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時間與軍人打交道的就是1969年至1971年，8341部隊進駐外國語學院之後。我其實很喜歡這些軍人，他們確實沒有知識分子那些過分拘謹，遇事考慮方方面面的複雜心態。同他們打交道很符合我的性格，他們多數人都很直爽，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說話不拐彎抹角。但是，我們之間也發生過很大的爭執，原因我想還是因為派一群根本不懂教學更不懂外語的軍人來領導一所培養外語人才的高等院校這種決定本身就是錯誤的。

我與8341軍宣隊發生的一場最大的爭論是關於外語教學改革。那是在1970年7月，我奉毛主席之命前往外國語學院湖北沙洋幹校進行教改，籌備招生的過程中發生的。

我在《憶主席》這篇散文中對當時的這段背景有如下敘述：

1970年5月，外國語學院在8341軍宣隊率領下離開北京，赴沙洋幹校。當時，我母親已於前一年去世，父親八十九歲高齡。周總理考慮到父親無親人在旁照料，在請示了毛主席之後，建議我留在北京。我向總理請求不要讓我和老弱病殘一起留在學校留守處，還是讓我去工廠勞動鍛鍊。總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針織總廠，並親自寫信給當時進駐針織總廠的8341部隊軍代表孫毅同志，請他安排我在那裡的勞動與生活。這年5月1日的清晨，在溼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蕩蕩的學校大隊人馬，獨自徘徊在頓時顯得無比空曠的大操場上。喧鬧了六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這校園裡已經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卻是諸多破滅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將走進工廠，當一名普通的紡織女工！昔日的夢想與抱負已化作一縷浮雲，漸遠漸逝，剩下的不過是一片空白……我告別了學校的書齋，告別了西方文學的殿堂，走進了北京針織總廠的大門。孫毅同志把我分配到這個廠的模範班組——臺車甲班參加勞動。這個班是當時創造學習毛澤東思想「七字經」的先進車間裡的先進班組。工人熱情地歡迎我這個下放的知識分子，認真地教我臺車紡織的技術。很快地，我就能獨立看一臺織布機了。我隨著我的小師傅三班倒地上下班，與工人們同吃、同勞動，再也不去想那些飄忽不定的未來，再也不去想我連自己也難於確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心要當一個工人。然而，毛主席沒有忘掉我這個他戲稱為「老師」的晚輩。我的生活不久又出現了重大轉折。

1970年6月14日，正是我按農曆計算的三十四歲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點就接班了。到了八點左右，軍代表辦公室派人來車間找我，告訴我說毛主席來電話，要我立即去見他。孫毅同志還告訴我，主席特意關照要我向工廠請假，不能因為他要我去就不請假。我對這突如其來的召喚有些發矇，有些興奮。六年的風風雨雨使我覺得過去與毛主席在一起談論英語，傾聽他充滿智慧的教誨的時光已是悠遠的過去，我沒有想過是否還有機會再見到他。

我急忙換下工作圍單，與六年前一樣地騎著我的腳踏車沿著那條熟悉的馬路去中南海。

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進去時他還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說：「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見了！」主席很高興地笑著拍拍床沿叫我坐下，還把他的茶杯推給我，叫我喝他的茶。主席說：「哎呀！我的章老師，好多年不見！你好嗎？這些年，你經風雨、見世面了沒有啊？」

我頓時驚奇地愣住了。毛主席有著多麼驚人的記憶力！在這六年中，他處理了多少這場「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他竟然還記得六年前帶給我這個小人物的那個口信！於是，我說：「主席，沒想到你還記得這兩句話。這些年，我經了點風雨，見了點世面，不過很多事還是不明白。」主席說：「不明白不要緊，慢慢地都會明白的。」主席接著問父親的情況，並多次囑咐我好好照顧父親。他說：「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護好！總理給我寫信要採取保護措施，我很贊成！」

之後，毛主席從床上起身，邊披晨衣邊對我說：「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們到外面去談。」於是，我陪主席走到大會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邊的沙發裡，問我說：「你那個學校停課多久了？」我答：「從1966年到現在整整四年了，中間搞過幾次‘復課鬧革命’，都沒搞成。學校打派仗，沒法復課。」毛主席說：「過去就算了！現在我在考慮學生應當回到課堂裡去了，也就是說應當上課了。不過不能像過去那樣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國語也還是要學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來是同你商量外語教學改革的事。你想想怎麼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國語學院搞教育改革，你願不願意去？」我說：「主席派我去我當然願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負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說不要緊，什麼事都要試驗。他又問：「你們外國語學院過去有多少外國教師？」我說：「總數我說不清，但每個系都有，英語系最多的時候有十多個。」毛主席說：「這些人現在在哪裡？」我說：「都不在了。多數因為學校鬧革命，停了課，都回國了。也有個別的支援過一派，被抓起來了。」主席說：「哦！要弄清楚再解決。」我本想多談點外國專家被抓走的問題，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談，他轉換話題問我：「你覺得將來還需不需要請外國人來教書？」我說：「至少對外語教學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細地講了我的意見。毛主席點頭說有道理，並說：「學校要開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選擇地請一點外國人來教書。」可是，毛主席卻又說：「不過要請一些外國的工人和農民來。」我的固執勁兒又冒上來了，我說：「那不行，我們培養的學生將來要搞外交，要教書，培養人才，所以要求教師也應當有比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學以上的。同時還要學文學作品，純粹的外國的工人、農民是教不了的。再說，在口語方面，尤其是英國人，工人的發音也同受過高等教育的不一樣。所以還是要請知識分子。」毛主席望著我興奮的滔滔不絕的樣子，笑著說：「好吧！我們今天不爭論。我的章老師還是一個‘文學派’！」毛主席還記得1963年有一天在學完英語後，我陪他吃晚飯時發生的那場「爭論」。毛主席當時說學外語應當以政治題材的文章做教材，我說應當是文學題材的。毛主席說那就妥協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學。我說還是倒過來吧，七分文學三分政治。大概那時候毛主席完全把我當一個晚輩，一個他的老朋友的女兒，所以他並不計較我與他的爭議，反而覺得很有意思，他說：「你可真是個‘文學派’啊！」事隔七年，毛主席竟然還記得我是個「文學派」，直到那時，毛主席的記憶力還是驚人的。

後來，毛主席給我佈置了任務，要我先向楊德中和周恩來總理報告他與我的這次談話並請他們兩位幫助落實。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在準備工作做好之後立即去湖北沙洋幹校與學校的大部隊一起進行教改工作。毛主席一再關照我一定要安排好父親的生活再動身。他說給我半年時間把教改方案搞好，並準備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學。我還應當組織教師著手編寫新教材。

從毛主席那裡出來後，我先到了8341部隊政委楊德中在中南海的家中。我向他報告了毛主席的指示，他說一定全力協助，準備再派幾位8341部隊的幹部與我同去沙洋。

我們在周總理指導下在北京開了幾次會後，於7月中旬乘火車赴武漢轉沙洋。8341部隊又派出了幾位得力幹部與我同行。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一個人與一群軍人結伴同行，一路上他們對我很照顧。

那時候，旅行本身就是件很艱苦的事，而從武漢再去沙洋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汽車。可是我們沒有小臥車，我們只能搭乘去沙洋的運貨的大卡車。那兩年我幾次來回北京都是搭乘這種無遮無蓋的敞篷運貨大卡車。路途遙遠，顛簸七八個小時才能到達沙洋幹校。夏天，湖北高溫至四十多度，那卡車在烈日下行駛，把人真是曬出了油；冬天又奇冷，坐在凜冽寒風吹打的卡車上，不論穿多麼厚的棉衣棉鞋，都有一種凍僵的感覺。我們也沒有像樣的地方住。武漢有一個接待點，在一個亂鬨鬨的招待所裡。遇上那裡有床位就算是很有運氣了。經過一路折騰能在這髒亂的招待所一個床鋪上睡上一覺，那感覺和現在住上五星級飯店真的差不多。遇上運氣不佳，招待所客滿，我們就要滿街去找住處。記得有一次回北京，在武漢找住處一直到晚上十點多還未找到。最後找到一家公共澡堂收留了我們，他們在洗澡的澡盆上放一塊硬板，鋪上一條薄薄的褥子，發給每人一套髒兮兮的不知多少人用過的被子和枕頭。但就是這樣在當時也心滿意足了，至少有個避風的地方！那種艱苦的歲月，現在想起來真不知是怎樣度過的。不過那時候的人還真是有吃苦耐勞的精神，不論叫做個人崇拜還是叫做信念，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再艱苦的路程也會去闖，而且還真的不覺得苦！

沙洋農場正如當時許多「五七幹校」那樣，原來是一個改造罪犯的勞改農場。為了要辦幹校，一部分已刑滿留場勞動的前犯人就被遷移到旁邊一塊土地上去了。這些人被稱為「新人」。1970年7月我第一次到沙洋時軍宣隊安排我住在總部所在的一大隊的一間小房間裡。這無疑是十分特殊的優待。總部離英語系所在的二大隊走路還要大約半個小時。我所住的小屋好像是泥瓦結構，旁邊的一大間是辦公室。左邊的兩間也被用來做了教改辦公室。對面有一道溝，過了溝是東歐語系的住地，所以那時我很難得見到英語系的同事，倒常常見到德語系的李肇礎、殷桐生這些「戰友」。

我的小屋簡陋得不能再簡陋。泥土的地，泥土抹的牆。一扇門，一扇門邊的窗。屋裡只有一張小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那時正值7月酷暑，這小屋像一個悶罐，溫度起碼三十七度以上。周圍宿舍的教師晚上都把床搬到院子裡。即使這樣，也要到午夜之後才能入睡。我不能搬到院裡去睡，只好大半個夜晚都坐在屋外，屋外蚊子多，幸而從北京帶了防蚊子叮的藥水。

但最糟糕的還是下大雨。有一次天降大雨，屋頂漏雨不說，由於沒有什麼排水設施，院裡的水開始灌進屋裡，最後放在地上的臉盆都漂在水面上。床也差一點被淹了。整個大隊只有總部那一排房子是磚瓦房，而且有臺階，比較高，不怕水淹。孫澤福政委派警衛員把我接到了他的住處外的辦公室才解了我的圍。第二天，水退了，我那小房間的泥地透溼透溼，踩下去一個個腳印。人就睡在這滿是潮氣的房間裡，這日子也就過來了。

外語教學改革就在這樣的幹校開始了。軍宣隊成立了一個教改領導小組，組長是留下來的一位原海軍軍宣隊的王政委。他倒是一個好人，不過8341軍宣隊進院後，原海軍軍宣隊也就沒有權了，凡事都由8341軍宣隊的領導決定。我被任命為副組長。各個系也派了代表參加。

記得我們開了許多會統一思想。進入8月份時，教材組就開始編寫新教材了。我和8341軍宣隊關係的危機也開始了。

為了保證黨的領導和教材的政治性、思想性，所編教材都要經過8341軍宣隊審定。而8341軍宣隊的領導又沒有一個人懂外語。於是，只能把編出的教材全部翻譯成漢語送審。

第一批送審的教材就出了問題。孫澤福等8341軍宣隊的領導把我找去說要討論教材的政治思想性的問題。他們一開始就講這是「文化大革命」之後的第一次招收新生，必須體現「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體現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線等等的大道理。

然後，他們指出這批新編教材政治性、思想性、階級性都非常薄弱，應當加強認識，統一思想後再重新編。

我請他們舉出具體例項。他們說：「譬如說有一課是講家庭成員，其中介紹了‘這是我父親’，‘那是我母親’，還有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等。可是人都是有階級性的，革命的戰士有父母，反動派也有。你們只講父母兄弟，這不是模糊了人的階級性嗎？」我問他們如何突出這個階級性。他們說：「你們至少應當說明：我的父親是工人，或者我的母親是農民。」我說這是編新生的教材，而且未來這批學生都是工、農、兵學員，沒有任何外語基礎，我們必須合理控制詞彙量。我可以考慮他們的意見，但編教材首先要考慮的是外語教學的科學性。

8341軍宣隊很不以為然，接著又指出我們的教材中教了一日三餐和三餐的內容。他們說，孤立地教給學生早餐、午餐、晚餐以及每餐吃什麼，這是完全抹殺了政治思想內容，至少要說譬如「晚飯後，我們開展談心活動，互相幫助」。

更無法接受的是，他們要求在三餐內容中刪去麵包、黃油以及刀叉等餐具的出現。他們說，這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不能編入教材。

這種討論使人啼笑皆非，也完全違背外語教學的科學性。我試圖向他們解釋初學者的詞彙量的問題，也試圖說服他們在西方國家，資本家主食吃麵包、黃油，工人、農民吃的也是麵包、黃油，這裡沒有什麼階級性，甚至語言本身，斯大林也說過是沒有階級性的。這就更炸開鍋了。在那個年代，誰敢說有什麼事是沒有階級性的？！8341軍宣隊堅持新生上的第一課應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他們說：「就這麼幾個字怎麼會學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