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一生幫助過許多人，但解放後他卻從未因自己的需要向黨和政府提出過任何要求。他的需要倒是毛主席、周總理主動為他考慮到的。例如他的住房就是總理親自解決的。1959年，不記得哪個月了，周總理到家中看望父親。那時，我們家在朱啟鈐老先生家的半個後院中已經住了整整十個年頭了。居室十分狹窄，客室兼書房中到處都是父親的書籍。我們同朱老先生家合用一個廚房，做好菜端進後院有好遠一段路。比起解放前父親的居住條件，一切都差多了，也很不便。但父親一住十年從無一句怨言。

這年，周總理到我們家看到父親的住房情況後感慨地說：「行老，你解放十年還住在朋友家裡，怎麼從來不告訴我們為你找幢房子？！這怪我疏忽，沒有想到，很對不起你啊！」父親無所謂，他對周總理說只要有個地方寫字、看書就可以了。總理說回去後立即告訴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替行老修一幢房屋。

不久，機關事務管理局的負責同志（可能是高登榜同志）就登門看望父親來了，並且說根據總理指示提出了東城西城幾處房屋請父親選擇。此後母親就忙著到處看房，最後選了燈市口史家衚衕的房屋。母親在東城住了十年，覺得周圍環境熟悉了，因而還願住在東城。燈市口又距當時主要商業中心王府井大街僅咫尺之遙，更使母親高興。她到北京後生活也比在上海單調多了，逛王府井變成了她的一種經常的消遣。

史家衚衕的房屋經過一年的重建修繕，於1960年秋冬之際完工。在我們遷入此房前，周總理特意請父親去吃飯並對他說：「行老對中國共產黨有過許多幫助，這幢房屋是按照行老需要修的，算我們送給你的。」父親笑答：「你們是無產階級。我一生也是既無動產，也無不動產，要是收下這房子，我倒在解放之後反成有產階級的房產主了！」大家哈哈一笑，周總理說：「那也好，房子永遠歸你行老和家眷居住，由我們管理。」

從此，我們離開了居住十年的東四八條那半個後院，搬進了寬敞明亮的史家衚衕24號（當時的門牌）。父親在這裡真正地有了良好的生活工作環境，他在這裡住了十三年，一直到1973年5月赴香港，7月病逝香港。父親去世之後，我和女兒洪晃趕去料理後事，隨後同繼母殷夫人、大哥章可以及從美國趕回來的妹妹章眉一起護送父親骨灰回北京。在追悼會前周總理會見了殷夫人和眉妹，親切地對她們說：「行老雖然去世了，但是北京的家仍是你們的家。我們說話是算數的，歡迎你們隨時回來。」

在我斷斷續續寫下這一段段父親的往事，把他同毛主席、周總理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友誼穿在一條歷史的長線上時，我更加懂得了正因為這長達半個世紀的相交相知，所以後來在那十年浩劫的非常歲月中，父親仍能夠這樣肝膽相照，不顧個人安危向毛主席陳言自己的意見，而主席和總理在那混亂的日子裡仍設法保護了父親，並幫助他把那部顯然應屬「四舊」範疇的《柳文指要》奇蹟般地在1971年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