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國近代、現代史上三個時代的歷史人物

近兩年，我情不自禁地寫起文章來了，寫的都是冠華。關於他，我有說不完的話。朋友們以及很多素不相識的讀者看了那幾篇文章後都鼓勵我寫下去，讓人們更多地瞭解冠華。但同時也不斷有朋友問我，既然動筆寫東西了，為什麼不寫寫我的父親章士釗（行嚴）？每當被問及，我總有點內疚，覺得的確應當為父親寫點什麼。去年大哥章可病逝之後，父親留下的兒女輩就僅剩下我和遠在夏威夷的妹妹章眉了。父親一生有過三個兒子，不幸的是，二哥、三哥都早歿於青年時代，都未及成家。大哥年過六旬才結婚，未有子嗣，如今也故世了。眉妹自幼隨母殷夫人去了海外。算下來，在大陸，寫父親的重任，我是責無旁貸的。於是，我不能不拿起筆作新的嘗試。

但是，這篇文章從春暖花開的時候開始動筆，如今，北國大地已是隆冬的一片蕭瑟，我卻還未寫成。其原因不僅是複雜事幹擾多，更多的是我對寫父親實在缺乏信心。以致幾易其稿，不知如何落筆。遠不像我寫冠華，筆一觸紙，心中的激情就湧上來，難以自制。很多段落，我是流著眼淚，甚至一邊哭泣一邊寫成的。而如今寫父親我卻非常遲疑，甚至有些陌生和惶惑。我內心深處總有點覺得由我來為父親撰寫紀念文章並不稱職，因為在我們父女相處的近三十年中，父親與我之間始終未曾完全彌合那條時代所形成的溝渠。從50年代起，我當時稚嫩的革命熱情使我對父親產生了很深的芥蒂和偏見。在我1952年加入青年團和1957年加入共產黨時，都誠心誠意地向組織表示要同我的父親和家庭「劃清界限」，我執著地認為父親代表的是剝削階級。也許現在的青年人覺得這是不通情理的，也是不可思議的。但我相信與我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對我們在那個年代中所走過的路是記憶猶新的。一直到60年代初，我才在毛澤東主席的指點下對父親的一生重新考慮並有些新的認識。我們之間關係的根本轉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當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開始之後，父親的許多言行使我突然發現了我對他的誤解和不公，發現了一位中國老知識分子那些含蘊心底的不滅光華和催人振奮的錚錚傲骨。可惜在那些歲月中，我自己也正處於政治風浪的衝擊和沉浮之中，顧不上與父親深談，只是盡我所能在生活上給年邁的父親一些照料，另外替他給毛主席、周總理傳遞一些意見和信件。現在想來，當我們父女之間的冰層開始消融的時候，我卻未能向他開啟心靈的窗扉，聽他述說他那不平凡的一生，父親一定很失望，他的內心也一定還是孤獨的，就像他晚年為自己所起的號——「孤桐」一樣。對於我來說，這也成了我的一件終生憾事。於是，在我幾度躊躇，撕去了幾十張稿紙之後，我還是決定重新開始寫這篇文章，我不知道這是為盡我所能地彌補些許我對父親的歉疚，還是為了紀念那些難以言說的遺恨？

父親章士釗（字行嚴）先生（1881—1973），也許，至少仍是研究近代史的學者中一個略有爭議的人物。幾年前，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一位學者曾寫過一篇父親的小傳《風雨滄桑九二春——記章士釗先生》。這篇文章的作者白吉庵同志曾同我談過多次，我們交流過很多有關父親的史料，探討這些對父親各個歷史階段的評價，也曾發生過爭執。最後發表的這篇作品提供了不少研究父親的材料。作者在文章的起始是這樣總結父親一生的：

「章士釗先生是我國近、現代史上一位有影響的政治活動家和學者。他活了九十二歲，一生經歷豐富，在思想上、政治上走過曲折複雜的道路。他鼓吹過舊民主主義革命，策劃過暗殺清廷要員的活動，後又轉而提倡苦讀救國，拒不參加革命組織。他贊成過資產階級代議制，又宣傳基爾特社會主義。他接近過袁世凱，又參加了反袁、討袁鬥爭。後來投靠段祺瑞，推行復古倒退政策，但又設法營救過李大釗。他三次辦《甲寅》，而主旨不一。他當過北洋軍閥政府的司法總長、教育總長，也當過新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抗戰期間，他堅持民族氣節。毛主席去重慶談判，他關心毛主席的安全。在解放戰爭後期，他積極為和談奔走，充當和談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積極進言，希望不要打倒劉少奇。臨終前，仍致力於和平統一祖國的活動。他在學術上，也有不少建樹。晚年出版的《柳文指要》，功力甚深。晚節重千鈞。郭沫若在章士釗的追悼會上說他擁護中國共產黨，關心社會主義建設，為國家的統一大業，不辭勞苦，鞠躬盡瘁，可為蓋棺之論。」

我想父親大致就是這樣一個跨越了中國近代現代史上三個時代的歷史人物。在他九十二年漫長的生涯中，他走過了一段十分曲折的生命旅程。然而縱觀他的一生，他所走過的路似乎頗為典型地映現了中國19世紀末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追求、困惑和理想。而最終，在他七十高齡之時迎來了全國解放，使他在一生的最後二十四年中得以親眼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的昌盛，我相信他是滿足的。遺憾的是，當他1973年病逝香港時，中國大地還處於十年浩劫的災難之中，中國的臺灣島還孤懸海峽的那邊。他來不及表白心跡就匆匆離去，他自然剪不斷對祖國對民族的絲絲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