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地播音員和演員與阿根廷播音員和演員之間存在著你死我活的競爭。阿根廷人潮水般地擁入秘魯，其中許多人是由於政治原因被驅逐出境的。我認為那位玻利維亞筆桿子之所以採取這一行動，是為了贏得本地同事的好感。但是，事實並非如此，我很快發現這種猜測是不對的。他對阿根廷人普遍憎惡，對阿根廷演員尤其痛恨，看來這裡面並無討好的私心。準備好七點鐘的新聞稿後，我去看他，打算告訴他我有些空閒時間，可以向他提供所需要的資料。他把我讓進他的洞穴，以一種慷慨的姿態請我坐在除他自己那把椅子之外唯一可坐的地方：充當寫字檯的那張桌子的一角。他仍舊穿著那套西裝，繫著那條花格小領帶，置身於一沓沓仔細堆積在雷明頓旁邊的打字稿中間。那張利馬市平面圖已經用圖釘按在牆壁上，各個街區都用紅鉛筆標上了奇形怪狀的符號以及各式各樣的縮寫字母。我問他那些標記和字母是什麼意思。
他點了點頭答應告訴我，臉上露出一絲機械的微笑，這微笑包含著發自內心的得意和寬宏大量的神氣。坐定後，他像發表演說似的開口道：「我是在生活的基礎上創作的，我的作品就像葡萄藤那樣攀附在現實生活上。為此我才需要地圖，想知道這個世界是不是這個樣子。」
他給我指著地圖，我探過頭去，以便弄明白他要說什麼。那些縮寫字母頗為費解，既不是指什麼機關團體，也不是指哪個社會名流。唯一清楚的是，他把米拉弗洛雷斯、聖依希特羅、維克多里亞和卡亞俄港各街區都用紅筆圈了出來。我告訴他，我一點都看不懂，請他解釋一下。
「這很簡單，」他回答說，那口氣頗不耐煩，很像神父的語調，「最重要的是真實，藝術就是這樣的，絕不能虛假，除非在個別情況下。我必須知道利馬是不是就像我在地圖上標的那樣。比如，聖依希特羅區標上兩個a是不是合適？它是不是那些世襲名門和暴發貴族混居的街區？」
他在a上面加重了語氣，那腔調似乎在說：「只有瞎子才看不見陽光。」他按社會地位把利馬市的街區分了類。但是，那些限定詞的種類和記名法的法則實在奇怪，有些地方他的定義下得很準確，另外一些則完全是主觀臆斷。比如，我贊成給赫蘇斯·瑪麗亞區標上mpa（中產階層、職員、家庭主婦），但是我提醒他說，給維克多里亞和保爾貝尼區打上vmmh（流浪漢、性變態者、暴徒、妓女）的可怕標記是很不公道的，把卡亞俄港縮寫成mpz（水手、漁夫、黑白混血種人），給塞爾卡多和阿古斯底諾標上foli（女傭、工匠、農夫、印第安人）也實在值得商榷。
「這不是科學分類，而是藝術分類。」他用做報告的口氣說道，一面揮動著那小矮人的手掌，打著魔術的手勢，「我並不對每個區裡的所有人都感興趣，而是那些最惹人注意的人，即那些給每個街區帶來芬芳和光彩的人。假如一個角色是婦科大夫，他就應該生活在與他的身份相稱的地區，一名警長也是如此。」
圍繞著城市人口的分佈，他對我作了一番詳盡而饒有趣味的詢問（我只是感覺有趣，因為他一直保持著葬禮般的肅穆神情）。我發現他最感興趣的事情都是一些極端：百萬富翁與乞丐，白人與黑人，聖徒與罪犯。他根據我的回答，毫不遲疑地以飛快的動作在地圖上增減、修改原有的符號，這使我想到他所發明和使用的這套分類法大概很有些時間了。可他為什麼只在米拉弗洛雷斯、聖依希特羅、維克多里亞和卡亞俄港標上符號？
「因為這些地方，毫無疑問，將是主要的舞臺。」他說著，那雙突出的眼睛帶著拿破崙式的自滿神情掃視著那四個街區，「我這個人討厭半瓶子醋、渾水和淡咖啡。我喜歡是非分明，男女清楚，日夜有別。在我的作品裡，一向是要麼有貴族，要麼有平民；要麼有妓女，要麼有貴婦。中產階級既不能使我產生靈感，也不能激起我的聽眾的熱情。」
「您很像浪漫主義作家。」我突然對他說了一句很不合時宜的話。
「從各方面來說，是他們像我，」他從椅子上跳起來，聲音有些激怒，「我從來沒有抄襲過別人的東西，隨便指責我什麼都行，唯獨這種誣衊我不答應。恰恰相反，是旁人用最惡毒的方式剽竊我的作品。」
我想解釋一下，我說的像浪漫主義作家並非有意侮辱他，只是玩笑而已。但是，他並不聽我講，因為他突然變得異常惱怒，那副激憤的神情，彷彿面對一群滿懷期望的聽眾。他口若懸河地用他那美妙的聲音講道：「整個阿根廷到處都流傳著我的作品，它們被拉普拉塔河流域的那幫筆桿子糟蹋得不成樣子。您以前和阿根廷人相處過嗎？您如果看見一個阿根廷人，就趕快躲開他，因為那股阿根廷臭氣會像麻疹一樣傳染。」
他的臉色變得蒼白，鼻翼不住地翕動著，接著咬牙切齒地做了一個厭惡的怪相。面對這一新的個性流露，我感到大惑不解，只好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什麼，大致的意思是，拉丁美洲沒有作者權益保障法，實在令人遺憾。結果我又惹了禍。
「不是這個意思。被別人剽竊，我並不在乎，」他更加惱怒地反駁，「我們這些藝術家並不是為沽名釣譽而工作，而是出於仁愛。即使我的作品掛了別的牌號，如果能夠傳遍全球，我也心滿意足。令人不能原諒這些拉普拉塔的別字先生的是，他們任意篡改我的劇本，把它們弄得不成體統。你知道他們幹了些什麼嗎？除去改換標題和人名——這是很自然的囉——他們總要用一些阿根廷佐料調味……」
「真狂妄……」我打斷他的話，心想這一次肯定說在點子上了，「花樣文章……」
他輕蔑地搖搖頭，擺出一副悲天憫人的莊重神情，用緩慢、甕聲甕氣、震動這個洞穴的聲音吐出兩句我從未聽他說過的粗話：
「搗鬼加性變態。」
我想讓他說下去，希望知道他為什麼對阿根廷人的仇恨要比一般人強烈，但是看到他那種氣急敗壞的神氣，我沒敢張嘴。他的面部痛苦地抽動了一下，一隻手在眼前揮過去，彷彿要抹掉某些幻影。接著，他滿面痛苦的神情，關上斗室的窗戶，調整打字機的滾筒，蓋好封套，整一整花格領帶，從書桌裡拿出一本厚書塞在腋下，示意要同我出去走走。他熄了燈，來到門外，鎖好房門。我問他那是本什麼書。他親切地撫摸著書背，好像愛撫一隻小花貓。
「一個患難之交，」他激動地低聲說，把書遞給我，「一個忠實的朋友和工作助手。」
這本書大概是由埃斯巴薩·加爾貝出版社於史前的什麼時候出版的——厚厚的封皮上滿布著五顏六色的汙斑和擦痕，書頁已經灰黃——作者是無名之輩（阿達爾貝爾託·卡斯德洪·德拉·雷蓋拉，穆爾西亞大學古典文學、語法和修辭學碩士），作品是一部浩瀚的摘記，題目很大：《世界百名最佳作家文學語錄一萬條》，副標題是：《塞萬提斯、莎士比亞、莫里哀等人關於上帝、生命、死亡、愛情、痛苦等問題的言論集》。
我們一直走到貝倫大街。分手時，我忽然想起了看錶，感到一陣驚慌：已經是夜裡十點鐘了。我覺得和這位藝術家彷彿只待了半個小時，對這座城市所做的社會流言學的分析以及發洩對阿根廷人的憎惡竟然用去了三個小時。我急忙向泛美電臺跑去，心中暗想，帕斯庫亞爾肯定把什麼土耳其巫師又塞進了什麼帕爾伯尼區的殺嬰案。但是，事情好像並不那麼糟，因為我在電梯上遇到赫納羅父子，他們並沒有生氣的樣子。老闆告訴我，這天下午已經同魯喬·加蒂卡簽訂了合同，請這位歌手作為泛美電臺獨家聘請的客人來利馬演出一週。我來到閣樓上，翻閱了一下新聞稿：還過得去。這樣，我便不慌不忙地乘公共汽車到米拉弗洛雷斯區的聖馬丁廣場去了。
回到外祖父家已經是深夜十一點鐘，他們都已入睡。我的晚飯一向留在爐灶上，但是，這一次除了餡餅、蛋炒飯之外——這是我一貫的食譜——還有一張便條，上面的字型顫巍巍的：「你舅舅魯喬打電話來，說你對胡利婭爽約了，你們說定要去看電影的。他還說你是個野人，要你給胡利婭打電話道歉。外祖父。」
我心裡想，為了一個玻利維亞文人，竟然忘記了新聞稿，忘記了和一位女士的約會，這實在有些過分。我很不痛快地上床躺下，為這並非故意的失禮而感到懊喪。我輾轉反側，折騰了許久方才入夢。睡前，我竭力說服自己，那是她的過錯，是她強迫我接受看電影的鬼主意，非要我去受那份可怕的折磨。我尋思著第二天給她打電話的藉口。我想不出別的什麼好辦法，也不敢對她說出真情，於是，我做出了一個豪俠之舉。播完八點鐘的新聞，我去市中心一家花店，讓人給她送去一束價格一百索爾的玫瑰花，上面附了一張卡片，思索再三，我寫了一句自認為簡潔而又風雅的話：「敬請諒察。」
下午編輯新聞稿的間歇，我就阿雷基帕市參議員的悲劇撰寫了一篇豔情流浪漢式的小說草稿。我本想這天晚上大幹一場，可是，哈維爾從泛美電臺下班以後跑來找我，要帶我到阿爾多斯區去看一個招魂的場面。招魂者是一名法院錄事，他們倆是在儲備銀行的辦公室裡認識的。哈維爾多次對我談起他，因為那個人經常把他與幽靈的交往講給哈維爾聽。那些幽靈不僅在正式招魂的場面上與他來往，而且常常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現，比如，一大清早弄響電話和他開玩笑，拿起耳機聽見裡面傳來他曾祖母清晰的笑聲，而老太太早在半個世紀前就去世了，她一直住在煉獄裡（這是曾祖母親口告訴他的）。那些幽靈還常常出現在公共汽車、電車或行走在大街上，他們附在他的耳邊低語，他只好保持一言不發，無動於衷（他似乎說的是「不予理睬」），免得人家以為他是個瘋子。我聽了非常著迷，便請求哈維爾安排一次同錄事-招魂者的會晤。錄事答應了，但是招魂的日子推遲了好幾個星期，藉口是氣候不相宜，必須等待月亮轉到某個方位、海水落潮以及其他一些更為特別的因素，看來幽靈對潮汐、星座方位和風向是很敏感的。現在，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錄事-招魂者的家，那是一間骯髒不堪的矮房屋，擠在堪卡約小巷的盡頭。實際上，那個人遠不如哈維爾講的那樣有趣。他六十多歲，喪妻，禿頭，身上散發出一股藥味，眼睛放射出牛眼的光芒。他的談吐實在乏味之極，任何人也不會相信他能夠與幽靈交往。他在一間破爛、油汙的小房間裡接待了我們，請我們吃素餅乾夾鮮乳酪，喝一小瓶少得可憐的紅酒。他神色平靜地給我們講述他在陰間的經歷，一直講到時鐘敲響十二點。二十年前，喪妻之後，他就有了這種經歷。他女人的去世使他陷入難於慰藉的悲傷之中。直到一天，有個朋友給他指出招魂之路，才算救了他。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
「因為這不僅使人有機會繼續眼見耳聞自己的親人，而且也是一種很好的消遣，時光不知不覺就過去了。」他用評論命名禮的口氣對我們說道。
聽他的講述，人們會覺得同死人談話實質上有點像看電影或者看足球賽（當然不會那麼有趣）。他對陰間的解釋實在平庸得可怕，而且缺乏道德觀。依照他所講述的情況，陰間和陽間似乎沒有任何「質」的區別：幽靈也會得病、戀愛、結婚、生兒育女、旅行，唯一的區別是他們永遠不會死亡。時鐘敲十二點鐘時，我不斷惡狠狠地盯著哈維爾。錄事-招魂者請我們在桌旁坐下（不是圓桌而是方桌），熄了燈，命令我們雙手合十。接著是一片寂靜，我心情緊張地等待著，希望事情會變得有趣些。這時，幽靈們開始出現，錄事仍然用日常說話的口氣開始問他們世界上最枯燥乏味的事情：「索麗達，你好呀？我很高興聽到你的聲音。我來啦，帶了兩位朋友，他們都是好人，希望和你那個世界接觸一下，索麗達。什麼？什麼事？讓我問候他們？當然可以，索麗達，我替你問候。她說讓我衷心問候你們，還說，如果可能，請經常為她禱告，以便讓她早日離開煉獄。」在索麗達之後，又來了一大串親朋好友，錄事也和他們作了類似的交談。他們還都在煉獄中，都請他向我們轉達問候，請求為他們祈禱。哈維爾堅持要召喚某個在地獄裡的人，讓他來給我們解除疑問。可是招魂者毫不躊躇地解釋說，這做不到，因為那邊的人只能逢單月的頭三天方可約會，而且那聲音只能勉強聽到。哈維爾這時要求會見那個曾經侍候過他母親、他本人以及他兄弟的女僕。於是，古麥爾辛達婆婆登場了。她問候大家，說她十分想念哈維爾，她正在打點行裝，即將離開煉獄，去見天主。我請錄事把我哥哥胡安招來（其實我根本沒有弟兄），出乎意料，胡安竟然來了。他通過招魂者那柔和的聲音告訴我，不必為他擔憂，因為他和上帝在一起，而且經常為我祈禱。聽罷這個訊息，我的心沉靜下來，不再注意招魂的場面，又開始為參議員的故事打起腹稿來。我靈機一動，想出一個令人難以猜透的標題來：《不完整的面孔》。就在哈維爾不厭其煩地要求錄事喚來某位天使或至少某個像曼戈·戛伯克那樣的歷史人物時，我卻決定讓參議員通過下意識的幻覺解決他的問題：在與妻子親熱的時候，讓她戴上一副海盜眼罩。
將近凌晨兩點鐘，招魂術方才結束。我們沿著阿爾多斯區的大街找出租汽車，想要它拉我們到聖馬丁廣場，再從那裡乘公共汽車回家。我對哈維爾說：由於他的過錯，陰間對我來說已經失去詩意和神秘色彩；由於他的過錯，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陰間，所有的死人都要變成蠢貨；由於他的過錯，陰間不再是虛無縹緲的，而且人們要懷著這樣的信念生活下去：在來世（如果存在的話），一種無盡無休的呆痴病加上枯燥無聊的生活在等待著我們。這番話氣得哈維爾簡直要發瘋。我們終於找到一輛出租汽車。作為懲罰，車錢由他付。
回到家，在餡餅、蛋炒飯旁邊，我發現一張紙條：「胡利婭給你打來電話。她說已經收到你的玫瑰花，非常好看，她很喜歡。她還說，你別以為憑著這些玫瑰就可以脫身，一兩天之內你還得陪她去看電影。外祖父。」
第二天是魯喬舅舅的生日。我給他買了一條領帶做禮物。我正準備中午到他家裡去，可是小赫納羅偏偏來到閣樓，一定要我跟他去萊蒙地飯店吃午飯。他希望我幫他起草幾份星期天登報的廣告，預告一下彼得羅·卡瑪喬的廣播劇將從星期一開始播放。我說，由藝術家本人親自起草這些廣告不是更為合理嗎？
「問題是他已經回絕了，」小赫納羅解釋說，像煙筒一樣吐著菸圈，「他說他的劇本無需商業廣告，它們憑著自己的身價就會令人欽佩，還有別的一些蠢話。這個傢伙竟然這麼複雜，有這麼多怪癖。關於阿根廷人的那些事你已經知道了，對嗎？他逼我們撕毀了一些合同，賠償了人家的損失。但願這些節目能證明他的傲氣是有道理的。」
我們一面起草廣告，一面就著海魚喝冰鎮啤酒。萊蒙地飯店的房樑上時而躥過幾只灰色的小老鼠。它們的存在彷彿證明這家飯店是百年老店。小赫納羅還給我講了他跟彼得羅·卡瑪喬之間的另一次衝突，起因是在利馬首次上演的四出廣播劇的主角問題，在這些戲中，主角是個依然保持青春的五十歲的人。
「我們給他解釋說，各種調查都表明，聽眾喜歡三十至三十五歲之間的主角，可他倔得像頭騾子，」小赫納羅苦惱地說道，一邊從口鼻中吐出菸圈，「是不是我干涉得不對？這個玻利維亞人會不會一敗塗地？」
我回想起和彼得羅在中央電臺的洞穴中那個晚上的談話。這位藝術家用火一般的語言給人生五十歲下了定義。他說，這個年齡是思維和性慾的高峰，正是年富力強的時期，這個年齡正是女人最喜愛而男人最害怕的歲月。令人頗為懷疑的是，他竭力堅持老年這個概念是可以選擇的，我因此得出結論，這位玻利維亞文人大概五十歲——老年這個詞使他感到恐懼，他那大理石般堅強的性格中終於流露出一絲人性弱點的光。
編完廣告再去米拉弗洛雷斯區跑一趟已經遲了，於是我給魯喬舅舅打電話，告訴他晚上再去擁抱、祝賀他。我原以為會遇上一大群親戚前來祝賀，但是除了奧爾卡舅媽和胡利婭姨媽，再也沒有旁人。因為親朋好友白天已經來過。他們仨正在喝威士忌，給我也斟滿了一杯。胡利婭姨媽對我送的玫瑰花再次表示感謝。我看見那些花放在客廳的餐具架上，實在少得可憐。隨後，她又像往常那樣開起玩笑來。她要我坦白失約的那天晚上是什麼樣的「節目」使我不得脫身，是大學裡的小妞還是電臺裡的黃毛丫頭。她身穿一件天藍色的衣服，腳下穿著白色的皮鞋，臉上抹了胭脂口紅，頭髮是在理髮館裡剛梳洗過的。她笑起來，聲音很響，毫無顧忌。她的聲音略有嘶啞，兩眼射出大膽放肆的目光。這時我才發覺她是個頗有魅力的女人。魯喬舅舅心花怒放地說，人生只有一次五十大壽，請我們去玻利瓦爾餐廳吃飯。我心裡想不得不連續兩天放下那個太監式的墮落參議員的故事了（如果小說就用這個《太監式的墮落參議員》的題目怎麼樣？），但是我並不感到遺憾，而是很高興參加這個晚上的聚會。奧爾卡舅媽上下打量我一番後，提出意見說，我這身裝束去玻利瓦爾餐廳可不相宜。她讓魯喬舅舅借給我一件乾淨襯衫和一條鮮豔的領帶，以彌補西裝的皺褶和陳舊。襯衫穿上去太大，脖子在領圈裡直晃盪，我感到惶惶然。（這又給胡利婭姨媽提供了開心的機會，她開始叫我「好寶貝」。）
我從未去過玻利瓦爾餐廳，覺得那裡是世界上最高尚文雅的地方，從來也沒吃過那樣美味可口的飯菜。樂隊演奏著波萊羅舞曲、進行曲、狐步舞曲。這些節目中的明星是個法國女人，皮膚雪白，像牛奶一樣，輕柔地朗誦歌詞。魯喬舅舅由於多喝了幾杯而情緒高漲起來，用他稱之為法語的話向那法國女人歡呼「vravooo！（好哇！）vravooomamuase！che’ri！（好哇！親愛的小姐。）」第一個站起來跳舞的是我，拉著奧爾卡舅媽到了舞池裡。我自己也感到驚訝，因為我不會跳舞（那時我堅信一個文學天才與舞蹈、體育格格不入）。幸而人很多，在擁擠的舞伴中，在若明若暗的燈光下，沒有人察覺到我不會跳舞。胡利婭姨媽這時正在使魯喬舅舅吃苦頭，強迫他跳舞時離她遠些，並做出各種舞姿。她跳得很好，不少紳士的目光在隨著她轉。
到了下一個舞曲，我請胡利婭姨媽跳。我預先告訴她，我不會跳舞；但是，因為正在奏一支速度極慢的狐步舞曲，我跳得還算過得去。我們跳了兩支曲子，不知不覺地離開了魯喬舅舅和奧爾卡舅媽的餐桌。就在舞曲結束的一瞬間，胡利婭姨媽做了一個要離開我的動作，我拉住了她，在靠近她嘴唇很近的臉頰上吻了一下。她吃驚地看了我一眼，彷彿目睹什麼奇蹟似的。樂隊已經換了班，我們只好回到餐桌上。在那裡，胡利婭姨媽開始取笑魯喬舅舅的五十大壽，她說從這個年齡開始，男人就變成了老色鬼。她不時地向我投來迅速的一瞥，好像要證實一下我是否真的在那裡。從她的眼神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她的腦袋還無法接受我吻過她這一事實。奧爾卡舅媽已感到疲倦，她想回去，可是我堅持再跳一次。「知識分子在墮落。」魯喬舅舅論證道，說罷拉起奧爾卡舅媽去跳埃斯特里沃舞。我請胡利婭姨媽跳。我們跳舞的時候，她（第一次）保持沉默。跳到人多的地方，魯喬舅舅和奧爾卡舅媽漸漸離我們遠了，我就把她往懷裡摟得緊一些，幾乎貼著她面頰。我聽到她驚慌地低語說：「馬裡多，你聽著……」我打斷了他的話，在她的耳旁說：「我不准你再叫我馬裡多。」她把臉離開一些，想望望我，試圖微笑一下。就在這時，在一個幾乎是機械性的動作中，我彎身吻了她的嘴唇。這是一個迅速的吻，出乎她意料之外，她驚訝得暫時停下了舞步。此刻她的驚訝是徹底的：目瞪口呆。舞曲一停，魯喬舅舅付了賬，我們就走了。在返回米拉弗洛雷斯區的途中——我和胡利婭坐在後排座上——我拉起她的手，溫情脈脈地緊握在手中。她沒有抽回去，但是慌亂的神色依然可見，不再開口講話。在外祖父的家門口下車的時候，我暗自猜算她大約比我大多少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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