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uncle是帶職學習的，所以有工資，在我們這些拿家裡零用錢的學生來說，他實在是個大富翁。於是我們常常敲他竹槓。學校往頤和園去的路上有一個小鎮，現在它已蕩然無存。那個小鎮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假日里，我們常常三五成群地散步到小鎮去買一大包花生，或是葵瓜子解饞。有時，我們也去那裡的一家飯館，吃上一盤蛋炒飯。小uncle就成了我們去小鎮的理想夥伴，因為他總是慷慨地給我們這群嘻嘻哈哈的女孩子買足我們想吃的零食，然後我們就會一路吃回學校，小uncle看著我們嗑著瓜子心滿意足的樣子，他也總是非常開心，他真是我們的一個好小uncle！

不過，我們也做過一件很對不起小uncle的事。記得有一年期末思想總結時，黨小組召集我們去開會，叫我們給黨員提意見。我們一群年輕孩子，提不出什麼意見，但黨支部一定叫我們好好想想。實在想不出別的，我們就說小uncle這個黨員什麼都挺好的，就是不夠艱苦樸素，他和我們去小鎮散步，花錢太多。我至今記得小uncle聽了以後用目光注視我們的那種無奈又想笑的表情。我們說完了，覺得內疚，都不敢正視他。後來，小uncle開玩笑地對我們幾個「饞蟲」說：「你們好啊！敲了我竹槓，反過頭來說我不艱苦樸素！以後不請客了！」我們纏住他說：「小uncle，你可別當真，別生氣。我們也是被你們黨小組逼得沒有辦法，實在想不出別的。千萬千萬，以後小鎮還是要逛的！」那些青春歲月是多麼美好啊！如今，我們自己已都是六十開外，小uncle已七十多歲。前幾年見他還很健康，不久前的一次令人傷心的為陳文容同學開的追悼會上沒有見到他，聽說腿有病，走路不便。每每聽到這種訊息總是會勾起我無限的惆悵。人生苦短！逝去的歲月再也回不來了！

當然，生活在一個強調階級與政治的制度下，即使是一群歡樂的年輕大學生，也避不開政治的干擾。記得我們大約在一年級下學期時，學校在新生中開展了一個「忠誠老實」運動。我們當時完全不懂得這個運動的嚴重性，因為我們才十八歲，我們十八年的歷史除了幼兒園、小學、中學，什麼都沒有，因此又有什麼可以向黨組織「老實交代」的呢？後來，我們意識到，這個運動主要是查我們的家庭、社會關係。即使這樣，我們也都坦然處之。其實我們入學前，學校人事幹部早就看過我們的檔案，這個運動無非是考驗我們自己的忠誠程度。

我們每個人都要寫一份詳細的交代材料，要交代家庭中的每一個直系和旁系親屬的政治面目和解放前的活動。我當時並未覺得有什麼嚴重問題，父親是知名的黨外民主人士，他的歷史其實共產黨比我更瞭解。所以當黨支部書記老何看了我寫的材料後多次退回來叫我再好好考慮有何遺漏的海外關係時，我不知道他掌握了什麼我所不知道的秘密材料。老何是新華社派來學習的調幹，是個真正的老幹部，和小uncle很不一樣。當時新華社派出了一批幹部來學外語，準備派出國，老何夫婦大概是其中資歷最老的，地位也最高，他到了外國語學院就被指定為党支書。

終於，有一天，老何神態嚴肅地找我談話。他講了許多對黨必須忠誠老實的大道理，然後單刀直入地指出我在交代社會關係時有隱瞞。我真的被他嚇壞了，我說凡是我知道的都交代了，我不知道家裡還有什麼海外關係。老何說是我自己的關係。我更蒙了，我才十八歲，哪裡來的什麼複雜海外關係。我急得哭了，我說：「我真的不知道我隱瞞了什麼。」老何說：「你自己不交代，那就只好組織上點出來，不過那就不是你交代的了。」我哭得很厲害，心想就因為想不起一個什麼社會關係，我這一輩子就完了！我說：「老何，你說吧，我實在想不起來。」老何提高了嗓門，對我說：「我問你，那個日本人木子口一——是你的什麼關係？」我被他問得莫名其妙，我說我根本不認識日本人。下面的故事是一個十足的笑話。但這種笑話竟差一點影響了一個年輕的十八歲女孩的一生。老何說我有一本書是一個叫「木子口一」的日本人送我的，他曾見到這本書，而且問過我，我當時對他說這是我的一個要好的日本朋友送我的。他問我為什麼這個日本人在題字時自稱「謠校校長」，稱我為「教務長」。當時我對他說我和這個日本人辦過一個「謠言學校」，他是校長，我是教務長。老何把這件事記得很牢，在這次「忠誠老實」運動中，他一直在等待我交代這「謠言學校」和這個「日本人」木子口一的事情。

我聽完老何所說，破涕為笑，而且笑得非常開心。老何叫我嚴肅點，可我實在嚴肅不起來，因為那實在是一個天大的笑話。事情是這樣的：

我在書店買了一本厚厚的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的新著《走向新岸》的中譯本。我的同級同學，也是我的中學同學李中見到了，隨手開玩笑地在扉頁上題了兩行字：一行是「贈給謠校教務長章含之」，下面落款是「謠校校長木子口一」，「謠校」來自我們當時正在讀的一本著名英語喜劇「schoolforscandal」（《謠言學校》，英國著名作家謝里頤著），而「木子口一」則是「李中」兩個字拆開後變為類似日本名字的四個字的玩笑！

就是這樣一個年輕人的玩笑幾乎成了斷送我一生政治生命的根源。幸好我們當時只有十八歲，如果是三十八歲，恐怕老何不會輕易相信，他還會追問下去，同時，也幸虧老何是個公正的老共產黨員，因而除了批評我今後不可開這種「政治玩笑」之外也就沒有再難為我。也幸好那不是在後來的肅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中，1954年的時候政治氣氛總的來說還是比較緩和的。但那是我第一次體驗到政治問題是很令人生畏的。

我在大學四年的學習中雖然積極申請入黨，但我卻從來對政治沒有太多的興趣。入黨、入團是當時每個年輕知識分子的追求，我們很少想到加入了共產黨意味著從此躋身複雜的政治鬥爭之中。1957年1月6日，英語系黨支部開會討論並通過了我的入黨申請。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為激動的日子之一。那天晚上，年紀輕輕的我竟失眠了，我寫了長長的一篇日記，憧憬著壯麗的未來。我真的覺得從那一天起，我以莊嚴的誓言把我一生貢獻給了人類最偉大的理想。當全體黨員舉手通過我的申請時，我流淚了，那是一個年輕知識分子願意為國家、為人民貢獻一切的真摯的眼淚。我以為加入共產黨意味著我將用我的知識為我的偉大的人民服務。我怎麼也想不到後來我會捲入到共產黨最高層的鬥爭中去，最終據說是我那樣敬重的毛主席的一句話把冠華和我打進了十八層地獄。

我在外語學院完成了我政治上的定位，同時也塑造了我的內心世界。我的四年大學生活（1953—1957）的頭三年是中國處於相對平靜的時期。特別是1956年，黨中央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知識受到尊重，知識分子也同時受到尊重。我記得那時給高階知識分子發一個證，可以優先上公共汽車。飯店裡有鋪著白桌布的特殊桌子供有證的高階知識分子就餐。當時，科學與文化一片欣欣向榮。教授們可以按他們的意願把知識灌輸給我們這些渴求知識的年輕人。我常常想，如果1956年的政治氣氛能夠長久地持續下去，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始終能到那樣寬鬆的環境去發揮自己的才幹，那麼今天的中國應該在科學文化上有更輝煌的成就。可惜這好景不長，1957年的一場暴風雨摧殘了一切剛剛吐芽的花蕾！

就在那幾年寬鬆的氣氛中，我們得以讀了很多書。我喜歡文藝作品，因此讀得最多的是小說。英國19世紀末的作品在我的心裡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在我少年時代，我在上海的電臺中聽了廣播劇《水仙花》，那時我只有十二歲，可是感動得淚流滿面。到了大學才讀了它的原著《簡·愛》。我的一生感情無形中受到這本書的很大影響。那種對愛情的堅忍和自我犧牲，似乎一生都在影響著我。記得有一次，我和冠華飯後從家裡的飯廳出來，我拉著他的手。那時冠華正處於事業的頂峰，但不知為何他突然對我說：「將來有一天，我的眼睛瞎了，你就這樣拉著我去討飯。」我的眼前立即出現了羅切斯特雙眼失明、窮困潦倒後，簡·愛回到他身邊，終身陪伴他的情景。我說：「當然！如果有一天你丟了官，我跟你回家種地，你眼睛瞎了，我拉著你。」說這話時雖然似乎都是玩笑，但我們處在當時複雜的政治鬥爭中卻都覺得不輕鬆。不幸的是，後來這些預言幾乎都變成了現實。冠華丟了官，又身患絕症，我們經濟上也很拮据。但我值得告慰自己的是我實現了自己對愛的承諾。冠華丟了官，我沒有離開他；他病了我始終在他身邊；沒有錢，我靠自己的勞動，起早貪黑地翻譯，掙一點稿費為他買營養品。這種境界來源於我自身，但得益於我所受到的薰陶。我們無數次地批判資產階級文學對我們的毒害，而我內心深處卻常常覺得在那些被劃入資產階級的文學中有著許多人類共有的崇高美德……

夜已深，人已靜，在湖北沙洋的小土屋裡，我的心沉浸在過去的十八年裡。多少歡笑，多少眼淚！多少期待，多少失落！隨著我的離去，這歷史的一頁將要掀過去。外面是黑漆漆的夜，但我卻希望這夜是長長的。在這夜色中，過去十八年的點點滴滴回憶像無數的亮點在黑暗中閃爍。但當曙光來臨時，這些亮點都將消失在晨曦中！

我幾乎徹夜未眠。清晨起來，收拾了簡單的行裝，準備上路。這一次不必坐敞篷大卡車了。8341軍宣隊為我準備了他們的軍用吉普。

昨晚，我已和朋友告別，請他們千萬不要來送行。我最怕離別，我寧可靜悄悄地獨自上路。但是我遠遠地就見到了吉普車旁的人群。我知道他們會來的！

我哭了，忍不住的淚水湧出來，向我的並肩戰鬥的朋友告別，向外國語學院告別，向過去告別！我看見朋友們的眼眶也溼了。我急匆匆地上車，既然要走了，就再不要猶豫。一旦猶豫，我會連上車的勇氣都沒有的。

吉普車開動了。許久許久，我還在注視著車後。在那塵土飛揚的迷霧中，我什麼也看不見，卻又像什麼都看見了。我看見了那一行行十八年走過的腳印，那是無愧無悔的年華，儘管它們將成為永久的過去，但它們永不泯滅，我還會這樣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