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那次衝突後沒幾天，我又見到了彼得羅·卡瑪喬。那是上午七點半，我準備好了第一份新聞稿，打算去布蘭薩喝杯牛奶咖啡。從中央電臺的門房經過的時候，我透過小窗看見了那臺雷明頓。我聽到打字機在響，一陣陣在滾筒上敲擊字母的聲音傳進我的耳朵，但是見不到機器後面的人。我把頭探進視窗，打字人是彼得羅·卡瑪喬，人家給他在看門人的睡房裡安置了辦公室。這間屋子房頂很矮，牆壁既潮溼又破舊，還很骯髒。就在這樣一個廢墟般的房間裡，如今放上了一張和那臺雷明頓同樣高階的寫字檯，那架打字機在上面「嗒嗒」地響個不停。寫字檯和雷明頓的龐大體積幾乎把彼得羅·卡瑪喬的小小身軀吞沒了，他在座位上墊了一對枕頭，儘管如此，他的頭部也只及鍵盤的高度，雙手與眼睛在同一水平上工作，所以看上去彷彿是在拳擊。他是那樣地全神貫注，儘管我已站到他身旁，他仍然沒有察覺我的出現。他那突出的眼睛死死地盯著稿子，兩個指頭不停地敲打著，牙齒輕輕咬著舌頭。他仍然穿著第一天的那身黑色西裝，既沒有脫掉上衣，也沒有摘去花格領帶。看見他那副聚精會神、忙得不可開交的樣子，看見他那一頭長髮和一身十九世紀詩人的裝束，看見他如此嚴肅認真地坐在對他來說顯得那樣龐大的寫字檯和打字機前以及那個幾乎容納不下書桌、機器和這個卡瑪喬的狹小房間，不禁感到既同情又好笑。
「卡瑪喬先生，您可真早啊！」我問候道，把半個身體向他湊近。
他只是目不斜視地點點頭，命令式地示意我，要麼請走，要麼就等一下。我選擇了後者，等著他打完那句話。我看到他桌子上堆滿了已打好字的稿紙，地下扔著幾個揉皺的紙團。那是因為沒有字紙簍。過了片刻，他的雙手離開鍵盤，看看我，站起身，有禮貌地伸出右手，用一句格言回答了我的問候：
「藝術無需時間表。早上好，我的朋友。」
我沒有詢問他在這個洞穴裡是否感到厭惡，因為他一定會回答說，困苦的環境有益於藝術的成功。我寧可邀請他去喝咖啡。他望望細手腕上晃盪著的那塊史前樣式手錶，低聲咕噥道：
「已經創作了一個半小時，應該放鬆一下了。」
在前往布蘭薩咖啡館的途中，我問他是否總是一大早就開始工作。他回答說，他與其他搞創作的人不同，他的靈感是同白日的光亮成正比的。
「我的靈感隨著太陽出山而到來，太陽越熱，靈感越旺。」他唱歌般地解釋說。與此同時，一個睡眼惺忪的小夥子正在我們身邊打掃布蘭薩撒滿鋸末、菸蒂和果皮的地面。「東方發白，我就開始寫作。中午時分，我的大腦像火炬一樣灼熱明亮。下午，火力逐漸減退，黑夜一到，我就停止工作，因為只剩下灰燼。但是沒有關係，下午和晚上正是演員工作效率最高的時候。我的作息制度安排得井井有條。」
他說起話來非常嚴肅，我覺得他幾乎沒有感到我在聽他說話。他是那種只許別人聽、不許別人講的人。像第一次見面那樣，使我驚訝的是，他的談吐毫無幽默感，儘管也露出木偶般的微笑——咧嘴，齜牙，聳眉頭——藉以裝飾他的獨白。他無論說什麼，都顯得極其莊重，加上他那完美的咬字發音、矮小的身軀、古怪的裝束、劇場裡的動作，便顯出一種極不尋常的風度。顯然，他堅信自己所說的一切。可以看出，他既是世界上最愛裝模作樣的人，也是世界上最誠懇的人。我試圖把他從藝術範疇的說教拉到普通的家常事務中來。我問他是否已經安頓下來，這裡有沒有朋友，覺得利馬如何。對這些世俗話題，他覺得不值一談，用了一種不耐煩的口氣回答說，已經在離中央電臺不遠的基爾卡衚衕找到了一間「atelier」。他覺得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無拘無束的，因為藝術家的祖國難道不就是整個世界嗎？他不要咖啡，而是點了一杯馬黛茶泡薄荷。他解釋說，這種飲料不僅味道甘美，並且可以「滋補心肺」。他一口接一口、速度均勻地喝著，好像每一次把杯子送到唇邊，都準確地計算過時間。他剛喝完，便立起身，堅持要各自付款。接著，他請我陪他去買一份利馬市區交通圖。我們在聯盟大街一間流動商亭裡找到了他要買的東西。他對著天空展開地圖，望著各個區縣的五顏六色，滿意地點點頭，要求開一張標明二十索爾的發票。
「這屬於工具書，商人應該開發票。」他用命令的口氣說道。後來我們便回電臺去。他走路的姿勢也是奇特的：迅速而緊張，彷彿擔心誤了火車。我們在中央電臺門口分手的時候，他指著那擁擠的辦公室，好像展示一座宮殿似的說道：
「實際上辦公室等於在街上，」他洋洋自得地說，「我就像是在人行道上工作。」
「人聲那麼嘈雜，車輛來來往往，這不使您分心嗎？」我大著膽子暗示道。
「恰恰相反，」他使我放心地說，似乎很高興用這樣一個方式報答我，「我寫的就是生活，我的作品要求有現實生活的靶子。」
我正要走開，他再次揮動食指喊住了我，一面指指地圖一面神秘地請求我下午或明天給他提供一些素材。我回答說，樂意從命。
回到泛美電臺的閣樓裡，我看到帕斯庫亞爾已經把九點鐘的播音稿準備好了。稿子的開頭，他用了一條他非常喜愛的那類新聞，是從《紀事報》上抄來的，只不過用一堆形容詞點綴了一番：「在風雨大作的安的列斯群島的海面上，巴拿馬貨輪‘薩爾克號’於昨晚沉沒，八名船員死亡。他們淹死後，屍體被為害於上述海面的鯊魚咀嚼一空。」我把「咀嚼」改成「吞食」，刪掉了「風雨大作的」和「上述」等詞，最後簽上「已閱」二字。帕斯庫亞爾並不生氣，他是從來都不生氣，但提出異議：
「這個馬里奧先生呀，總是給我的文體抹黑。」
整整一週，我都在努力創作一篇短篇小說，是在我叔叔講的一個故事的基礎上寫的。我叔叔是安卡什省一處莊園裡的大夫，那裡有個農民，夜晚裝扮成畢斯達戈（魔鬼）從蘆葦叢中跑出來嚇唬另外一個農民。那個被捉弄的受害者是那麼害怕，揮起砍刀向畢斯達戈劈去，一下子把他的腦殼砍成兩半，這個魔鬼立刻被打發到另外一個世界裡去了。那個農民隨即躲進山中。過了不久，一夥農民參加舞會後回家，突然發現有個畢斯達戈在村裡行竊，他們一擁而上，把魔鬼亂棍打死。死者原來是殺害第一個畢斯達戈的兇手，他為了夜裡回村探視家人而假扮起魔鬼來。那群殺人犯也逃進山裡，同樣扮成畢斯達戈趁黑夜回村，結果其中兩個人被嚇壞了的村民亂刀砍死。以後這些農民也如此這般，等等，等等。我原來準備講述的並不像我叔叔彼得羅的莊園裡所發生的那樣，也不像後來我所想象的那樣——在不可勝數的畢斯達戈中間，真正的魔鬼卻溜掉了。我準備給這篇小說題名為《質的飛躍》，我希望這個故事能像博爾赫斯的某篇短篇小說那樣，冷靜而富於理智，簡明而富於諷刺意味。博爾赫斯是我近日的新發現。我把從辦公室、學校和布蘭薩咖啡館裡省下來的空閒全部用到這篇小說上去了，在外祖父家裡也寫，中午寫，晚上寫。在這一星期中，我既沒有去任何一位叔叔舅舅家吃午飯，也沒有對錶姐妹們進行例行的訪問，更沒有去看電影。我寫了又撕掉，或者更確切地說，剛寫上一句，覺得不稱心，便又重新開始。我認為任何一個拼音或書寫錯誤都非偶然，都會引人注目，都會使神或人無意中發現：此語不妥，需要修改。帕斯庫亞爾抱怨了：「好傢伙！赫納羅家的人如果看到這樣浪費紙張，一定會扣我們的工資。」到了星期四那天，我認為總算寫完了。那是一篇五頁的獨白，故事末尾才露出真相：扮鬼的恰恰是講故事者本人。十二點，泛美電臺播音之後，在閣樓上，我把《質的飛躍》念給哈維爾聽。
「妙極了，兄弟，」他一面鼓掌，一面用結論式的口吻說，「可是，幹嗎要寫這種鬼的故事？為什麼不寫一篇現實生活的小說？為什麼不刪掉魔鬼的情節，就讓故事在那群假畢斯達戈中間展開？或者，就寫一篇虛幻的故事，把你能想象出來的全部幻影都寫出來。但是，不要魔鬼，別寫魔鬼，因為那會帶有一種宗教氣息，一股假虔誠的味道，像陳年老貨。」
他走了之後，我把《質的飛躍》撕成碎片，扔進字紙簍，決心忘掉那些畢斯達戈。接著，跑到魯喬舅舅家共進午餐去了。在那裡，我聽說在那個玻利維亞女人和一個我曾耳聞的大莊園主、跟我們家族有某種親戚關係的阿雷基帕市參議員阿道爾夫·薩爾塞多之間已經建立了某種聯絡。
「她這個追求者的好處是既有錢又有勢，而且追求胡利婭的打算也是嚴肅的，」奧爾卡舅媽評論道，「他已經向她求婚了。」
「糟糕的是，這位阿道爾夫先生已經五十歲了，至今還沒有洗清那一可怕的指責，」魯喬舅舅反駁說，「如果你妹妹跟他結婚，就不得不守活寡，或者與別人私通。」
「他和卡爾洛塔的事純粹是阿雷基帕人典型的誣衊之詞，」奧爾卡舅媽爭辯道，「阿道爾夫儀表堂堂，是個百分之百的正人君子。」
參議員和卡爾洛塔女士那段逸事，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因為我曾以此為題寫過一篇小說。結果，哈維爾一通評價之後，我把那篇小說扔進了垃圾箱。他倆的婚事震動了秘魯共和國整個南方，因為阿道爾夫先生和卡爾洛塔女士在布諾省佔有大片土地，他們的結合在莊園主中間引起強烈反響。婚禮的規模很大，儀式在雅納華拉漂亮的教堂裡舉行，參加婚禮的賓客來自秘魯各地，還擺了極為豐盛的喜筵。蜜月剛剛度了兩週，新娘子就把丈夫拋在國外什麼地方，獨自一人羞愧地歸來。整個阿雷基帕市為之愕然，她當眾宣佈將向羅馬教廷提出廢除婚約。一個禮拜天，做過十一點的彌撒，阿道爾夫·薩爾塞多的母親在教堂的門廊裡看到了新娘，憤怒地責備她說：
「強盜婆，你為什麼就這樣拋棄了我那可憐的兒子？」
那位布諾省的女莊園主做了一個很優美的動作，用故意使大家都能聽到的高嗓門回答說：
「因為先生們身上都有的那個東西，對你兒子來說卻只能撒尿，太太。」
她終於使教會方面廢除了婚約。阿道爾夫·薩爾塞多成了家庭聚會上取之不盡的笑料。自從他認識胡利婭姨媽以來，整日不是請客吃飯就是送禮，時而請她去玻利瓦爾餐廳，時而去九一飯店，時而贈送香水，時而用玫瑰花籃進行「飽和轟炸」。我聽見這些訊息十分開心，期待著胡利婭姨媽會出來對準那位追求者射上一箭。但是，她把我們弄得目瞪口呆，因為到了喝咖啡時間，她懷裡抱著高高一堆紙包出現了。她一露面，便哈哈笑著宣佈說：
「那些笑話是真的。薩爾塞多參議員果真是陽痿。」
「胡利婭，我的上帝，別那麼沒有教養，」奧爾卡舅媽申斥她，「人家會以為……」
「今天上午，他本人親口對我講的。」胡利婭姨媽辯白道，她對那位大莊園主的悲劇頗有些幸災樂禍。
那位大莊園主在滿二十五歲之前一切正常。就在那一年，他在美國度假，發生了一件倒霉事。胡利婭姨媽記不清是在芝加哥、舊金山還是邁阿密，年輕的阿道爾夫在酒館裡追上了一位貴婦（他以為是貴婦）。她把他領進一家旅館。正當他同那位貴婦得趣的時候，突然感到一把匕首頂在他的脊背上。他扭頭一看，是個身高兩米的獨眼龍。他們並沒有傷害他，也沒有打他，只是搶去了他的手錶、獎章和全部美元。陽痿就是打那時開始的，以後再沒有好過。每當他同某位女士在一起心猿意馬的時候，就感到脊樑骨上有一把冰涼的匕首，彷彿又看見了獨眼龍那兇惡醜陋的面孔，於是冒冷汗，慾念也隨之消失。他四處投醫，請教心理學家，甚至向阿雷基帕市一位巫醫去求診，這個庸醫在有月亮的晚上把他活埋在火山腳下加以治療。
「你別那麼壞。不要拿那個可憐人開心了。」奧爾卡舅媽笑得前仰後合。
「如果我能肯定他會永遠保持這種狀況，為了他那些錢財，我也可以跟他結婚，」胡利婭姨媽毫無顧忌地說道，「可是，萬一我把他治好了呢？你想，那糟老頭還不得在我身上極力補回失去的時光？」
我估計阿雷基帕市參議員的歷險記一定會使帕斯庫亞爾十分開心，說不定會熱心地用整整一篇新聞稿加以報道。魯喬舅舅告誡胡利婭姨媽，她若那樣苛求，就別想在秘魯找到丈夫。她抱怨說，這裡像玻利維亞一樣，美男子都是窮光蛋，有錢人都是醜八怪，即使有一兩個有錢的美男子，又總是結了婚的。忽然，她轉過身來問我，這一星期沒有露面，是不是害怕再被拉去看電影？我回答說不是，並編了一些將要考試的謊話，然後我提議當天晚上去看電影。
「好極了，去萊烏羅電影院，」她專斷地決定道，「那裡正在上映一部叫人痛哭流涕的影片。」
我乘公共汽車返回泛美電臺，一路上思考著用阿道爾夫的故事再試著寫一篇小說，寫得輕鬆愉快一點，模仿索麥爾塞特·摩根的風格，或者像莫泊桑那樣寫一篇嘲諷式的豔情小說。走進電臺，小赫納羅的女秘書在辦公室裡獨自發笑。她笑什麼？
「在中央電臺，彼得羅·卡瑪喬和老赫納羅鬧了一場糾紛，」她告訴我，「那個玻利維亞人宣稱在廣播劇裡一個阿根廷演員也不要，否則他就辭職。他贏得了盧西亞諾·潘多和何塞菲娜·桑切斯的支援，結果如願以償。那些阿根廷人的合同作廢了。真好玩，對嗎？」
作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其他小說
《凱爾特人之夢》《城市與狗》《潘達雷昂上尉和勞軍女郎》《公羊的節日》《酒吧長談》《艱辛時刻》《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