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行十分沮喪，又回到我家。幾經磋商，有幾位勇敢分子還是決心去四川，於是他們自己走了，後來他們還真擠上了火車。我們剩下的幾個人也不甘心就這樣留下來，於是決定再去車站看看。

我們設法靠近車站西側的旁門，驚喜地發現那旁門沒有上鎖。居然也沒有人發現。我們輕輕推開旁門，溜到裡面，更大的驚喜是發現我們竟直接到了一個站臺，而當時站臺上竟空無一人，停著一輛列車，這實在是「天助我也」。我們正在找人打聽這列車開向何方，此時走過來一個列車員，告訴我們這是開往上海的列車，還要等個把小時才上「旅客」。列車員對當時的極端混亂也很厭煩，看我們是幾個文文雅雅的知識分子便問我們去哪裡。我們中幾個人都是上海人，於是用上海話與他攀談，鄉音馬上使我們更接近。他慷慨地說：「乘他們還沒上車，我先放你們上去吧！等他們（紅衛兵）一衝進來，你們就休想上去了。」列車員為我們開了車廂門，我們上去看竟然是硬臥車廂！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有這樣的運氣。不過這臥鋪車廂後來也就不成為臥鋪車廂了。每節車廂超載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一個臥鋪位上擠著四五個人，我們當然也只能擠在下面的鋪位上。不過有個位子坐就算是很奢侈了，更多的人是坐在過道的地上，實在困了就鑽到座位下面去睡一會兒。

最近和一個外國朋友聊起當時那段經歷，他很不解地問我：「中國當時那樣混亂，怎麼沒有導致經濟的崩潰？」我真的不知道當時這國家是怎樣在運轉的。就說這瘋狂的大串聯，恐怕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包括一部分紅衛兵，都像我們一樣是免費旅遊。不僅路費全免，連吃住也免。那時全國設了無數的紅衛兵接待站。我們憑著「紅旗大隊」的介紹信也就都入住到這些接待站了。從上海我們又去了杭州，住在一個大學裡。昔日的教室都變成了男女宿舍。十多個人住在一個房間，統統打地鋪。在杭州，我住在這種接待站時，有一天晚上，兩個來自不同地方的紅衛兵吵起架來。而她們絕妙的吵架方式是全都不用自己的語言，而是背誦毛主席語錄，唇槍舌劍，一來一回，其嫻熟程度實在令我目瞪口呆。

我們最後的「串聯」地是寧波。去寧波的目的是聽說那裡的深山裡有一個著名的古剎天童寺。我們想象，那兒也許還是一方淨土，還能尋找到佛祖所賜的安寧。於是，清晨從寧波上船，初冬的天氣在南方還是很溫和的。小船悠悠閒閒地隨河而下，兩岸一片青蔥。在和煦的陽光下，我們坐在船頭，背靠船艙，清新的空氣，周圍一片寧靜，只聽到群鳥的啁啾聲。船槳激起河水漣漪，那時的水沒有汙染，清清河水能照出人的倒影。難以想象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熱席捲全中國時，這裡還能有這般詩情畫意的地方。我們隨著小船的搖盪哼起了幾乎已經忘懷的那些英語抒情歌曲。半年多來壓抑在心頭的鬱悶似乎已化為烏有。

小船到達一個碼頭，我們上了岸。走在那鄉間的小道上，真想大喊大叫：「這才是生活！」不久，我們來到一座佛塔前。那是一個小小的院落，有幾間簡樸的用房。院子中間是一座可以盤旋而上的有大約五六層樓高的塔，名為五佛塔。當時周圍十分寧靜，我們想進院去參觀寶塔。但一進院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幾尊堆在院牆邊的東倒西歪的破損的菩薩塑像。這景象頓時破壞了我一個上午的好情緒。暴力竟然還是施展到了這幽秘的山間！此時，一位面色紅潤的看上去四十歲上下的和尚從屋裡迎出來。我們向他問好，並問可不可以到塔上看看。他說可以。我們登上塔頂，遠眺周圍秀麗的山村景色，真是美不勝收。下來後，我們與僧人閒談，問他菩薩像為何倒在牆邊。他雙手合十說：「罪過！罪過！作孽啊！他們來了一幫人，把菩薩都砸了，還不許修復！」我們無言相應，只能默然。

後來我們得知這僧人貌似四十出頭，卻實際已是六十開外。他是二十歲那年從廣東慕天童寺之名，徒步數月，到天童寺剃度。這五佛塔歸天童寺管轄，他被派來管理。糧食、蔬菜統統由天童寺運來。我們感嘆這出家人畢竟六根清淨，所以一點不顯老態。

我們同伴中有一位是比我們大家年輕很多的游泳教練，他是我的一個親戚。那時他不過二十多歲，愛開玩笑。他問僧人為何小小年紀就要遁入空門。僧人講他信奉佛法可以普度眾生。那年輕人調皮地說：「我看你那時候不見得是真的信佛，是否失戀了才出家？」僧人並不生氣，只是雙手又合十，滔滔地講了長長一段話「教育」我們那年輕同伴。他說：「世俗的人是不會理解出家人的意境的，因為你們在塵世間追求功名利祿，煩惱無窮。我們出家人心境平和，佛自在我心中。」

我們離開五佛塔，跨出院門時，分明是平坦坦的臺階，那位年輕夥伴卻莫名其妙地在跨臺階時被絆了一下，重重地摔了一跤。我們都大笑，說：「誰叫你褻瀆神靈，說那個和尚失戀。菩薩懲罰你了！」這種輕鬆真是已經久違了！

我們進入了山間小道，此時的景色更美了。山路兩邊都是青松翠竹。周圍空無一人，陣陣微風吹來，竹葉發出沙沙的動人響聲，真像在仙境中一般。走了一個多小時，來到一個山間小鎮，有一家雜貨小店和兩間山村飯店。那已是中午過後，飯店裡仍有顧客飲酒，雜貨店外坐著三三兩兩的閒談的人們。那一派平和氣象，絲毫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戰鬥氣氛。我們雖然聽不大懂他們的方言，但肯定他們不是在談「文化大革命」，不是在打派仗，不是在辯論誰是「黑幫」，而是友好的閒談。談到高興處可以聽到他們開懷大笑。

我們從清晨離開寧波，此時已是飢腸轆轆。看見這飯店和食客們桌上的菜餚更勾起了我們的胃口。這一頓午餐大概是我記憶中最鮮美的。那擺脫長時期惶恐、失望、壓抑後的輕鬆，那泛舟河上、漫步林間小道的情趣都使我一時間忘卻了這山林小鎮外瘋狂的世界。

那一天，我們從碼頭到天童寺大約走了二十多里路。到達天童寺時已是傍晚時分。此時，天氣陰沉起來，並下起了濛濛細雨。山林在雨中別有一番滋味，只是加上那傍晚漸暗的天色，使人產生了一股淡淡的憂傷和惆悵。

快進天童寺前，我們聽到一陣陣吟唱聲隨風飄來。開始，我以為是僧人們在吟誦晚間功課，他們唱的是佛經。後來聽出他們來回重複的是同一句唱詞。再仔細一聽，原來他們是在唱毛主席語錄歌中的「張思德同志」那一首。而他們來回重複唱的是那半句：「就是死得其所。」那本應是雄赳赳的革命歌曲，經那些僧人們一唱，加上那寺廟的意境，竟如同背誦佛經一樣。我們走到山門口，見那廟裡居然也建起了紅衛兵接待站，僧人們都集中在一起唱歌。我們登記了住宿就去食堂吃飯，每一個粗糙的陶器罐裡下面是飯，上面是一些青菜豆腐，對我們來說，這山廟中的素齋倒是別有風味。

飯後，乘白晝的一些餘光，我們參觀了天童寺的佛殿，但很快我的情緒就被一種失望與憤慨所籠罩。大雄寶殿被上了大鎖，踮起腳從門上面的玻璃中窺探，見到的是一派慘象。所有的菩薩塑像全部被推倒在地，有一些佛像竟被砍去了腦袋。昔日聖潔的佛殿裡堆滿破舊雜物，蒙上了厚厚的灰塵。

其餘的一些配殿，從前供奉佛像處已只剩空空的座架。殿兩旁的房間已改成了接待革命串聯群眾的招待所。那天晚上我們就住在其中一個殿裡。入夜，周圍山坡上的松濤聲似乎給這寧靜得令人不安的肅穆佛殿裡帶進了陣陣的山風，使我從心裡覺得寒氣襲人。這一夜，我大部分時間是清醒地靜聽那嘩嘩的松濤，心底深處有一股難以名狀的失落。我們白晝的歡笑已被天童寺的慘象淹沒。聽說這寺裡原有上百名僧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大部分年輕的被迫還俗，下山種田去了，剩下的多為年老體弱，但也要強制耕作廟田，維持生計。我想起五佛塔和尚的話。他們本已是超脫塵世煩惱的脫俗之人，他們擺脫了功名利祿，追求著精神上的極樂世界；而如今這醜惡的塵世又把這殘酷的鬥爭帶到他們這塊神聖的土地，使他們重又陷入了塵世間的煩惱。這真是作孽罪過啊！

從寧波回到上海，我們實在不願回到外國語學院去。於是找了一家小工廠，算是在那裡與上海工人階級串聯。那是一家玻璃器皿製造廠，我被分配在一個車間勞動。名為串聯，其實我們根本不過問他們在搞些什麼。這個廠的工人好像全部是上海工總司的造反派。後來他們也給我們發了一個紅袖章。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得到的唯一一隻紅袖章。

到了3月初，學校來函通知我們立即回校參加運動。我們三個多月的逍遙自在的日子結束了，於3月底回到了學校。

此時的外國語學院又是一片沸騰。外事口掀起了「打倒陳、姬、喬」和「保陳」的大爭論；校內開始辯論十七年教育路線的成績和錯誤。對於外事口的問題我們並不感興趣，但作為教師，我們對十七年教育路線成績的評價十分關心。所以在這年的4月26日，我們各系支援「紅旗大隊」的教師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個「四二六」組織，我們的任務是捍衛1949年革命勝利之後高等教育的不可磨滅的成就。

「四二六」的活動從此吸引了我。串聯回來，「紅旗大隊」已否定了我們頭上的「黑幫爪牙」的帽子，承認我們也是革命群眾，於是，我更加認為當時的爭論是兩條路線的爭論，而我們是在捍衛革命的成果。5月份，「紅旗大隊」接納我和其他一些曾被打成「黑幫爪牙」、「反動權威」、「修正主義分子」的教師參加他們的組織。從此我真的成了革命群眾。儘管由於我們的背景，「紅旗大隊」並不視我們為骨幹，但至少使我們重新得到了平等與尊嚴。

一旦捲入這場革命，我的變化大概也就從此開始了。由於經歷了那長長的八個月的壓制、批鬥，此時的我一改從前對政治鬥爭不感興趣的狀況，從心底認為如果是極「左」路線佔上風，一切又要回復到八個月前的狀況，中國又要大亂。當時暴力行動已有所剋制，但學校的另一造反派組織仍然視我們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因此我也必須以全部的熱情投入這場「革命」。

這種熱情也許就如穿上了那雙魔鞋，開始跳舞時自己感覺非常美好；但當你疲憊不堪想停下來時你才發現你已永遠也停不下來了，這雙漂亮的魔鞋會一直帶著你跳到精疲力竭最後倒在那偌大的舞臺上。此時，鼓掌的觀眾早已離去，空蕩蕩的劇場裡，耀眼的水銀燈也已熄滅，只剩下你穿著那雙讓你著魔的舞鞋，等待著生命之火的熄滅！

也可能是像一場可怕的龍捲風。你恰恰處在風的中心。龍捲風可以把你高高舉起到幾千公尺的天空，讓你俯視腳下的一切，但最後它會把你帶到十里百里之外，再重重地把你摔在大地的懷抱裡。也許你能九死一生，也許你再也不能站立在這塊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