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參加過不少會議，大至聯合國大會，小到公社生產大隊的會議，但沒有哪一次會議像1966年6月的那次「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那樣開得驚心動魄，提心吊膽，至今想起來都似乎還能感覺當時的惶恐不安。

我被學校通知去參加「亞非作家緊急會議」擔任英語翻譯時，大約是在1966年的6月下旬。當時，全國已經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學校已經停課，外交部派來了以劉新權同志為首的工作組領導運動。校園裡整天鬧鬧鬨鬨，生活的秩序全都被打亂了。接到通知要我去參加會議，我很高興，以為至少可以暫時躲開這混亂的環境。我還天真地希望開完會時這場「革命」也許可以結束了。

會議在京西賓館召開。剛報到的第一天還沒有什麼異樣感覺。代表名單上雲集了全國知名的老年、中年、青年作家。我自少年時代起就愛看文藝作品，所以看到這張名單時激動不已，難得有這樣的機會見到這麼多的作家。

但是，幾乎在開會的頭一天就出現了麻煩。不知道是哪裡的造反派衝進京西賓館非要揪出某一個作家，說他是「黑幫黑線人物」。會議的氣氛一下子就緊張起來了。後來的兩天，這類事不斷發生。大廳裡在開國際會議，京西賓館的門口聚集著要揪鬥會議代表的紅衛兵，真正是人心惶惶。我們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西的大門，怕一齣門就被抓走。記得主持會議的是廖承志同志，每天也有成群結隊的造反派喊著口號，一定要揪他回去批鬥。這樣地捱過兩天後，情況越來越險惡。有的造反派勢力很大，衝進來揪走了代表。就在這時，我們工作人員被緊急召集去開會，會上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明確講這個會議一定要開好，不得干擾。特別提到廖承志同志要保護，有什麼問題會後再說。聽了周總理的指示，大家鬆了一口氣，京西賓館是軍隊的賓館。那時候，軍隊還沒有介入到地方的「文化大革命」，還沒有派性，所以根據周總理的指示，賓館加強了警衛力量。儘管大門口每天仍然是聚集了眾多吵吵嚷嚷的造反派，但揪人的事沒有再發生。記得我的房間在第八層。有幾次散會後，心裡煩悶，站在陽臺上想散散心。可是，下面的大街上川流不息地過往著一車車的紅衛兵，到處都是口號聲，到處都是造反派打著各種旗幟的隊伍。我覺得像是生活在一個圍城之中，周圍的四堵牆貼滿了紅色的標語向我擠壓過來，擠得我透不過氣！我真想逃出去，但卻無路可走！

會議的計劃是會後分成幾路到各地去參觀訪問。我被分配在詩人、作家朱子奇同志帶隊的一組前往武漢、江西、上海。然而，就在出發前一天，我得知朱子奇同志不能去了。造反派的壓力太大，會議的領導頂不住，只能保證與會的作家把會開完。北京的會結束後，朱子奇同志不得不回單位接受批判！我們這一路臨時改由劉白羽、杜宣同志帶隊。

我們從北京出發後的第一站是武漢，那是因為毛主席正在武漢，他要會見參加會議的全體外國代表。所以北京散會後，全體人員都去了武漢。我們到達的第二天，安排了一次遊江活動。到了船上，我們才得知毛主席正在暢遊長江。當地陪同的領導遙指著一個方向說毛主席正在橫渡長江。大家都很激動，不過從我們的船上當然什麼也看不見，只能想象而已。後來，毛主席接見了會議代表。我已有兩年沒有見到毛主席了。遠遠望去，他顯得神采奕奕，精神很好。那次見到主席，我覺得離他那麼遙遠。以前，我像看待父輩一樣看待毛主席。他對我也如對晚輩一樣慈祥。我們一起在他的游泳池住所講英語，在他那冬日的小院中陪他散步，還陪他一起吃晚飯。我是在陪毛主席吃飯時學會吃肥豬肉的。那白花花的大肥肉蘸上調料，毛主席可以吃好幾塊！可是此時此刻，毛主席坐在那裡安詳地會見會議代表，我真不知道他是否瞭解成千上萬的人正在這塊土地上備受煎熬！

回憶當年，我對老一輩的那些作家充滿敬佩之情。當年，與我在一個團裡的那些作家在散去之後幾乎沒有一人不是經歷了慘烈的磨難的。我曾在那年年底去作家協會的院中看過一次大字報，看到幾乎我認識的作家全都被點名批判了。當時還倖存的，後來也打倒了。在我們陪著外賓遊長江、上廬山時，他們肯定已經預料到不久之後會遇到什麼樣的災難，但他們卻表現得十分沉穩、鎮定。我的直接領導是杜宣同志。我們相處得很好。當時的外國代表中有一個土耳其畫家，整天揹著一個大畫筒，說裡面是他的作品。我曾替他翻譯，誰知他想入非非，對我獻起殷勤。一上火車就非要我坐在他身邊，搞得我非常尷尬。這個畫家是個大胖子，卻到處要湊過來與我擠著坐在一起。開始時我還禮貌地避開他，可是最後我對他發了脾氣，不再理他。那時，年少氣盛，並不認為這是外事活動，要有禮有節，只覺得這大胖子太無禮就發了脾氣。誰知大胖子也發脾氣，上了廬山就拒絕參加活動，還關在房間裡不吃不喝。此事鬧到了領導那裡。杜宣同志耐心地做我的工作，說服我不可意氣用事。最後他出面邀請那胖子畫家單獨與他遊山，由我任翻譯。那胖子也就順勢下了臺階。記得我們三人在廬山上玩了整整一個上午，到了一道瀑布前還照了合影，可惜那張照片已找不到了。杜宣與胖子畫家一路談笑風生，論古說今，十分熱鬧。我完全看不出他對今後的命運有什麼擔心。但是，同所有其他作家一樣，會議散後，杜宣回到上海即遭批判。這年年底，我利用「大串聯」到上海時還去過他家，與他一家人在一起吃了午飯。當時他雖遭批判但還有人身自由。聽說後來在所謂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杜宣同志終於難逃厄運，身陷囹圄多年。幸虧他能度過這場災難，如今還健在。我記得我們那一路人馬在上海送走外賓之後回到北京，在機場告別時詩人李季很動情地說不知何日我們大家再能相聚。我們在陪著外賓度過了十多天表面歡樂祥和的遊覽觀光之後此時已清醒地回到了殘酷的現實中。我們相互緊緊地握手，神情黯然，互道珍重。後來我回到學院，三天後被「揪」出來，我猜想其他人恐怕還沒有捱過三天！

我被打成「黑幫爪牙」、修正主義苗子，被揪出來批鬥之後的那幾個月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的最最絕望的一段時光。我還那麼年輕，對生活充滿那麼多美好的期待，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一夜之間我變成了「敵人陣營」裡的一分子。有一首當時紅衛兵天天唱的歌，歌詞是：「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革命群眾齊動員，文化革命放光芒。」現在想起來都不寒而慄。因為那時，凡有重大集會，系裡全體教師集合時，我們這些「黑幫黑線」人物開始時也要站在隊伍裡。人到齊後，就開始由教師中的革命派指揮，殺氣騰騰地唱這首歌。唱完就齊聲呼：「殺、殺、殺！」真叫人毛骨悚然。接下來又有節奏地反覆唱：「革命的站過來，不革命的滾開，滾、滾、滾！」於是，我們這些人就要自覺地「滾開」，從隊伍中站出來，等大隊伍起步走之後，這一支「黑幫」小隊伍默默地跟隨其後進入會場。這雖非肉體的迫害，卻是對精神極大的折磨以及人格上的極大侮辱。而正是這種日以繼夜的侮辱使我最後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

那一天晚上，外國語學院和隔壁民族學院的造反派聯合召開大會批鬥班禪大師。大隊伍進入大操場後，我拎著自己的小馬紮遠遠地孤零零地坐在操場邊上。臺上進行著一幕幕野蠻的鬥爭，班禪大師的父母、家人也在陪鬥。口號聲在夜空中震盪。我突然覺得渾身的熱血往上衝，每根神經都極度緊張，坐不住也站不穩。當時，造反派嚴格限制行動自由，但是我覺得我快崩潰了，我再也支撐不住了。我必須去尋覓什麼東西，也許是希望，也許是毀滅，總之，我不能再坐在這裡，看著別人被宰割，也等待別人來宰割我。我不顧一切地跑出了校門，跑到了魏公村大馬路上。那個年代，公共汽車已沒有正常行駛的班點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哪裡來的這麼大勇氣和力量，走啊，走啊，居然從學校一直走到了天安門。我覺得我是去見毛主席，但到了天安門，我忽然清醒過來，這裡沒有毛主席，只有瘋狂的人群！我異常地恐慌起來，沒有力氣再走回學校，也不知道造反派發現我「外逃」的話會如何處置我。我癱坐在地上，真正地陷入了絕望的深淵。此時，我想起了年邁的父母和幼小的妞妞，我還有那個家！自幼這個家沒有給過我多少溫暖，但此時此刻，這個家竟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亮點，唯一的安慰，唯一的避風港灣，使我朝著它走去而沒有走向滅亡。

前人不知是如何總結出那條經驗的——「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天晚上，當我艱難地從天安門走回史家衚衕的家裡，跨進裡院，見到屋裡那黃色的燈光時，我的心靈是那樣地得到撫慰，一時間似乎忘卻了一切的苦難，只希望躲在這深深的庭院裡，再也不回到那紛亂可怖的社會中去。妞妞早已睡著了，我進去看了看熟睡中的她，心裡一陣苦澀。她那時才五歲，睡得那樣香甜，怎知道這苦難的人生正給她的親人帶來多麼大的災難。那時，妞妞的父親已被北大關進牛棚，不準回家；我又成了「黑幫爪牙」，真不知這些黑色的烙印會給她的未來帶來什麼影響。

父親還在看書，很吃驚我怎麼深夜突然歸來。我此時已完全清醒，只說晚上無事，回來看看。但正在這時，門鈴大響，從裡院都能聽到門外嘈雜的人聲。我驚魂未定，聽到這鬧聲就知道一定是災禍臨頭，心怦怦地加速跳動。父親卻鎮靜地叫保姆彭阿姨出去看看怎麼回事。還未等彭阿姨回來，一群男男女女「新北大」的紅衛兵就押著妞妞的父親衝進了院子裡。他們把他剃了陰陽頭，勒令他低頭站在院中，數落著他的罪行。最後，就點到了父親頭上，說這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岳父就是當年被魯迅痛打的落水狗章士釗，所以他們今天來清算這隻落水狗對人民欠下的債等等。母親被嚇得渾身哆嗦，我安慰著她，可是自己也十分驚慌。只有父親依然保持著他的儀態，並不顯出任何的慌張。隨後，紅衛兵勒令父親站在院子當中，父親不肯低頭，一個女紅衛兵對他揮舞著皮帶。隨後他們又有幾個人宣讀了一些口號式的批判，就開始闖進客廳抄家。這些幼稚無知的年輕人被一股狂熱的躁動所推動，竟變得失去理智和人性，他們衝進我們家的每一個房間，肆意踐踏著書籍和家用什物，他們究竟想蒐集什麼，我看他們自己也不明白。他們唯一的驅動就是要蹂躪他人，折磨他人！最後，他們把父親的大批書籍亂七八糟地堆放在院子裡，把我們所有的沙發和軟椅都貼上了交叉的封條，命令我們不得坐這些修正主義分子坐的舒適的椅子。現在重敘這一切，是多麼可笑也多麼可悲。這就是冠以「文化」兩個莊嚴字樣的「革命」！

紅衛兵帶著他們的「戰利品」離開我家前，在大門外貼了事前準備好的大幅對聯與橫批，又是說什麼當年魯迅痛打的落水狗，今日仍是帝修反的代表之類的話。在「文化大革命」中，好幾位文藝戰線上的前輩文學棟樑，也因為受到過魯迅當年的批評，遭到了殘酷的鬥爭，甚至被迫害致死！我想魯迅假如能預見到三十多年後會因他的一些並非完全確切的批評或感情色彩很濃的抨擊而使一些人遭到無情的迫害的話，恐怕他會考慮是否應當說那些話的。然而，又有誰能夠預見身後三十年的事呢？這真是一種最大的不幸！

我在《我與父親章士釗》一文中敘述了那天晚上紅衛兵走後父親堅決給毛主席上書並導致周總理批示保護一大批黨外民主人士的事情。一切事情結束時已是午夜，我已無法回學校了。當時我也顧不得那麼多了，有一種「豁出去」的心情。不過第二天回學校卻什麼事都沒有發生。我的同宿舍的同事也沒有告發我一夜未歸，使我感覺到人們的善意。由於周總理第二天指示接走父親，保護起來，並且派便衣警衛保護父親的家屬，我對家裡的擔心就好多了。我只需集中對付學校的局面。

轉眼到了1966年的10月。人民日報發表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社論，繼反對工作組以及毛主席第一張大字報之後，這篇社論大概是進一步把矛頭指向劉少奇，號召群眾要集中火力揪出主要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在這篇社論精神的支配下，我們這些次要的「黑幫爪牙」相對來說得到了一些解脫，造反派集中火力去鬥爭所謂「黑幫分子」，我們基本處於被孤立之後無人過問的狀況。人的適應能力是極強的，我當時已多少習慣於不與人交往、獨自來回、無所事事的心態，生活已完全沒有目標，一天又一天地混下去，唯一的樂趣和安慰是回家和老父母和妞妞在一起。

與此同時，全國掀起了狂熱的串聯風。開始時是外地紅衛兵來北京，成批成批以排山倒海之勢擁入北京。毛主席多次在天安門接見這些紅衛兵，使他們受到極大鼓勵，來勢就更猛了。到了10月份，北京的紅衛兵開始往外地去，去播撒「革命火種」。到了11月份，學校的中學生都快走光了。

我們教師中的「黑幫黑線人物」終於開始互相間的「串聯」了。革命造反派都走了，我們也「自己解放自己」了。後來，我們商議是否去做些試探，也許會允許我們出去「革命串聯」。

於是，我們選擇了當時外國語學院兩大紅衛兵組織中比較溫和的「紅旗大隊」。我們到他們的總部去申述我們是如何支援革命大串聯，因而希望能參加這個革命行動，獲得他們的介紹信，出去串聯。

我們居然得到了「紅旗大隊」的同意，為我們七八個英語系被批判的教師開了介紹信。當時，我們很高興，終於擺脫了「黑幫爪牙」的陰影，同時也可以出去走一趟，換一換環境了。

記得我們集中在我家裡商議去哪裡「串聯」。更確切地說是到哪裡去旅遊，而且憑著紅衛兵總部的一紙介紹，是免費旅遊。我們決定去四川，上峨眉山，也許那裡還有一方淨土。

晚上七八點鐘，我們出發去火車站。但還未接近車站，我們就被那景象驚呆了。那裡是真正的「人山人海」。從車站廣場一直到馬路，真是數不清的人頭攢動，大概有十多萬人！我們根本無法靠近車站，也弄不清哪個隊伍去哪個方向。每一個排得七歪八扭的亂鬨鬨的隊伍都起碼有上萬人，一直延伸到大馬路東單方向，我們這些在井井有條的校園中生活慣了的文弱書生根本無法參加這個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