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問題還未解決，很快又出了校舍問題。當時在去幹校前，先遣的基建隊只造了宿舍和少量的辦公室。此時要在全國招生，新生和已在沙洋的原有學生都要在沙洋幹校上課，教室問題是當務之急。我提出來做個計劃，立即建造一批簡易的教室。沒想到這個提議又招來反對。軍宣隊說：「要發揚延安作風。當初延安抗大的學員都是拎了馬紮露天上課，現在就要恢復延安風氣。復課並不是全面恢復舊的教育制度，為什麼一定要教室？學生可以在室外地邊上課！」我問他們如果天下雨怎麼辦？湖北的夏天是多雨的，難道讓學生和教師冒著傾盆大雨上課？他們說：「下雨可以到宿舍內上課。」我們宿舍是休息的地方，而且臉盆、毛巾、晾洗的衣服，琳琅滿目，總不能在這種環境上課，何況一個宿舍往往住十多個人，萬一有人生病，一邊在上課，一邊有病人在呻吟，這怎麼能安得下心？然而軍宣隊對這些問題統統歸之為「資產階級辦學路子」。

我實在忍無可忍，我說難道我們革命成功就是為了一切都倒退到缺衣少食、什麼也沒有的舊時光去嗎？共產黨革命的目的難道不是要擺脫貧窮、使人民過上富足的生活嗎？我們今天已不是當年的延安，為什麼要形而上學地去模仿延安？

我無法說服這些質樸的軍人，他們當時完全是教條式地遵循著所謂徹底革命的模式。最後我對他們說我永遠無法與他們取得一致。我說這叫「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

儘管我與8341軍宣隊爭論十分激烈，但在初期，我們的關係卻仍是很友好的。會上爭論完畢，會後仍是熱熱鬧鬧圍在一起吃大鍋飯。這在當時的「扣帽子」風氣盛行的時代已是很不容易的了。為了影響他們，我想出了一個辦法。我對孫澤福說：「我說服不了他們是因為他們不懂外語。假如他們學一點外語可能他們的觀念就會轉變。」我建議在晚飯後給軍宣隊開設英語班，由我任教師。

孫澤福欣然同意，還熱情支援，帶頭報名。於是，我的軍宣隊外語班開張了，學生很多，大部分都參加了。一週三次，晚飯後就在軍宣隊的總部會議室裡上課。應該說他們學得非常認真。我逐漸忘卻了我是為了這場爭論而開設的英語班，我真的很喜歡這些非常認真、非常用功的學生，這大概是我作為一個教師多年來養成的一種感情。

如果一切照這樣發展下去，也許我們同軍宣隊之間是可以找到一些共同點的。然而，那畢竟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孫澤福的這種態度可能在他們8341軍宣隊內部引起了爭論。從9月中旬左右，我明顯地感到氣氛漸趨緊張。終於有一天，孫澤福派警衛員叫我到他的辦公室去。我到了那裡，他卻不在屋裡。桌上放了一份題目大致是外國語學院教改中存在的問題的報告。我並不認為那是秘密檔案，因為我是教改組的副組長，我以為那是一份總結，於是隨手翻閱。出乎我的意料的是，這份檔案旁邊有許多批註，大致說目前教改中的兩種意見分歧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企圖利用教改向毛主席革命路線進攻，抵制毛主席親自派遣的軍宣隊的領導，大肆進行串聯活動，企圖全面復辟外語教學領域的修正主義路線等等。報告最後部分充滿鬥爭味道說只有發動群眾，把這股復辟的逆流打下去，教改才能按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軌道前進。

多少年來，我每當想起這件事，我都猜測孫澤福是有意把這份報告「忘」在桌上而自己卻出去了，被我「偶然」見到。從後來他的不得志，被替代，直至最後撤離外國語學院之後不久被派遣回山東的一連串對他不公平的處理看，也許當時孫澤福並不是真正反對我們的意見。而當他們內部意見分歧尖銳化時，他是故意讓我看到這份他們的內部報告，從而給我一個警告。為此，儘管我從來沒有問過他這些事，但我心裡卻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孫澤福是個能理解知識分子的好軍人。可惜好人常常沒有好報，他的結局並不好。在他被替代架空之後，聽說他犯了心臟病，很危險。以後就被派回山東一個島上去當了一個駐島部隊的政委。我到外交部的初期接到過他的信，但後來就音訊全無了。

當我看到這個警告之後，我立即意識到我的處境不妙。雖然我有「欽差大臣」的身份，是毛主席派來的，但一旦群眾被「發動」起來，再加上原來兩派的派性，我在這「山高皇帝遠」的沙洋，恐怕就插翅難飛了。我和朋友們商量後決定立即回北京向周總理彙報。

因為當時我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同時這場「反覆闢」的運動還未發動起來，因此當我向軍宣隊提出我要回北京彙報工作時，儘管他們十分不情願放我走，但也無法阻攔。當時的情況下我只能「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不過我的走是為了再回來把教改工作真正落實而不是一走了之！

我是9月30日離開沙洋的，那天有一輛卡車去武漢，我可以搭車。沒有想到就在這一天發生了一件悲劇事件。早飯後，我出於禮貌，去向軍宣隊告辭，卻發現他們那幾間屋子空無一人。我在廊下轉悠了一會兒，見通訊員小董神色慌張地跑回來。我問他出什麼事了，他說英語系的教師吳道生在樹林中上吊自盡了！

吳道生是當時英語系中年講師中極有才華的一個。我記得他畢業於原南京中央大學，好像是最早一批參加華北革大從南方來到北京的。他的一生是悲劇的一生。他才華橫溢，卻在反右鬥爭中被劃為「極右」。他被送去勞改，聽說在那吃不飽肚子的大躍進之後的自然災害年代，吳道生承受著最繁重的搬石頭的勞動。大約四五年後，他終於回到了外國語學院教書。但那時，他的家已破碎了，帶著一個兒子住在一號樓進門第一間的小宿舍裡。「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自己被批鬥，所以也弄不清吳道生處境如何。也許那時的造反派要抓「活老虎」，對「右派」這樣的「死老虎」並不太感興趣。可是軍宣隊進院後，他卻被點名說他幕後煽動學生造反。在沙洋，他在英語系所在的二隊，聽說也被勒令交代問題。也許他最後走這一步是不奇怪的，因為命運對他太不公平，他失去得太多了。

我和吳道生並不熟悉，但我在讀四年級時參加排演了一個蕭伯納的短喜劇「augustusdoeshisbit」（《奧古斯塔為國效勞》），吳道生是我們的導演。他不僅英語水平很高，還非常懂戲劇，是一個很好的導演。他勞改回來後，我與他分在同一教研室教同一個年級。我常常請教他一些備課中的問題，知道他的學識很有根底。可惜他大概只在人世間逗留了四十多個年頭，而其中相當長的時間是經歷苦難。

作為吳道生的學生和同事，我和他來往並不密切。後來在80年代，他的兒子出於儘管不合情理但我卻能夠理解的怨恨情緒把當時英語系教師中的黨員都看做是對他父親的自殺負有責任，因而莫名其妙地對我也有一種仇視。但這又怎能責怪他呢？他本應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才華出眾，都很會生活。在我1953年入學之初他們當時是英語系教師中的佼佼者。然而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毀掉了這本應很美滿的知識分子家庭，最後真正的是「家破人亡」。吳道生在沙洋的樹林中告別人世至今已是二十七年了。在這漫長的二十七年中，大概沒有人為他寫過悼文。我雖稱不上是他的朋友，但我仍想以這段文字來悼念一位學識淵博卻命運不濟的知識分子，願這類事情如同我的同學吳璞的不幸，永遠永遠不要在我們的生活中重現！

我在國慶節那天從武漢乘上火車，急匆匆趕回北京。回來等了幾天才見到楊德中同志和周恩來總理。我向他們彙報了我們與軍宣隊在教改問題上的爭論。當時，我的目的也只是希望周總理說一句話，要8341軍宣隊心平氣和，尊重知識分子，不要亂扣帽子，動不動就要抓「階級鬥爭新動向」。我萬萬沒有料到，周總理如此重視外語教改的問題，他以外國語學院的教改為例項，進行仔細的解剖分析，從而為全國的外語教改指點了方向。

周總理當時正忙於準備接待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但他卻指示說他要親自聽取爭論雙方的彙報，並且命令沙洋的8341軍宣隊主要領導回北京參加彙報。我們這邊除了我之外，也調回了另外幾位參加教改的骨幹教師。爭論雙方旗鼓相當，彙集北京，擺出一副決戰的氣勢。

當時，北京的高等學校差不多都下放到「五七幹校」去了。只有北京大學，不知為什麼，招了一部分新生在北京上課。周總理佈置我們去北大西語系聽英文班的課。除了我們和8341軍宣隊的人員之外，周總理說他很忙，沒有時間親自去，但是他派他的代表，我記得好像是張大夫去聽課。周總理說聽課回來，他要聽我們彙報。

我們這些人天天去北大聽課，大概有一週時間。這時，周總理已接待完葉海亞·汗總統，通知我們準備開會。大約在這年的11月下旬，周總理每天召集我們雙方在西花廳會議室開會，他竟花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認真地聽取我們教師代表和8341軍宣隊的意見。在聽完雙方意見後，周總理說他想實地聽一聽北大的課。但他沒有時間在上午去北大，因此就調了北大西語系英語組的一個班級和他們的老師晚上到西花廳去當著周總理上了完整的一堂課。總理聽得那麼認真，還時常做些記錄。外交部的主要領導也被叫來參加這些會議。我猜想這些領導實在是很不願意拋開他們繁忙的外交工作，天天晚上坐在那裡聽這些他們毫無興趣的外語教學問題和我們與8341軍宣隊的爭論。我記得冠華也來參加過幾次會。我看得出他覺得很乏味，常常抽著香菸，眼望天花板。

周總理聽完北大學生的課之後，親自抽問學生。他問的問題都是最為簡單的世界地理、歷史問題，而學生對這些基本常識的貧乏是令人吃驚的。例如，周總理問一個學生智利在哪個洲。學生猶豫不決地答：「在歐洲。」周總理緊蹙他那濃密的雙眉，不做聲，學生看出周總理的不悅，於是又說：「在亞洲！」周總理請那位學生坐下，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我們培養的外語人才中將來有不少要擔任重要的外交工作，也有的要為人師表。知識這樣貧乏，只會喊口號，那怎麼行呢？」周總理又說，「問題反映在學生身上，但根源是在教學的本身，學生應當學些什麼，教師應當如何去教。所以不能怪學生。他們對外語及國際知識是一張白紙，要看我們這些教育者如何去培養他們成為有用的人才。」

在經過十多天的調查研究之後，周總理決定表態了。其實，我們當時從周總理的調查方法以及插話評論中已經很有信心他會支援我們這些專業教師的。這場爭論，如果不用政治上扣帽子、打棍子的強制辦法，而允許公平辯論、尊重科學、以理服人的話，我們肯定是會勝利的。而8341軍宣隊之所以註定要失敗是因為他們先天就不足，他們既不懂外語，又不懂教學，他們怎麼可能講究科學性？自從「文化大革命」中期，毛主席讓他們到地方去參與「支左」之後，他們倚仗著來自毛主席身邊的警衛隊的光彩照人的旗幟，所到之處，一片稱頌，一片讚揚，一片俯首聽命，因為他們代表毛主席！從而又使他們滋長了驕傲的情緒，聽不得不同意見。

8341軍宣隊在外國語學院做過很多好事。只是在教改這個問題上，他們進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科學領域。他們受著那時代的侷限，不可能認為在教改問題上他們也應當虛心向知識分子請教。結果把一個學校的問題推到了周總理的面前，由他來作裁決。

周總理在最後一次會議上的表態是非常鮮明的。可惜我已找不到當年的記錄，但他大致的意見是外語教學要遵循客觀的規律，學習外語必須從語音、語法、詞彙這三個語言要素出發，科學地編寫教材，循序漸進。周總理還強調了知識分子的作用，強調說8341軍宣隊應當團結知識分子，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而不是排斥他們，動輒就說是「階級鬥爭新動向」。

會上，8341軍宣隊也承認了他們工作中的缺點，表示回沙洋後一定把教改搞好。我們在北京又開了幾天會才分頭回湖北沙洋。

周總理在會議結束後單獨與我談了一會兒話。他關切地問我父親身體如何，家裡安排好沒有。我說一切都安排好了，請他放心。父親已請人照顧，女兒也已由8341駐外國語學院軍宣隊幫忙轉入了學院附校，可以住宿。周總理又問我是否還想回沙洋。他說我也可以不回去了，教改的事思想統一了就交給他們去辦吧，我可以去外交部報到。我說我還是願意回沙洋幹校。主席給了我外語教改的任務，我還未完成，不好半途而廢。周總理也就同意了。

我在這年的11月底最後一次回到沙洋幹校。那時湖北的氣候已經很涼，轉眼已入隆冬。教改的事雖然沒有大的爭論，但進展仍不盡如人意。8341軍宣隊的領導心裡大概存有芥蒂，所以我們之間的關係也就冷淡多了。有一次，在爭論比較激烈時，他們派來替代孫澤福的第一把手對著我氣沖沖地說：「你還可以去告我們狀嘛，大不了把周總理請到沙洋來，我們列隊歡迎！」我無言以對，也不懂為什麼我們都出於一個目的想使外語教學開始一個新階段，卻如此計較個人得失而耿耿於懷。我明白了我自己過於認真，而許多事是那個時代的烙印，非我能力所及，因此後來在許多事情上，我也就得過且過，儘量求個妥協了。所以我在沙洋的最後一段兩三個月的時間倒是很悠閒超脫。到了3月下旬，8341軍宣隊政委張隨之通知我，他們接到指示要我立即回北京，正式調離外國語學院，到外交部報到。

我的沙洋生活就這樣匆匆地開始，又匆匆地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