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到來時，全國的政治氣氛更為濃厚了。這時我所在的北京外國語學院發生了一件造成後來「文化大革命」中吳璞以及包括我在內的其他十幾位英語系黨員教師遭受打擊迫害的事件，那就是外交部派了工作組到外國語學院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

這場運動的背景是1964年高等院校進行的一次體制改革。外國語學院從原來的雙重領導（北京市高教委和外交部）改變成單軌歸外交部領導。原來，在雙重領導期間，教學質量是歸北京市高教委管的，只是學生分配等人事問題歸外交部管理。當時的北京市委由彭真同志領導，一班領導人多數是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因此無論在對外語教學的指導上，還是對學校管理方面都是有條有理的。但是，學校歸外交部全面接管後，部裡派了一些幹部到學校接替原來的幾位主要領導，從此，學校的教學秩序被打亂了，外國語學院被鬧成了上演一幕幕「肥皂劇」的舞臺。

新上任的這位x黨委書記來一個知識分子成堆的高等院校當領導也是很難為他的，因為他早年參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

於是，x書記就決心要抓當時已沸沸揚揚宣傳得非常火熱的政治思想教育了。北京市委當時下達了一個檔案，禁止高校學生談戀愛，更不準結婚。於是x書記就大抓這件事。不僅大會小會反反覆覆開，而且講了許多引人發笑的意見，例如說當有人在會上傳條子故意問他教師可不可以生孩子時，x書記情急之下，怒氣衝衝地說教師也不準生孩子，違者停職。x書記還親自在每天晚上晚自習之後拿著手電棒突擊抽查教室中有無談戀愛的男女學生。結果鬧得雞飛狗跳，學生忍無可忍貼大字報抗議，因為x書記把一位女學生團支部書記找一位男同學談入團問題也錯當做談戀愛處理。又因為那位團支部書記剛洗過澡，頭髮散開，因而被x書記嚴厲批評為「行為不端」。

更熱鬧的是x書記在學校裡大抓滅臭蟲。本來這是件為集體宿舍做的好事，但x書記卻把它安排成了全校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星期天全體人員不許回家，他自己高高坐在禮堂外的平臺上督戰。學生、教師排隊端著臉盆到開水房打了開水要從他面前走過由他抽查這水夠不夠燙，然後再去澆自己的床板。當然，這麼一折騰原來滾燙的水也變冷了，整個校園抓臭蟲大軍一片笑鬧，甚是滑稽。教師們紛紛提意見說學校要抓臭蟲，但不必如此大張旗鼓。與此同時，自從外交部這批新領導到校後教學卻沒有人抓了。後來，中央開始抓各個領域的階級鬥爭，於是，學校領導又集中力量去搜集外語教學中的階級鬥爭動向。在經過了一系列的調查之後，x書記終於向全體教師、學生作了一個批判外語教學中的資產階級「只專不紅」的報告。但由於書記本人缺乏外國文學的起碼常識，這個報告變成了一個大笑話。例如x書記在批評外語教學中選用的文學作品毒害學生和青年教師時在舉例中把世界名著《巴黎聖母院》和《安娜·卡列尼娜》混為一本書，他說有些學生看了「安娜聖母院」受害很深。他又批評我們英語系教師排演莎士比亞的《奧賽羅》，但顯然他並沒有讀過甚至聽過《奧賽羅》的劇情，甚至也不知道奧賽羅是劇中的男主人公，是個摩爾人。於是他說「有女教師演奧賽羅之後，自己就天天照鏡子，想象自己長得和奧賽羅一樣漂亮」。結果自然引起譁然。除此之外，與x書記同時來校的一位w主任，中年尚未婚娶，於是在找年輕女教師談思想時就流露出愛慕之意。此事傳出也引起教師們的極大反感。一個高等學府變成了層出不窮的滑稽戲的舞臺。

所有這一切導致了在外交部派工作組進駐學校開展「社教運動」後，教師們紛紛批評校黨委的結果。當時的工作組組長是曾任駐寮國大使的劉春同志。他在動員報告中明確說這場運動主要是為學校領導整風，他要求全體黨員要本著對黨負責的精神，敞開思想給領導提意見，並且說不論意見多麼尖銳，領導今後都不得打擊報復，否則「黨紀國法」不容。

於是，英語系教師黨支部首先向院領導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意見。尤其是我所在的黨小組的十多位年輕黨員，每天在會上都慷慨激昂，希望院領導改掉那些浮誇的作風，認真地深入到外語教學中去，提高教學質量才是高校任務所在。

我們誰也料想不到一年之後，我們所提的每一條意見都變成了我們「秉承黑幫旨意向黨瘋狂進攻」的「罪證」。萬萬想不到我們當時的坦率竟斷送了吳璞的性命，也影響了其他很多人後來的前途與事業。

「社教運動」結束不久，轉眼已進入1966年。我的記憶中好像那年的春天風沙很多，空氣中總有一種浮躁的因子在遊蕩，令人惴惴不安。5月下旬，黨內終於傳達了中央的「五一六通知」。雖然我們作為基層的黨員搞不清楚下一步究竟會發生什麼事，但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卻是再明顯不過的了。表面上仍是寧靜的校園此刻在緊張地等待著這即將到來的風暴。這風暴並沒過多久就以排山倒海之勢來到了。報紙開始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勢頭越來越猛。名義上是一場文化的爭論，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實是一場來勢兇猛的政治鬥爭。接下來，是紅衛兵的「掃四舊」。那時的口號是「摧枯拉朽」，那倒真正的是把一切傳統的生活徹底地連根拔了。全社會陷入了混亂與恐怖。我那時不放心家中的兩老，每天騎車回家。有一天早上在返回學校的半路上無端地被巡街的紅衛兵叫住，指責我頭髮太長，褲腳太小，揮舞著手中的剪刀威脅要剪去我的頭髮和剪開我的褲腳。後來就開始抓人，什麼人都抓，幹部都成了「黑幫」，舊社會生活過的人都是「特務嫌疑」，愛抓誰就抓誰，愛打誰就打誰。不知道世界上哪一次革命可以與此相比擬，俄國的十月革命還是法國大革命？我看到過成群結隊的年輕學生，戴著紅袖章，揮舞著皮帶，把它們一下一下地抽打在人的血肉之軀上；我也看到過他們把一批所謂「黑幫分子」的臉塗成像舞臺上的大花臉，頭上戴著高帽子，寫上各自的「罪名」，胸前掛著大牌子寫著自己打×的名字，像一群正在被趕去屠宰場的家畜般地遊行示眾……

我實在無法忍受這種殘暴，這種恐怖。內心經受著恐懼和憤怒的煎熬。明知這一切是多麼地滅絕人性，卻不能說一句自己的心裡話，還要虛偽地稱頌這是「革命小將造反有理」。這時，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語系青年教師王世芬被嚇得犯起精神病。這件事對我的刺激很大，竟然促使我冒著危險給毛主席寫了第一封上訴書。

那大約是在6月中下旬，學校已開始貼各種大字報。當時的外交部派了一個工作組在領導運動，學生們的大字報多半針對過去北京市委領導時期的幹部以及一部分教師。那天中午，我去食堂吃飯，見到我隔壁房間的王世芬從食堂打了飯菜端回宿舍。我見她神色異常木訥，手中的碗傾斜著，菜湯不住地往外流。我提醒她，她卻似乎沒有聽見。我匆匆吃過飯，回到宿舍看王世芬時，只見她呆呆地坐在桌旁，用手把許多自己的照片撕成碎片。我們好幾個住在附近的教師勸慰她，她卻一點聽不見似的。那天下午，我心裡特別煩躁，實在不想待在校內，於是，騎車到動物園那裡轉了一圈。傍晚回校時卻在半路上碰見了王世芬。她一個人直直地往動物園的方向走去。我跳下車問她去哪裡。她對我笑笑，指指前方。我回到學校向工作組報告了見到王世芬的情況，希望他們去找她回來。當天晚上，首都體育館的工地打電話到學校說有一個女瘋子是外國語學院的，在他們那裡，要學校去接。工作組想起我向他們反映過，於是派了一輛車叫我和另外一人去把王世芬接回來。

王世芬當時從本校英語系畢業不久。她來自上海，有著江南姑娘特有的秀麗和十分溫和的性格。她平時比較內向，從不多言多語，與大家友好相處。在她發病的當天上午，教學樓裡的樓梯拐彎處出現了一張她班上學生貼的大字報，不記得批評她什麼，但我記得大字報的末尾一句話是：「不管你是李世芬、王世芬，都要揪出來……」我想是這張大字報把嫻靜溫柔的王世芬嚇壞了。

當我們趕到首都體育館工地時見到的王世芬竟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形象。她抓住工地的鐵絲網正在對一群旁觀者聲嘶力竭地演講。她不知什麼時候記住了那麼多當時時髦的口號，什麼打倒舊市委，揪出「黑幫」；什麼去新市委請願之類。我們走上前去勸她跟我們回去。她向周圍的圍觀者大聲呼救，說我們是「黑幫」，要迫害她。那時的許多人好像都喪失了理性。明明是一個精神失常的人在講瘋話，卻竟然有眾多的人響應，要跟著王世芬向「新市委」進軍，並且阻攔我們把她帶走。那真是很叫人傷心又令人害怕的一個夜晚。王世芬雙手抓住帶刺的鐵絲網，鮮血直流。回校後，她的宿舍在我隔壁，一整夜都聽見她在叫喊。一個文靜優雅的女孩子突然之間變成了失去理智的瘋子，我無論如何難以面對這個現實。

王世芬後來的故事也很悲慘。第二天，她被送進了安定醫院。大約一年後，她回來了。表面上還和從前差不多，只是顯得蒼白憔悴了一些。她更加安靜了，話更少了。大家很同情她，對她很好。她也似乎恢復正常了。這時愛神降臨，系裡的一位青年男教師對她愛慕已久，此時竟不顧她有過病，毅然與她結婚了。我們都期盼從此王世芬能在愛人和家庭的撫慰下完全康復。沒想到不久之後，學校兩派打派仗，兩個高音喇叭對著吼叫。這一次鬼使神差般又是我第一個發覺她神態異常。那是在一號樓三層的洗手間裡，王世芬聽著那刺耳的高音喇叭神情緊張，問我：「他們又要打倒誰？」我安慰她說這一切與她無關，不必去聽。但沒過幾天，她舊病復發又住進了醫院。聽說後來她始終沒有能恢復。她在這種情況下還生下了一個孩子，現在也應當二十多歲了。

到這時，我已經無法接受這種野蠻與暴力可以被稱之為是一場革命了，而且還是「文化」的革命。我覺得這是對人性和文明的蹂躪！那時也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我竟然決定給毛主席寫信陳述我對這種暴力恐怖的不解和憂慮，希望毛主席能力挽狂瀾，出來制止這種情況的蔓延。我在信中說，現在社會上的這場所謂「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為了建立無產階級的文化，而是一場失去理性的暴力行為。我以為毛主席不瞭解中南海紅牆外正在發生的事情，所以我詳細地描述了種種的現象，重點講了眾多老幹部和知識分子如何挨批鬥。我說黨的老幹部中可能有錯誤，但打擊面不應當那麼廣，再說他們為建立新中國總還是有過功勞，為什麼要把他們當做敵人？我說許多知識分子嚮往新中國才放棄國外優越條件回到祖國來作貢獻，如今卻都成了「資產階級權威」挨批挨鬥。中國沒有高階知識分子怎麼能建設起來？知識分子不怕吃苦，卻不能遭受侮辱，而這場運動恰恰是完全在侮辱知識分子的人格和尊嚴。我請求毛主席立即能讓我見他一次，面呈我的意見，希望他老人家及時地制止這種把國家推向危險境地的運動。

信送到中南海之後，我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召見。但大約一週後，毛主席叫秘書給我來了個電話說：「主席現在不便見你，但有幾句話帶給你。一句是要你‘經風雨，見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憂來明日愁’。」我想我懂那第一句話的含義，但我弄不懂當國家處於如此混亂之際，我如何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呢？

電話是打到家裡的。我把內容告訴了父親。父親長嘆一聲，感慨萬分地說「中國又要大亂」。我們父女大半生中缺少共同語言，只有到了此時此刻，我才感到我們離得很近。我們都真誠地希望國富民強，安定團結。我們都在憂慮，這亂鬨鬨的失去理性的野蠻會把中國帶向何方呢？

這一夜，我想得很多很多。我的象牙塔終於徹底崩坍了！我突然覺得我這三十年都是生活在夢幻中，我是那樣幼稚，現在才真正長大了。從此我只能獨自面對這荊棘叢生的人生去探索我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