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朋友：

再稍微寫上幾行，以告別的方式，向您重申一下我們在通訊過程中我多次說過的那些話；那些信是在您的鼓勵下，我試圖描寫優秀小說家為給他們的作品賦予迷惑我們這些讀者的魅力而使用的一些手段。這是因為技巧、形式、行文、文本，或者無論什麼說法吧——賣弄學問的專家們已經給隨便什麼讀者不費力氣就可以識別的東西發明了一大堆名稱——是一個牢不可破的整體；如果非要分出主題、風格、性質、視角等等，那就相當於在活人身上進行解剖。其結果無論多麼好的情況下也必然是一種殺人方式。而一具屍體就是對處於活動並具有創造活力的人模糊的追憶，這個活人沒有僵硬感，也不怕蛆蟲的進攻。

我這番話是什麼意思呢？當然不是說文學評論是無用的，也不是說可以棄之不顧的。絕對不是。恰恰相反，文學評論可以成為深入瞭解作家內心世界和創作方法的極為有用的嚮導；有時一篇評論文章本身就是一部創作，絲毫不比一部優秀小說或者長詩遜色。（無需多說，我可以舉出這樣一些例子：達瑪索·阿隆索的《貢戈拉研究論文集》、埃德蒙·威爾遜的《到芬蘭車站》、聖伯夫的《皇家港口》和約翰·利文斯頓·洛斯的《通往上都之路》。這是四類極不相同的評論，但都同樣有價值，有啟發，有創造性。）但是，與此同時，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要說明：單就評論本身而言，即使在評論是非常嚴格和準確的情況下，也不能窮盡創作現象的研究，也不能把創作的全貌說個明白。無論什麼成功的小說還是詩歌總會有某個因素或者領域是理性批評分析無法捕捉到的。因為文學批評是在運用理性和智慧；而在文學創作中，除去上述因素，往往還有以決定性的方式參加進來的直覺、敏感、猜測、甚至偶然性，它們總會躲開文學評論研究最嚴密的網眼。因此誰也不能教別人創作，頂多傳授一些閱讀和寫作方法。剩下的就是我們自我學習，從跌跌撞撞中一再地學習。

親愛的朋友，我試著告訴您的是，請忘掉我在信中提到的那些關於小說形式的內容；還請忘掉一下子就動手寫長篇小說的念頭。

謹祝好運。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日，利馬

作者「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其他小說

《凱爾特人之夢》《城市與狗》《胡利婭姨媽和作家》《潘達雷昂上尉和勞軍女郎》《公羊的節日》《酒吧長談》《艱辛時刻》《世界末日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