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還對我講起過父親與他最初交往的一件頗有意義的事情。這次談話竟引出了毛主席向父親「還債十年」的趣事：

1963年初，主席讀完英文之後，要我陪他在寒風中散步。主席身體極健，不戴圍巾、帽子；我卻「全副武裝」還覺得冷。散步時，主席突然問我：「行老有沒有告訴過你，我還欠了他一筆債沒有還呢？」我以為主席在開玩笑，我說父親沒有講過，要是主席欠債，父親是必定不會催債的。主席卻很認真地說：「也許行老忘了。這筆債我見到你，想起來了，早該還了！」於是，毛主席告訴我，1920年，毛主席為籌備黨的成立、湖南的革命運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量較大的銀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親，當然沒有告訴父親要成立共產黨，只說是為一批有志青年籌款去歐洲勤工儉學，請父親幫忙。父親立即答應，隨後發動了社會各界名流捐款。由於父親的影響和努力，最後一共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主席。主席笑著對我說：「行老哪裡曉得他募捐來的這筆錢幫了共產黨的大忙。當時，一部分錢確實供一批同志去歐洲；另一部分我們回湖南用去造反鬧革命了！」毛主席說：「你回去告訴行老，我從現在開始要還他這筆欠了近五十年的債，一年還兩千元，十年還完兩萬。」我回家告訴父親，父親哈哈大笑說：「確有其事，主席竟還記得！」父親和我都未想到幾天之後，毛主席果真派徐秘書送上第一個兩千元，並說今後每年春節送上兩千元。這倒使父親十分不安，他要我轉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贈，當時的銀元是募集來的，他自己也拿不出這筆鉅款。主席聽了我的傳話微笑著說：「你也不懂我這是用我的稿費給行老一點生活補助啊？他給我們共產黨的幫助哪裡是我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呢？你們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無錢，又愛管閒事，散錢去幫助那許多人。他寫給我的信多半是替別人解決問題。有的事政府解決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幫助了。我要是明說給他補助，他這位老先生的脾氣我知道，是不會收的。所以我說還債。你就告訴他，我毛澤東說的，欠的賬是無論如何要還的。這個錢是從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節初二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書送來兩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滿累計兩萬元。1973年的春節過後不久，毛主席問我送給父親的錢送去沒有。我說：「今年沒有送。」主席問為什麼。我說：「主席忘了，當初說定十年分期償還，還足兩萬。去年已是最後一筆，主席當年借的兩萬已還清了。」主席笑了，並說：「怪我沒說清，這個錢是給你們那位老人家的補助，哪裡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訴他們馬上補送。」我說父親不肯收，他當初說那就只收十年。主席說：「你回去告訴行老，從今年開始還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應該多少。就這樣還下去，行老只要健在，這個利息是要還下去的。」接著主席認真地對我說：「這個錢一直送到行老不在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們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親的遺產。」

70年代初，我有一次同周總理講起主席「還債」的趣事。沒想到這又引出周總理回憶他同父親在歐洲的一次交往。周總理說大約1922年，父親在歐洲考察。當時周總理等一批旅歐勤工儉學的同志大部分在法國，一部分在德國，其中有朱德同志。父親在法國逗留之後準備乘火車去德國。此時周恩來等同志正在尋找途徑將一臺印刷機及一批革命宣傳材料帶往德國。由於北洋政府已注意到旅歐學生中的革命思潮和活動，他們向歐洲有關的政府打了招呼，嚴加防備中國學生的行動；因而把這麼大的機器及大批印刷材料從法國出境運往德國很不容易混過軍警的耳目。正在為難時，周總理聽說父親正周遊歐洲，停留法國，下一程即到柏林。周總理認為這是個很好的機會，父親在歐洲旅行持外交護照，最好能說服父親攜帶機器去德國。周總理在此之前並不認識父親，但他聽說父親素來樂於幫助青年人。當他去見父親並對他說這印刷機是支援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可以自己印刷學習材料後，父親一口答應下來。這批革命宣傳材料連同機器一道就這樣順利地利用父親的外交免驗權從法國運到了德國。周總理笑著說：「行老那次給我們當了義務交通員！你回去問他還記得不記得。」我後來問父親，他說記不清了，好像有此事。我把周總理的話告訴他，老人大笑，笑得十分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