身亡，這案子促使我來往於利馬各個妓院、下等舞廳、龜奴和同性戀者常去的酒吧。那時，報人同流氓（起碼也是名聲最糟的流浪漢）之間的界限很難劃清。一天的工作下來，照例跟同事們鑽進某個咖啡館（這種咖啡館很賺錢，一般說來都由華人招待，地上鋪滿鋸末以掩蓋醉漢們的嘔吐物），然後再到妓院去。妓院為了遮掩醜聞，給偵破版的記者優惠待遇。

在大學的最後幾年裡，我在一家電臺（即泛美電臺）裡工作過，負責寫新聞稿。在電臺裡，我有機會了解到廣播劇的製作，那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世界，多愁善感又恐怖瘮人。巧妙的偶然加上無限的裝模作樣，簡直就是19世紀「報屁股文學」的現代翻版，卻擁有眾多的聽眾。據說，一個行人走在利馬的任何一條大街上都能聽到費利克斯·b.凱赫特《生的權利》的章節，收聽這部廣播劇的不止一戶人家。這個令人眼花繚亂而又奇特的小小世界為我的另一部小說提供了題材，那就是《胡利婭姨媽和作家》。表面上看，那是一部描寫廣播劇製作和情節劇寫作的小說，但實質上是對我自己為什麼要寫作、什麼是寫作這些疑問的描述。這些問題一直纏繞著我，我也為此奉獻了自己的大半生，卻從來未弄明白。從小時候起，我就想把我經歷的種種事情寫成故事。我一直襬脫不掉這一誘惑，甚至有時有這樣一種印象，即我一生的所作所為或是別人對我的所作所為都只不過是為了編故事而找的藉口。不斷地把現實移植為故事，其背後到底是什麼？是企圖把某段偏愛的經歷從飛逝的時間之口中拯救出來嗎？是想通過改頭換面的手法使痛苦而可怕的事實變得輕鬆一些嗎？也許僅僅是一種遊戲，是文字與幻想的雜亂堆砌？我越寫下去，這個問題就越難以回答。

1957年，我大學畢業，第二年交了論文，並獲得去馬德里攻讀博士學位的獎學金。到歐洲去，想辦法再到巴黎去，是我閱讀大仲馬、凡爾納和雨果的作品以來一直夢寐以求的事。我幸福地整裝待發，正在此時，一個偶然的事件為我提供了去亞馬孫地區旅行的機會。一個叫做胡安·柯瑪斯的墨西哥人類學家想周遊上瑪拉尼昂河，因為阿瓜魯納人和汪畢薩人的部落就在那裡。考察隊中還有一個空缺，於是在朋友的幫助下，我去了。

在上瑪拉尼昂河流域的那幾個星期裡，我們參觀了部落、屯子和村鎮。那是一次難忘的經歷，因為那次旅行向我展示了我的國家的另外一個天地（正如我所見到的那樣，秘魯是一個五光十色的國家）。從利馬到奇凱斯和烏拉庫薩這兩個屯子，等於從20世紀跳回石器時代，等於同赤身裸體生活在最原始狀態之中並受著非常殘酷的剝削的同胞們進行接觸。剝削者們也都是些可憐的赤腳的半文盲商人，他們用以低得可笑的價錢從部落裡購得橡膠和皮毛，印第安人如果有任何擺脫他們的企圖，他們便野蠻地加以懲罰。我們到達烏拉庫薩的時候，酋長出來迎接我們。酋長是阿瓜魯納人，叫胡姆。見到他、聽他講述自己的經歷是非常令人震驚的，因為此人不久前由於企圖建立一間合作社而痛遭毒打。在上瑪拉尼昂河地區的遙遠村落裡，我看到並親身體驗到了我國人民為生存而鬥爭的殘酷現實。然而，亞馬孫地區並不僅僅意味著苦難、暴行及不同思想、不同歷史時期的秘魯人困苦的共居生活，它也是一個繁茂的世界，一個擁有不可思議的力量的世界。從城市裡來的人在那裡可以發現尚未被馴服、尚未被洗劫的大自然：壯觀湍急的河流、原始林莽、彷彿從神話中走出來的動物以及過著冒險生活卻自由自在的男男女女。他們過著就像我在孩提時代欣喜地閱讀過的探險小說中的主人公所過的那種生活。我想我還從來沒有做過收穫如此豐富的旅行。我在1958年的那次旅行中的所聞、所見、所做的許多事情後來都被我釀成了故事。

在那次旅行中，我第一次直覺到被以賽亞·伯林稱之為「矛盾著的真理」的東西。在聖瑪利亞·德·涅瓦那小小的鎮子裡，於20世紀40年代建立了一個傳教所，修女們為部落的女孩們開辦了一所學校。但是由於女孩們不願意上學，修女們就求助於警察，強迫女孩們上學。有些女孩在傳教所裡待上一段時間後，就同家人失去了聯絡，不能返家重過以前的生活了。那麼這些女孩們怎麼辦呢？於是她們被託付給代表「文明」的人們，即路經聖瑪利亞·德·涅瓦鎮的工程師、軍人和商人，等等。這些人卻把女孩們帶走當了用人。富於戲劇性的是，修女們不僅沒有發覺這一善舉的惡果，反而還要把這一善舉堅持到底，以此來證明她們那真正的英雄主義。實際上，修女們的生活條件也相當艱苦，在河流漲水的幾個月中，她們處於完全與世隔絕的困苦狀態。用世界上最美好的願望，作出無限的犧牲，卻給人們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災難，這就是我要永遠記取的教訓。這一教訓使我明白了善與惡之間的界限是可以雙向的。這一教訓也向我指明，在判斷人們的行為時，在對社會問題決定加以解決時，你如果想使你所採取的手段不會導致比疾病更有害的惡果，那麼你就必須慎重行事。

我到了歐洲，直到1974年才返國定居。我二十五歲出國，三十八歲回國，在這期間發生了許多事。我回國後在很多方面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但在我與自己國家的關係上，我想我還是保持著童年時的那種看法。這種關係不能用概念而只能用比喻加以說明。我認為秘魯本身就是一個不治之症，我同它的關係是緊張的、冷酷的，但充滿著以粗暴為特點的激情。小說家胡安·卡洛斯·奧內蒂有一次曾說，作為作家，我與他的區別是，我與文學關係是夫婦關係，而他與文學的關係是通姦關係。我覺得我與秘魯的關係與其說是夫婦關係，不如說也是一種通姦關係，也就是說，充滿了疑懼、迷戀與狂熱。我對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的反對是自覺的，我認為「民族主義」是人類最大的缺點之一，是為最糟糕的走私行為打掩護的。然而事實是，我國的事物，有的使我惱火，也有的使我興奮。在我國正在發生著的或發生過的事都不可避免地與我密切相關。如果能作一番衡量，其結果很可能是在我寫作的時刻，離我的眼前最近的正是秘魯的缺點。也許我對困擾著秘魯的各種問題批評得過於嚴厲，從而有失公允了。不過，我認為在這種批評的後面有著深深的休慼相關之情。雖然我恨秘魯，但是，正如塞薩爾·巴列霍的詩句所說，這種恨總是浸滲著柔情。

略薩

1989年4月

作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其他小說

《凱爾特人之夢》《城市與狗》《胡利婭姨媽和作家》《潘達雷昂上尉和勞軍女郎》《公羊的節日》《艱辛時刻》《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