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的城市阿雷基帕位於秘魯南部安第斯山的一座山谷裡。這座城市以其教權主義、造反精神、律師、火山、一望無雲的藍天、美味大蝦、地方主義以及「下雪」而名揚全國。所謂下雪，是神經官能症的一種暫時性的症狀。某天，一個最為溫順的阿雷基帕人突然會對人家的問候不予理睬；連續幾個小時把臉拉得長長的；能幹出最古怪的事，能說出最古怪的話；意見稍微不一致，他就有可能在最好朋友的頸後砍上一刀。對此，沒有人感到奇怪，也沒有人生氣，因為大家都知道那個人正在「下雪」，而他明天又會像往常那樣成為溫和而無害的人。雖說在我出生的第二年，我的家人就帶我離開了阿雷基帕，而且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在阿雷基帕居住過，但我一直認為我是一個阿雷基帕人。我也認為那些在秘魯流傳的針對我們的玩笑，譬如說我們驕傲自大、令人反感甚至發瘋，都出於嫉妒心。我們講的西班牙語非常純正；我們的建築奇蹟聖卡達莉娜修道院曾吸引了五百名婦女移居；我們的城市曾是秘魯歷史上大規模地震和多次革命的舞臺。難道不是這樣嗎？

從一歲到十歲，我住在玻利維亞的柯恰潘巴市。在這座城市，我既天真又幸福。我還記得我所幹的事和我認識的人，但最難忘的是我閱讀過的書籍：山道坎的故事，諾查丹瑪斯的作品，《三個火槍手》，卡略斯特羅的作品，《湯姆·索耶歷險記》，《辛巴達航海旅行記》，海盜、冒險家和匪徒的故事，浪漫的愛情故事，還有我母親藏在床頭櫃中的那些詩歌（其實我並不懂，只是視為禁果的誘惑）。閱讀這些書籍是我最美好的時刻。我把喜歡的書全看完了，這太令人難熬了。有時我自己想出某些新的篇章，或是改變某一作品的結局。這種對他人作品進行的「續作」或「補充」就是我最初的寫作，也是我寫故事才能的最初表現。

像所有移居他鄉的家庭一樣，僑居異國增強了我們的愛國心。直到十歲，我一直堅信生為秘魯人是我最大的幸運。我頭腦中的秘魯與其說是同現實的秘魯相聯絡著的，不如說是同印加帝王和征服者的那個國家相聯絡著的。只是到了1946年，我才真正地認識了現實的秘魯，那一年，我們家從柯恰潘巴遷到了皮烏拉，因為我的祖父被任命為該市的地方長官。我們走的是陸路，在阿雷基帕作了短暫停留。我還記得，在踏上故鄉土地的那一刻，我是那麼激動；我也還記得，我的伯父對我是那麼寵愛。伯父叫埃德華多，是個單身漢，也是一位對宗教極為虔誠的律師。他有個女僕，叫伊諾森西婭。他的生活猶如西班牙內地的紳士，穿著整齊，有條不紊。在那舊式傢俱、古老掛像和古舊雜物中間，他也漸漸地衰老了。我也記得在卡瑪納奇耶，當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時的那股興奮勁兒。我的祖父母被我磨得沒辦法，不得不把汽車停下來，讓我在那荒涼的海灘上紮了個猛子。但那次海浴洗禮並不成功，因為一隻螃蟹夾了我一下。儘管如此，對秘魯海岸這份一見鍾情式的情誼卻延續了下來。這三千公里的沿海沙漠幾乎沒有被從安第斯山流下的河水滲浸過，只是被太平洋的海水沖刷著，卻受到了一些人的惡意中傷。那些誓死捍衛印第安傳統的人，那些仇恨一切西班牙事物的人，都指責我國的沿海地區輕浮、媚外。他們認為秘魯的政治經濟中心由山區轉移到沿海（即由庫斯科轉移到利馬）是一種不幸，因為這一轉移產生了令人窒息的中央集權主義，使得秘魯變成了一隻大蜘蛛：這個國家的頭部（即首都）碩大無朋，四肢卻細小羸弱。一位歷史學家把利馬和沿海稱做「反秘魯」。而我，作為一個阿雷基帕人，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山區佬」，在這場爭論中本應該站在安第斯山一邊來反對沿海沙漠地區的。然而，如果讓我在沿海地區、安第斯山區和亞馬孫森林地區（按經度劃分的秘魯三個地區）三者之中進行選擇的話，很可能我是站在沙漠和海浪一邊的。

沿海是印加帝國的外圍地區，其文明也是從庫斯科輻射過來的。雖說印加文明在西班牙征服之前不是唯一的秘魯文化，但可以說是一種最強有力的文化，它從秘魯一直延伸到玻利維亞、厄瓜多以及智利、哥倫比亞和阿根廷的一部分。它只短短地存在了一個半世紀。在此期間，印加帝王們征服了幾十座城鎮，修建了道路和灌溉工程，修築了城堡和要塞，並且建立了行政系統，使得產出足以養活所有秘魯人。這一點，以後的任何政權都未能做到。儘管如此，我從未對印加帝王們有過好感。雖說他們留下的紀念性建築物，譬如馬丘比丘和薩克薩瓦曼使我驚服，但我一直在想，秘魯的愁苦（即我們性格的突出特點）也正是根源於印加帝國。那是一個軍團化的官僚主義社會，人像螞蟻一樣被組織起來，一臺無所不能的壓縮機粉碎了人們的一切個性。

印加帝王們為了控制其統治下的人民，施展了最狡猾的詭計：他們自命為神，分封諸侯，移民他鄉，把村鎮居民遷離故土，「嫁接」在遙遠的異鄉。流傳至今的用克楚亞語寫成的最古老的詩歌就是表現這些人在異鄉感到惆悵而懷念自己失去的故土的悲歌。遠在蘇聯大百科全書和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出版前五個世紀，印加帝國就施行了政治上的古為今用：每個印加帝王登上寶座時，都伴有一批「阿矛塔」（即學者），他們負責修改歷史，以證明印加的歷史是在當今帝王的統治下才達到高峰的，先帝們的一切豐功偉績都歸功於現今的帝王，導致要想恢復被神秘歪曲了的歷史就成了不可能。印加帝王們有一種相當精密的計數法，即結繩計數法，但他們沒有文字。有一種理論認為，這些帝王們根本不想有文字，因為文字對他們那樣的社會將構成一種危險。我一直認為這一理論是有道理的。印加帝王們的藝術是嚴峻的、冰冷的，既缺乏想象力，也沒有印加帝國之前各種文化（如納斯卡文化和帕拉卡斯文化）所表現出的技藝。精緻非凡的羽毛毯、圖案神秘的紡織品就是上述兩個文化的產物，它們至今仍然保持著鮮豔的色彩和魅力。

繼印加帝國之後，壓榨秘魯人民的另一臺壓縮機是西班牙的統治，征服者把他們的語言和宗教帶到了秘魯，通行至今。對殖民統治不加區別地備加頌揚與對印加帝國加以理想化，都是荒謬的。殖民統治把秘魯變成了包括若干共和國在內的總督府所在地，把利馬變成了擁有豪華宮廷、重要學術活動和典禮活動的首都，但也意味著宗教愚昧主義，即宗教裁判和檢查制度。這一制度甚至禁止閱讀某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即小說，且對無神論者和異教徒進行迫害。所謂無神論者和異教徒，在許多情況下不過是那些敢於思考的人罷了。殖民統治同時也意味著剝削印第安人和黑人，以及建立一個在經濟上擁有特權的階層。這一階層至今仍然存在，並把秘魯變成了一個貧富極端分化的國家。獨立僅僅是政治上的現象，而這個少數人享有現代化生活的特權、多數人愚昧貧困的社會毫無改變。印加帝國、殖民統治和共和國這三個時期的歷史使我認識到，我們生活在其統治下的歷屆政權根本無力把秘魯人之間的兩極分化縮小到可以容忍的程度。這一創傷是不可能用任何紀念性的建築物、顯赫的戰功和輝煌的宮廷加以補償的。

當然，我剛從玻利維亞返國時根本沒有想過上述的一切。我家的習慣是按《聖經》辦事，每次搬家都是全體一道搬，叔伯、姑嬸、堂兄弟姐妹跟在家庭的支柱即祖父母的後面一道搬。就這樣，我們到了皮烏拉，這是一座四郊都是荒漠的城市。這是我在秘魯的第一次經歷。在薩雷斯教派中學裡，我的同學們嘲笑我，因為我的口音是山區人口音，發r和s兩個音時，口中噓噓作響，也因為我相信嬰兒是白鸛從巴黎銜來的。他們向我解釋說，這種事不會在空中發生。

我的腦海中充滿了我在皮烏拉生活的那些歲月中的形象。皮烏拉人是外向型的，很外向，愛開玩笑，也很熱情。那時，皮烏拉人喝的是質量很好的玉米酒，跳的是當地的丹德羅舞。喬洛和白人之間的關係比起其他地區來也不那麼緊張。皮烏拉人不拘禮節、喜好熱鬧的性格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戀人們在姑娘的陽臺下奉獻小夜曲，遭到阻撓的就把姑娘搶走，把她劫持到某個莊園住上一兩天。等雙方家庭和解之後，就是一個幸福的結局：敲敲打打地在教堂裡舉行宗教婚禮。搶親是事先宣佈的，也是受到慶賀的，就像慶賀河水來臨一樣，因為皮烏拉的河水一年只來那麼幾個月，給種棉花的莊園帶來了生命。

皮烏拉這個美好的城市，充滿了各種奇聞軼事，足以點燃人們的想象力。曼加切利亞區都是些泥巴茅草蓋的房子，玉米酒的質量最好；加依納塞拉區則位於河流和屠場區之間。兩個居民區互相仇恨，甚至有時雙方進行「野戰」。還有「綠房子」，那是該市的第一家妓院，是在荒漠中建立起來的，每晚燈火輝煌，人聲嘈雜，人影憧憧。薩雷斯教派的神父對「綠房子」的存在大發雷霆，我卻感到驚異，受到吸引。我連續幾個小時地談論它，偷看它，對裡面發生的事進行想象。「綠房子」是不結實的木質結構，曼加切利亞區的一支樂隊在裡面演奏，皮烏拉人前去吃飯、聽音樂、談生意，還有做愛。一對對的男女就在露天裡、星光下、沙地上做愛。這是我童年時代最富有誘惑力的回憶，《綠房子》就是從這個回憶中產生的。在這部小說中，我企圖通過妓院在皮烏拉人的生活和想象中所引起的混亂和一群冒險家在亞馬孫河流域的所作所為及其不幸遭遇，以虛構的方式把秘魯兩個相距遙遠、差別很大的地區——沙漠地區和森林地區——聯結起來。我的第一部作品《首領們》中的九個故事也是受到了我對皮烏拉的回憶的驅使而寫的。這部短篇小說集出版之後，有些評論家認為，書中存在「欺弱凌小」這一具有拉美特點的影子。是否如此，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與我同齡的秘魯人是在溫柔的暴力或粗暴的柔情中成長的。我只是企圖把這一點在我最初的幾個故事中再現出來。

二

我是在童年剛剛結束的時候到達利馬的，從一開始我就厭惡這座城市，因為在這個城市裡，我是相當不幸的。我的父母早就分開了，十年後重歸於好。同父親住在一起，就得同祖父母和叔伯們分開，就得服從一個我並不熟悉而又極為嚴厲的人強加給我的規矩。我對利馬最初的回憶，總是同不愉快的經歷聯絡著。我們當時住在瑪格達雷娜區，那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居民區。每當我考了好分數，就到住在觀花埠的叔伯們的家裡去度週末，這是對我的獎賞。觀花埠位於海邊，也更為繁華，在那裡，我結識了一群與我同齡的男孩和女孩，我同他們一起做少年時代的遊戲，這就是所謂「有了自己的天地」。我等於另外有了一個家庭，它就位於街角處。我們一起踢足球，偷著吸菸，學跳曼波舞，還向女孩求愛。同我們後面幾代的人相比，我們可以說老實得像天使。今天的利馬青年第一次領聖餐後就立即做愛，尚在變聲期間就吸了第一口大麻，而我們當時根本不知道毒品的存在。我們乾的調皮事只不過是偷偷地去看被禁的影片（即被教會檢查制度列為「不適合女士」的影片），或是在星期六家庭聚會之前在街角的店鋪裡喝上一杯「上尉」（即開胃酒與皮斯科酒的混合液，被認為是有毒的），因為家庭聚會上從來不供應烈性酒。我還記得，我們這些十四五歲的男孩曾經進行過一次很嚴肅的討論，討論在星期天下午場的電影院裡如何正正經經地吻自己的戀人。被吉亞柯莫·卡薩諾瓦大言不慚地稱之為「義大利式」的接吻方式（即用舌頭接吻），作為不赦之罪被一致排除了。

當時（20世紀40年代末）的利馬還是一個不大的城市，安全，靜謐，但注重表面。人們住在互不往來的居民區裡：富人、有錢人住在奧蘭迪亞區和聖伊西德羅區；收入較高的中產階級住在觀花埠；收入較低的中產階級住在瑪格達雷娜區、聖米格爾區和巴蘭科區；窮人則住在維多利亞區、林塞區、橋下區和波爾維尼爾區。我們這些特權階層的孩子從來見不到窮苦的孩子，甚至連他們的存在都未發覺。窮孩子們住在別處，住在自己的區裡，住在遠郊那些犯罪層出不窮的危險地方。我們圈子裡的孩子如果不離開利馬，可能一生都認為自己是住在一個只講西班牙語的國家，一個只有白人和印歐混血人的國家，根本不知道還有幾百萬（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印第安人講克楚亞語，過著完全兩樣的生活。

我很幸運能在某些方面打破這個界限。我現在認為這是一種幸運，但是在當時（1950年）簡直是一場悲劇。我父親早就發現了我在寫詩，因而很為我的前途擔心，因為他認為一個詩人註定要餓死，同時也為我是否缺少「男子氣」而擔心。因為某些圈子認為，所有的詩人都搞同性戀。這一說法流傳頗廣。為了防止我陷入此種險境，他認為最理想的抗毒素就是萊昂修·普拉多軍事學校，於是我在這個軍校裡住校學習了兩年。萊昂修·普拉多是秘魯社會的一個縮影，進此學校的有特權階層的孩子（因而他們的父母等於把他們送進了教養所），有中等階層的孩子（他們想學得軍事專業），也有貧困階層的孩子（因為軍校有助學金制度，這為最貧窮人家的孩子開啟了大門）。這是秘魯為數不多的富人、窮人、不富不窮的人兼收，白人、喬洛、印第安人、黑人、華人、利馬人、外省人並蓄的學校之一。與外界隔離，遵行軍事紀律，還有那粗野、兇暴、以強凌弱的氣氛，對我來說都是難以忍受的。然而我覺得，我在這兩年中學會了如何認識真正的秘魯社會，包括上述的兩極分化、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偏見、胡作非為和不滿情緒。這樣，一個觀花埠的孩子就不會懷疑上述事物的存在了。我感謝萊昂修·普拉多軍事學校還由於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它提供給我的經歷成了我第一部長篇小說的素材。儘管其中有許多虛構的成分，但《城市與狗》再現了秘魯這個微型世界的生活。這部小說受到了引人矚目的虐待：有一千冊在軍校的庭院中被當眾焚燒，還有一些將軍對小說進行了粗暴的攻擊，其中一位將軍說，這部小說只有一個頭腦墮落的人才能寫得出。還有一位將軍，他的想象力更為豐富，說這部小說得到了厄瓜多政府的資助，以此來詆譭秘魯陸軍的名聲。作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我懷疑起這到底是由於它的優秀還是由於這些醜聞。

最近二十年來，幾百萬山區人口流入利馬，在貧民區（為了好聽，人們稱之為「新建區」）定居下來。這些貧民區包圍了原來的市區。與我們那時不同，在現在的利馬，中產階級的子弟們一開啟自家的窗子就能發現秘魯的現實。到處是窮人，他們有的沿街叫賣，也有的流浪街頭；有的坐地乞討，也有的當眾搶劫。利馬擁有五百萬人口（也許是六百萬），問題成堆：垃圾成山、交通不便、住房緊張、犯罪不斷……這使它失去不少往日的魅力，譬如殖民時代的住宅區、帶有百葉窗的陽臺、怡人的寧靜和互相潑水喧鬧的狂歡節。現在全秘魯的人口、全秘魯的所有問題都集中在利馬了，它確實成了名副其實的一國之都了。

有人說，恨與愛常相混淆，這大概有道理。我一生都在談論利馬的弊病，但這個城市也有許多使我動情的東西，譬如利馬的細霧。這種薄紗般的霧從五月到十一月一直蒙在利馬城上空。麥爾維爾路過此地時，這薄紗般的細霧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白鯨》中稱利馬為「想象中最為愁苦、怪異的城市」，因為「蒙上一層白色的輕紗，它那可怕的愁苦反而有增無減」。我喜歡利馬那濛濛的細雨，這細雨肉眼看不見，卻使人感到宛如蜘蛛腳在臉上搔弄，使得一切都是潮漬漬的，使得我們這些市民在冬日裡覺得自己是個兩棲動物。我喜歡利馬那海水冰冷、白浪滔滔的海邊，那是衝浪運動的理想之地。我喜歡利馬那古老的體育場，常去觀看足球賽，為大學體育隊鼓掌叫好。然而，我知道這些只是我個人的喜好，因為我的祖國最美好的事物並不在利馬，而在內地，在沙漠，在安第斯山，在森林地帶。

秘魯的一位超現實主義作家塞薩爾·莫羅在他的一首詩的下面狠狠地寫上了「寫於可怕的利馬」的字樣。幾年之後，另一位作家塞巴斯蒂安·薩拉薩爾·蓬迪以此侮辱性的字眼為題，寫了一篇散文，專門用來打破利馬神話，粉碎故事、傳說和當地白人音樂中對這座城市的理想化，並展示這座城市虛假的一面與現實的一面的鮮明對比。前者富有摩爾和安達露西亞情調：精細的百葉窗後面，神秘而邪惡的美女半遮半露，正在勾引往假髮上撒香粉的紳士；後者則是問題重重，骯髒不堪，充滿仇恨。整個秘魯文學可分為兩大傾向，一是吹捧利馬，一是詛咒利馬。而真正的利馬很可能既不像有些人描繪的那麼美好，也不像有些人講述的那麼可怕。

總的說來，利馬是一座沒有個性的城市，卻有著某些吸引人的地方，如廣場、修道院和教堂，作為鬥牛場地的阿喬廣場更是其中的瑰寶。自殖民時代以來，利馬一直保持著對鬥牛的愛好，一個喜好觀看鬥牛的利馬人同西班牙人或墨西哥人一樣內行。我就是個鬥牛迷，在十月集市期間總是力圖不漏掉任何一場鬥牛。這個愛好是我舅舅胡安培養出來的，他是我的母系眾多親戚中的一員。他的父親是著名鬥牛士胡安·貝爾蒙特的朋友，這位鬥牛士曾把自己在利馬鬥牛時穿的服裝贈送給了我舅舅的父親。這套服裝一直像文物似的儲存在我舅舅胡安的家裡，只在重大節日時，才拿出來給我們這些孩子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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