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去世時，我五歲。

她的睡床在樓下起居室裡，那時，我常比別人起得早，就會下去陪她，爬到她床上。她得了喉癌，換言之，她不能說話，所以，我們一起看聖經故事繪本，我讀給她聽。那時我還沒上學，但母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教我認字唸書了。文字是我的朋友。

有天早上，外婆下了床，走到可以俯瞰花園的大凸窗前。那是我外公的房子。我們的小家是排屋，只有一個後院。外婆得了癌症後，一直是我母親在照顧她，於是，我們全都搬到外公家住了。那段日子不太快樂，大家都很焦慮。母親討厭她父親，她父親討厭我們住在他家裡。但他可以省下僱傭護士、廚師和清潔工的錢。只有一樣東西大家都喜歡：玫瑰。散發芬芳的老式英國玫瑰。

外婆說話了。她不能說，但她就是說了：「看看那些丹麥女王啊。」

我慌忙爬下床，跟去窗前。我們並排站。她摸了摸我的頭。然後，她穿過窗戶，走進花園，沿著玫瑰籬笆走下去。那麼自然而然地。她就那樣在花園裡了，在她喜歡的花叢中。

我聽到有人下樓了。是我母親。我跑進門廳，告訴她外婆去花園看丹麥女王了。就在那時，門廳桌上的電話鈴響了。那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但那臺電話是二十年代的。我母親生於1922年，她說她還記得家裡搞起汽車業務時裝了電話。那時的電話像只坐得筆直、討東西吃的小狗。

我母親拿起聽筒和底座，因為老式電話要用一隻手拿聽筒，一隻手拿話筒。

「您好。伍德菲爾德家。喂？」

沒人在電話那頭講話。我們走進起居室。外婆躺在床上。

外婆已經死了。

我父母是戰時夫妻。我父親參加了諾曼底登陸。我母親是防空襲督導員。在我父母得到戰爭體驗前的二十五年，我外公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和兩代飽受創傷的成年人生活在一起，他們學會了對苦難一笑而過，繼續生活。他們都有和死人有關的故事。他們也都不帶感傷地跟我講過那種故事：戰友、親朋、戀人回來過，但他們後來發現那人早就死了。

孩子們相信大人們講的故事都是真的，我也全盤接受了那些故事。與此同時，我有自己的豐富想象力（小時候有，現在也有）。和大多數孩子一樣，我不能完全區分有生命的東西和沒有生命的東西。對我來說，我的泰迪熊和我的貓一樣重要。我外婆在去世那天的行為似乎和別的所有物事一樣，從屬於一個沒有明確分野但互相糾纏的世界。所以，那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我知道我沒有被嚇到，而且，我仍能清楚地看到當時的情景。

也許，從一種狀態進入另一種狀態時——哪怕隨後的狀態是湮滅於世——我們會在一段難能可貴的時間裡以非肉身的形式存在。我們還沒有死，但不再依賴肉身存在。

也許，我外婆在感覺到她即將離開自己的身體時正惦記著玫瑰園——也許她的意念足夠強大，足以傳遞給我。孩子們接受意念幻象的能力很強。也許，孩子們「看到」的都是強有力的精神投射。

也可能，一個人的印記可以暫時脫離凡胎肉身。薩滿們當然相信這一點。我不用「靈魂」或「精神」這些詞彙是因為它們暗示了不朽，或至少暗示了前方有某個目的地。「印記」只是用來形容脫體的那個瞬間，至於接下去會發生什麼是無從推測的。

假設真有亡靈，亡靈與活人的接觸似乎總髮生在壓力增大的時候——要麼是針對個人，要麼是針對整個國家的壓力。在任何地方的任何戰爭期間，鬼魂目擊事件的數量都多得非同尋常——不管你信不信鬼，這種現象本身就值得深思。我父母信教，相信死後有來世。對他們來說，見鬼是意料之中，甚而值得期盼的事，因為那可能是上帝派來幫助活人度過喪親之痛的。

母親告訴我，外婆去世後的那一週裡，她曾與外婆有過兩次交談。那讓她很欣慰。有一種解釋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她有那種渴望，那種體驗就變得很真切。人類喜歡建立模式。我們和自己生命中的其他人共建模式。我們相互纏繞。生離死別會破壞模式。死亡，意味著一段關係的斷裂，並因此和一部分自我割裂。

我怎麼想？我相信什麼？我不知道——這是我能給出的最好的答案。但我確實知道，對人類的心理來說，抹除一切超自然痕跡的效果未必是最好的。能夠說出「我無法解釋這一切」就好比擰開一個閥門，能讓你釋放壓力。這不是反科學，也不是迷信。

我們中的許多人都體驗過心靈感應——包括那種最簡單的：在朋友打來電話的前一秒，我們剛好想到她。我們無法解釋這種事，就像我們無法解釋剛剛死去的人依然在自己身邊的那種感覺。也許我們感受到的不是人的幽靈，而是模式的幽靈。

「丹麥女王」是一種美麗的、香氣濃郁的英國玫瑰的名字。外婆去世後，母親剪下一束束盛放的玫瑰，擺滿了整個房間。當我有能力擁有自己的花園時，就買了那種灌木玫瑰，開始栽種。我也鍾愛老式的英國玫瑰，但比喜歡更重要的是，那是我與一件無法忘懷、無法解釋的事保持鮮活的關聯的方式。這故事讓我欣慰，並非因為我因此堅信死後仍有生命，重點是那個事實——臥病在床、油盡燈枯的女人站了起來，而且很幸福。

如果死亡能讓我們從自我的牢籠中解脫出來，哪怕只有一秒鐘，在我們被湮沒之前，那麼，死亡就不僅僅是一種生物現象。死亡未必是通往別處的橋樑，但或許可以成為一種福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