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窘了，只好又站起來，輕聲說：「是的。」
冠華並未放過我。他又說：
「就是你扣了行老給我的《柳文指要》？」
會場又是一片耳語聲。我不知所措，心裡很是生氣這位部長如此咄咄逼人，一點小事記得這麼牢，叫我當眾難堪。最後，冠華說：
「好吧！今天算認識你了。」
我想冠華很快就把這個場面忘記了。後來當我提到這件事時還耿耿於懷，可冠華說他不記得那是故意的，他只記得那天會上當他第一眼見到我站起來時覺得我很美。我說從那個小文具店開始到這次會上我們倆第一次對視，這第一眼的交換花了四年的時間。
以後在我們出席聯大會議期間，我和冠華之間又發生了幾次衝撞。當我們代表團抵達紐約後不久，爆發了在當時的東巴基斯坦、現孟加拉國的印巴戰爭。我當時雖然是代表團的工作人員，但遠不能理解壓在冠華身上的重擔。儘管東、西巴基斯坦這種人為的國家狀況長期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但是在我們出發之前，沒有料到會發生這樣嚴重的導致一個國家分裂的地區性戰爭。年輕的中國代表團進入了安理會擔任常任理事國，擁有著否決權，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喬冠華團長的表態。那時我們倉促來到紐約，住在羅斯福旅館的十四層，沒有自己的機要通訊條件，向國內請示只能發明碼電報，打普通長途電話。同時，中美關係剛剛開始解凍，在中國進入聯合國問題上，美國持反對態度，當時的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後來的總統喬治·布什曾竭力阻攔決議的通過。由於這些原因，中國代表團與美國政府的磋商經常不是在兩個代表團之間而是在中國代表團領導和基辛格之間，因為自1971年夏天基辛格秘密訪華開始，他已成為尼克松政府負責與中國進行最敏感問題談判的使者。在這場印巴戰爭中，中美雙方的立場是極相近的，雙方都竭力想促成停火以免東巴分裂出去後導致蘇聯勢力稱霸南亞次大陸。
就在這緊急關口，當時的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決定重新起用資深的政治家布托，任命他為副總理兼外長，並立即趕赴紐約促使安理會通過停火決議。布托是中國的老朋友，當時又為了同一目的來聯合國活動。他到達紐約後，剛剛住進彼埃爾飯店就要求會見冠華。本來，我並不擔任冠華的翻譯，但由於他的翻譯另有重要任務，臨時把我叫去翻譯。冠華趕到飯店與布托會晤，並向他通報當天上午他與聯合國秘書長吳丹會談的情況。由於上午不是我去翻譯，談話又涉及許多軍事進展和地名，我在好幾個地方都沒有翻清楚。冠華當時很急躁，對著我不耐煩地批評說：「你怎麼這樣搞不清！算了，你不要翻了，老熊（熊向輝同志，中國代表團代表）你來幫個忙。」我當時辯解說：「我是臨時通知來的，今天早上你和吳丹談什麼不是我翻的。」冠華揮揮手說：「算了，算了，沒有時間同你解釋！」我覺得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又覺得十分委屈。回代表團的路上，冠華他們還在緊張地討論當天晚上的安理會對策，沒有人注意到這個被「撤職」的年輕女翻譯。一直到電梯送我們一行到十四樓，各人回房間時，我的房間與冠華在同一方向，他才意識到我的存在，於是回頭對我說：「你也不要鬧情緒，多鍛鍊鍛鍊就好了。」我覺得這官氣十足的「鼓勵」實在是一種屈辱，沒回答他就轉身進屋去了。第二天早上在樓道里見到冠華時，不知他是否覺得頭一天對我太厲害了，於是開玩笑說：「笨豬（bonjour，法語諧音，意為‘早上好’），笨豬，還想著昨天的事啊！」我怨氣未消，淡淡地說：「哪敢和團長鬧情緒！不過團長也不必罵人笨豬吧！」他說：「我的法文發音不好！」我說：「比我的英文好！」
不久之後的一天，聯合國大會要表決二十多項提案。代表團決定由符浩同志出席大會投票，我任他的會場翻譯。我們議出中國代表團對這二十多項決議的表決態度之後，符浩同志囑我「請示喬團長」。此時已是午餐時候。當時代表團全體都在二樓一個大餐廳吃飯，只有正、副代表十位領導在十四樓單獨就餐，可以同時商議事情。我匆忙吃完飯上樓去請示團長，見他們才剛開始用餐。我怕耽誤時間就過去問冠華，他是否可以馬上看一下我們的投票方案。他可能正熱烈地討論什麼事情，回頭衝我說：「連頓飯都不讓我好好吃！有什麼事情吃完飯來不及了！」我沒回答，坐在一邊等候。後來覺得看這些領導吃飯彆扭，於是我說：「我到團長的會客室等吧！」冠華未予置理。等了很久，領導們才吃完午餐，冠華走進他的套房，準備進裡面臥室休息。我站起來說：「喬團長，可以看看這份方案嗎？今天下午要表決。」他一怔，忘記了曾叫我等候。接著很不高興地對我發脾氣說：「你們還讓我活不活？連一點點休息時間都不給我！」我一肚子委屈，心想你們這些大人物吃了一個鐘點的飯，叫我等你又發火。一下子，我也生氣了，把方案往他辦公桌上一扔說：「團長愛看不看，反正下午表決，你讓程秘書還我好了。」說完跑出他的套房，回到房間就趴在床上哭起來了。那時和我同住一屋的是北京醫院護士小倪。她問我怎麼了。我說：「我回北京就申請回學校教書去。這外交部的官衙門，我受不了那份氣！當了官，幹嗎脾氣那麼大。小幹部就該是受氣包？！」過了一會兒，程秘書拿著方案找我來了，說喬部長看完了。他勸我不要鬧情緒，喬部長擔子重，難免急躁，大家要體諒他。後來，符浩同志知道了，又對我說：中央要老喬這次來出席聯大，任務那麼艱鉅，他很累；又說老喬心情也不好，他的夫人去世不久。符浩說老喬應該再找個伴侶，不然他的生活太苦了。我從來都是個很容易動感情、同情別人不幸的人，聽了符浩同志一番話，我覺得也許團長也需要理解，那些慪氣的事就算了。
從聯大回國後，由於我在亞洲司，不屬冠華所管，因此也就很少接觸。轉眼到了1972年的8月，聯大的準備工作又忙起來了。中央為了協調各友好國家的關係，派冠華在大會前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巴基斯坦。東歐司的有關同志陪他去羅、阿兩國後，回烏魯木齊休息兩天，由當時的亞洲司副司長葉成章和我從北京去烏魯木齊會合後陪同冠華去巴基斯坦。東歐司的同志在新疆等我們回來後同機回京。
中午，我和老葉到烏魯木齊。下午向冠華彙報後，大家一起晚餐。那天，冠華喝了很多茅臺，飯後他又邀眾人在大廳裡喝茶，他似乎很興奮。談話中不記得是誰提到「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時冠華被紅衛兵抓去的事。冠華似乎一下子被激怒起來，猛然轉頭對我說：「都是你們整的！你們外語學院的造反派在外交部安營紮寨，把我和老姬抓去，關在地下室，又關到你們學校！總理指示放人，要我們參加‘八一’招待會，你們硬是不放！你也是造反派，所以你老是反對我！」我當時被他這無名火弄得不知所措，所有人都看著我。後來，我也生氣了，我說：「喬部長，你不能不分青紅皂白亂罵人！我又沒造過你的反。我也捱過整，我們‘紅旗大隊’是保你們的，保‘陳、姬、喬’，你怎麼亂冤枉人！」誰知冠華更火了，他說：「你們‘紅旗大隊’也是造反派！我親眼看到外交部15號門外的斗大標語‘打倒喬冠華’是署名‘北外紅旗大隊’。你們和‘造反團’都是要打倒我的！」我試圖向他解釋「紅旗大隊」中有一小部分人在王力8月7日講話後怕處於被動，想丟擲喬，保住陳、姬，因為喬在反右傾中受過處分，有把柄。但「紅旗大隊」的大多數人不贊成這種機會主義的態度。冠華武斷地說：「我不聽這些，反正你們都是造反派！」其他人看見我和部長爭執，都對我說：「行了，行了，你別說了。」我不幹，憑什麼給我扣帽子？那晚真是不歡而散。我覺得這個部長這麼烈的性子，很難在他下面工作。但另一方面，我卻並不厭惡他，我有種好勝心想叫他知道我不是輕易可以被權勢壓倒的。我覺得這個喬部長這樣才華橫溢，也許他是個詩人李白那樣的性格。但可惜他是個大官，因而這種性格變成了盛氣凌人的官氣，使人無法忍受。
心的感應沒料到，我和冠華關係的轉折竟也在這次出訪。我們在巴基斯坦訪問兩天，同布托和他們的外長會談。第二天下午談判結束，準備次日乘專機回烏魯木齊。晚上，我和葉成章同志整理完會談記錄，要讓冠華審閱後交使館發回國內。老葉要我拿去給冠華看。他是我的上司，我不好推辭。
我們住在拉瓦爾品第的洲際旅館。冠華住的是個很大的套間。我推門進外屋時，發現他獨自坐在客廳的長沙發上。已是夜間，屋內燈光很暗。客廳的牆壁是淺藍色的，一個伊斯蘭風格的圓形彩色大吊燈懸在屋子中間，一面牆上掛著一幅巨大的清真寺油畫。屋內點綴著許多濃烈的熱帶鮮花和散發著幽香的蘭花。吊燈下的圓桌上有個碩大的水果籃子，裡面盛滿了南亞特產的各種鮮果。房間的主人顯然還未動過其中任何一樣，因為水果籃外面的透明漂亮包裝和綠白相間的緞帶都尚未拆開。這時的客廳裡只亮著沙發旁的一盞桌燈，在這足有五六十平方米大的房間裡，一盞孤燈散發著幽黃色的亮光，照著那畫中的清真寺和那淡淡的藍色牆壁，一切都顯得那樣朦朧，那樣憂鬱，很容易勾起人內心的傷感。在這幽暗的燈光下，我看見冠華獨坐在長沙發的一端。此時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備，顯得疲憊、憂傷。他靜靜地坐著，似在沉思，似在幻想，又可能是在回憶。我突然從心底產生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憂傷。冠華也不急於問我有什麼事，他似乎還未從那夢境中走出來。他指指桌燈邊的小沙發，說：「坐吧！」我坐下，遞給他我整理的記錄，輕聲地說等他看完了我再來拿。他把記錄隨手放在沙發上，卻慢慢地對我說：「不忙，坐一坐吧！」屋內那樣靜謐，我們誰都不想說話。過了一會兒，冠華慢慢地說：「我知道你對我有意見。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憐，什麼部長不部長，都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氣。」他又說：「如果我得罪過誰，你都對他們說我很可憐，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說罷他深深地嘆了口氣。我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我被他臉上那無限的惆悵打動了，一種同情、一種理解觸動著我。我覺得那作為部長的喬冠華只是他天天必須扮演的角色，此時的喬冠華才是他全部的自我。默默地坐了十來分鐘，我說：「我走了。」他點點頭。我快到門口時他又叫我回去，說：「桌上那一籃子水果你帶走吧，你們大家去吃，再帶點回去給在烏魯木齊等我們的東歐司的幾個嚐嚐。」我說：「謝謝你，不過還是明天走的時候一起帶吧。今天也晚了，大家都回屋了。」他說：「也好，我告訴遠行（他當時的秘書）。」
我那晚辦完一切事後回到屋裡，怎麼也無法擺脫冠華客廳裡的那個氣氛，心裡空蕩蕩的。當時，我和丈夫已經分開三年，我到外交部後對誰都沒有說過。但此時此刻我突然想哭，為命運的崎嶇，為生活的不公。
回到烏魯木齊後，冠華好像仍未擺脫在拉瓦爾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緒。他顯得平靜寡言，總像是在想著什麼。晚餐時賽福鼎同志請他吃烤全羊，他似乎很高興，但過後又出現那種遙遠的神情。我的房間正巧在他套間的隔壁，我見他喜歡在走廊裡獨自散步。我們在烏魯木齊休息了兩天。第二天的上午，冠華提議大家在賓館院裡散步。我們一行十餘人跟著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8月是很美的，天氣比北京涼爽，瓜果特別脆甜。走到一個大花壇前，冠華停下來，那裡栽了許多紅得發紫的大理花。冠華問新疆陪同的同志：「這花可以摘兩朵嗎？」一般當然是不允許的，但冠華要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說可以。冠華真是摘了幾朵，我記得當時我們十多人中一共有三個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還興致勃勃地說要照個相。他要我們把花佩在胸前同他一起照相。很久之後，我偶爾翻出這張照片。我問冠華為什麼要摘那大理花照相。他說其實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給我。他並不知道我當時的生活狀況，也說不清是種什麼感覺，只是想送我一朵鮮豔的盛開的花。
一個多月後，在我們準備去紐約出席聯合國二十七屆大會時，冠華從毛主席那裡終於得知我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訪華後離開北京的那天晚上，記得是9月29日，第二天我們要出發。毛主席召我們去談田中首相訪華的情況，在座的有周總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鵬飛和喬冠華以及我們幾個參加中日建交公報工作的翻譯。那天，主席對於繼中美關係後又開啟中日關係非常高興。他談笑風生，古今中外，講了許多話。當場的氣氛也十分輕鬆。我常常想起那段時間主席和周總理的那種融洽關係，那是多麼可貴！可惜，那是在亂世的大環境中，因而在和諧的背後已暗藏著陰謀。
毛主席批評我沒出息毛主席在講了許多歷史故事之後，不知怎麼，話鋒一轉，直視著我說：「我的章老師，今天我要批評你！你沒有出息！」我當時坐在正對主席的一張臨時搬來的椅子上，我以為毛主席還在開玩笑，於是笑嘻嘻地說：「我一定接受主席的批評，我這人是沒出息！」主席認真地說：「我的老師啊，我說你沒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經同別人好了，你為什麼不離婚？你為什麼怕別人知道？那婚姻已經吹掉了，你為什麼不解放自己？」主席當著這麼多領導，突如其來地揭示了我生活中的傷痕使我一時亂了方寸，不知如何去想，如何作答。繼而，我心頭一酸，哭了起來，邊落淚邊說：「主席，別說這事，好嗎？」主席說：「我今天就是要說。你好面子，怕別人知道，我就要說給大家聽。」在場的包括周總理在內的幾個領導都愣愣地看著這戲劇性的一幕，大概都覺得不好插話，一時出現了幾秒鐘難堪的沉默。我終於說：「主席，你批評得很對，我回去就辦，本來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講了，我一定解放自己。」主席說：「那好！辦完了我祝賀你。」
這天晚上，我很久未能入睡。我沒有想到毛主席會深知我個人生活中的波折，但我深感他對我父輩般的關懷。主席同我父親有著半個世紀的友情。早在1919年前後父親摯友楊懷中先生（楊開慧烈士之父）就把毛主席介紹給父親。1921年主席找到父親請他幫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歐洲留學。父親不僅自己慷慨解囊，而且在社會名流中集資，共籌措兩萬銀元。1963年，主席對我說其中一部分資金由主席帶回湖南，成為支援革命的重要財政來源。1945年在重慶，父親又直言勸主席早回延安，不可輕信蔣介石的和平諾言。全國解放後，毛主席雖然日理萬機，但仍與父親保持密切聯絡。他們之間的關係不僅是黨的統一戰線的光輝典範，而且是個人之間真摯的友情。1963年，主席七十壽辰，父親帶我去赴主席的家宴。就在那天晚上，主席要我幫他學英語，從此戲稱我為他的「章老師」。此後，我除了每週幫主席學英語之外，還成了主席與我父親之間的「聯絡員」。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給主席寫信說我不理解這個運動，他給我贈言，要我「經風雨，見世面」。1970年我再度見到毛主席時，我正在北京針織總廠下放當工人。主席叫我去，給我任務要我回外語學院搞外語教改，並且親自指示我搞完教改方案不要再留在學校。主席把我派到了外交部去。當時他說：「我們現在需要女外交家，我看我這個章老師可以。又能說又能寫。你給我寫的信硬是蠻厲害的呢！你要到外交部去，當發言人！」就這樣，毛主席決定了我後半生的命運。外院的教改還未完成，中央來調令，要我立即到外交部報到。我常常想，我的一生雖然能見到毛主席的機會並不如其他一些人多，但他卻在我人生的關鍵時刻決定了我的命運。對於我來說，他有一種神的力量！
現在，毛主席又為我開闢一個未來新的感情世界。過去一切悲歡離合重映在眼前，我默默地回味著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沒有悲傷也沒有興奮。那年我三十六歲，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已近尾聲。本來應該是生活與事業豐收的時節，我卻面臨著一切從頭開始的後半生。心裡只覺得空空的，好像回頭看，走過的路已無蹤跡，我又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線上。我這大半生常常為這種空蕩蕩的感覺所困擾，總感到我留下的悠悠往事像雲霧般飄過天際，剩下在我眼前的總是一片空茫！一切榮辱都畢竟是過眼雲煙，真正使我難以排解的是折磨我大半生的那無止境的孤獨！
主席語重心長的談話之後的第二天，我就隨中國代表團赴紐約出席聯大會議了。這年，我是團長喬冠華的主要翻譯。世上的事總像是由不可知的命運在操縱，我沒有想到冠華當時心中已萌發的對我的情感，因而也沒有想到臨行前主席這番話所激起的冠華感情上的波瀾。但不久，我就意識到我需要面對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擇。
這一年的聯大會議開得十分平淡。正像後來冠華說的那樣，70年代不知怎麼，凡是逢單的年頭世界上必出大事，如1971年的印巴戰爭，1973年的中東戰爭，以及1975年的印支形勢變化；可是逢雙卻都無甚大事。作為團長的冠華相對說這一年比較輕鬆。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此時已買下紐約西區六十七街林肯中心對面的舊旅館，改造為代表團駐地，因而生活比第一年住在羅斯福旅館十四層也方便許多。冠華計劃聯大會議之後回國途中訪問英、法兩國。按出發前的方案，我也是他訪問歐洲的主要英語翻譯。
從1971年開始，周總理囑咐每年赴聯大的代表團都由民航派專機送至巴黎，他說他每年都要去機場送行。那天晚上出發前在總理的西花廳開會，散會已是十點多鐘，回家取了行李就直奔機場。儘管冠華一再勸阻，周總理還是去機場在飛機旁一一與全團人員握手告別。
愛的萌芽到達紐約之後忙碌了幾天，我常常覺得冠華若有所思，對我也很客氣。終於有一天，我們之間發生了一段微妙的談話。那時，每年的聯大會議是最好的國與國之間雙邊、多邊會晤的機會。冠華除了代表中國政府作大會發言外，大量的工作是在會外與各國外長的接觸。這天上午，他有一個會見，地點約在大會大廳後面的休息過道。大會開會時，那裡比咖啡廳安靜。我和禮賓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冠華到了會見地點後等了十多分鐘仍不見對方來。禮賓司的同志說他去會場內找一找，於是整個寬敞的大過道就剩下了我和他兩人坐在長沙發上。我們交換了幾句沒有什麼意義的對話後都沉默了。然後，冠華突然問我：「那天主席說的情況是確實的嗎？」我一時沒有反應過來，我說：「什麼情況？」他說：「就是主席講的你個人生活的情況。」我立即知道他指的是臨行前在主席那裡的談話，一時有些慌亂，最後我說：「其實我們早已分開三年了。沒有辦手續是有一些客觀原因，那時他也處於政治壓力下，我不願增加他的困難。主席批評我，是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指示辦。」冠華顯得很不自然，乾咳了兩聲說：「那好！」就再不往下問了。我也很不自然。一種心靈的感應告訴我，冠華並非坐等客人無聊隨口問問以示領導的關懷。後來，冠華突然站起來說：「我想走走！」就在過道上來回散步直到禮賓司的同志把客人找來。
那次短暫對話後一切似乎恢復原樣，我仍陪同冠華會見客人，我們再沒有提到我個人生活的話題。然而，我深知一種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我和他之間。過了些天的一個夜晚，冠華那層樓的服務員小朱下來叫我們四五個人上去，說：「喬團長今晚無事，想請大家到他房裡聽音樂。」我們上去時，冠華已在放貝多芬的交響樂。他酷愛西方古典音樂。在我們結婚前夕，他的孩子沒有與他商量從家中搬走了一切之後，他曾說他最捨不得的是他積存一生的五百多張唱片。他愛貝多芬，更愛蕭邦的鋼琴曲。那天晚上，誰都不說話，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樂曲中。冠華只是在換唱片時似乎從夢中醒來，說了一句：「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後來，我記得在政治動亂的歲月，他十分苦惱時唯一的寄託也是音樂。我曾經嘆息地對他說：「其實你應當是文學家或者是音樂家。唯一不適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無掩飾地宣洩你的感情，這就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諱。」他反唇相譏說：「你不也是這樣？」
那天晚上聽到十點多鐘，大家站起來說：「喬部長休息吧，我們回去了。」他點點頭。可是我們走到房門口時，他突然叫我留一下。我以為是第二天開會的事，可他卻說：「沒什麼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聽一張蕭邦的鋼琴曲。」於是，我默默地坐在他對面的沙發裡，我知道在悠揚舒展的鋼琴旋律下，我和他的心都不平靜。一種磁性在吸引我們靠近，但又有一種社會的無形壓力在排斥我們的接近。幾個月之後，冠華告訴我那天晚上我走了之後，他很久不能平靜。半夜，他起來想寫點什麼，但心緒很亂，只寫了兩句話：「晚風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聲中。」他說這是寫給我的……
此後不多天，大約是11月初，外交部的一位「通天人物」突然打長途電話到代表團點名要我立即回北京，說有重要任務。我接到通知後去找冠華，我多希望能按原計劃陪他去歐洲訪問。我說我沒有那麼重要，國內不可能有什麼事非我不可。我問他是否可以和部裡商量原計劃不變。他說他已經打過電話，部裡那位「通天人物」大發雷霆說是中央有重要任務要我回去，不得更改。那時中美之間沒有直接通航，來回都要經巴黎乘一週一次的法航。為了按時趕回北京，我訂了11月8日的機票。沒想到這一天紐約下起了暴雨，本已是深秋，卻雷電交加。不到半日，許多街道已積水很深，不能通行了。我們同行的有四位，飛機是晚上七點多的，但由於天氣惡劣，代表團決定我們下午四點就出發。三點多鐘時，接到通知說團長要廚房做了麵條，為我們送行，要我們到十層會議室去，他陪我們吃麵。我們其實剛吃過午餐不久，但還是都上樓了。冠華滿面愁容，非常擔心我們在雷雨天起飛的安全保障。我開了句玩笑，說：「團長，你們今晚睡大覺的時候，說不定我們四個人已掉進大西洋裡喂鯊魚了。」沒料到冠華頓時緊張起來，失態地對代表團陪我們去機場的同志大聲地說：「今天不走了！不能冒這種險！我的決定，我負責！」我很緊張，馬上說我是開玩笑，沒有把握飛機是不會起飛的。再說，要按時趕到北京只能乘這一班飛機。冠華沒有堅持，但顯得異常焦躁。他送我們到大門口，一再囑咐要小心，還關照送我們的同志說萬一有雷，還是考慮返回，切不可冒險。上車前，他交給我一封信說要我回到北京送給仲曦東同志。車涉著深水艱難地往機場走，路上竟花了三個多小時。到了機場已過了原定起飛時間，但因為所有航班全部延誤，所以還在等候。晚上九點來鍾，機場人員找到我們，說有電話。代表團陪同我們的同志接完電話後回來為難地徵求我們意見說喬部長親自來電話，要叫你們回去。我直覺地感到冠華在對我們四個人的關懷中有著一份對我的情意。但我知道此刻的他又處於極不理智的狀態。因此，我說請報告團長，行李都已託進去了，不好撤出。如果安全係數不夠，法航會取消這班飛機的，請他不必為我們擔心。
很久以後，別人告訴我那天在紐約代表團駐地，很多同志都不理解冠華為何如此激動煩躁。他每隔一小時就叫辦公室打電話問機場我們那次航班起飛沒有。到了晚上九點雷雨還不停，他斷然下令叫我們返回。後來，飛機大約於午夜起飛，一架巨型波音747大多數旅客都退票了，整個機艙只不過十多名乘客。當飛機平穩地飛越大西洋時，我的同伴們折騰一天已疲乏至極，一人一排位子躺下睡著了。我換到一個靠窗的位子，推開窗板，默默注視著外面黑漆漆的蒼穹，心潮起伏，矛盾重重。我已不可避免地面臨一次重大抉擇，但要下這決心是多麼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