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在同一時間來到柏林的，我從南普法爾茨一個充滿田園風情的葡萄種植小城來，娜斯佳則告別了當時已經瀕臨破產的烏克蘭，離開了位於首都的家。那是在柏林牆被推倒後的第三個夏天，她手握一張旅遊簽證踏上了旅途，而我和當時的許多人一樣，在柏林開始了新的生活。但我很早以前就不堪重負的脊柱對搬家這件事反應十分強烈，所以我不得不考慮僱一個人幫我拆開那一個個打包好的搬家紙箱，然後把公寓打掃乾淨。/sup熨燙過襯衣，這倒可以算作一個加分點。還有一個痛哭著打來電話的，我沒聽明白她到底說了些什麼，只知道她的母親疾病纏身。到了第二天，我實在疲於應付那麼多陌生的聲音和麵孔了，所以我決定，直接僱用下一個按響門鈴的應徵者。/aside然後樓梯上就走來一個身形瘦削、看起來有些拘謹的女人。她的年紀在五十歲左右，卻有一副小姑娘的模樣。下身的牛仔褲，背上的雙肩包，乍一看與普倫茨勞貝格的街頭風光十分相稱，但細細打量之後就會從那洗得發白的老式小襯衣和規規矩矩的髮夾上看出端倪：她來自世界的另一個地方。她告訴我她叫娜斯佳，來自基輔，她說，遇到像我這樣能與她用俄語交談的人是多麼幸運的事情。

一開始我還沒意識到，除了我的母親，她是我在德國遇到的第一個烏克蘭人。我的母親是在1944年作為強制勞工來到德國的。她和數百萬被強徵到第三帝國的蘇聯人一樣，如同奴隸一般被迫為德國的軍事工業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戰爭的最後一年，她生下了我，十一年之後，享受不到任何權利，向前看不到一絲希望的她，溺死在了德國的河水裡，落進了各種野蠻力量的磨床，被它們徹底碾碎。而現在，近四十年過去了，從死去的母親到眼前這個屬於當下的烏克蘭女性，我的思想和情感都需跨越一段過於漫長的路途。何況在我眼裡，娜斯佳的形象本身就缺乏真實感。西方和東方世界之間的界線貫穿了我的整個人生，在我的內心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記，所以它在外部世界的消失反而讓我感到無所適從。一個烏克蘭女人在我柏林的公寓裡撣去傢俱上的灰塵，這在過去是無法想象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唱片機裡放了一張很久以前購於莫斯科的紫膠老唱片，上面灌的是烏克蘭的民間音樂，憂傷的、帶著頭腔共鳴的清唱，來自我母親誕生的那個世界。這樣的烏克蘭，是作為口譯員的我在倉促的差旅中所無法感知的。那個時候娜斯佳來我家已經兩三個月了，我本想用它給她一個小小的驚喜，但一向內斂又看似快活的她卻突然淚流滿面。

我和她的故事就這樣開始了。從她的淚水裡，我一下子又看到了我母親的那份鄉愁，那種無邊無際、無從醫治的情感，它是我童年裡猜不透的謎，是關於我母親的秘密，是一種打我記事起就無時無刻不折磨著她的暗無天日的重病。幾乎每一天我都會看到她在流淚。我一直覺得，面對這種叫作鄉愁的東西，我根本沒有絲毫勝算，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她沉溺其中，越陷越深。她正在逐漸消失，總有一天會徹底離我而去，留下的就只有她的鄉愁。

娜斯佳出生在烏克蘭西部一個猶太人口占很大比重的鄉間小鎮，那時離戰爭結束還有三年。在很久以前，在還沒有革命、還沒有戰爭、烏克蘭還被稱為歐洲糧倉的時候，這個地方被一望無際的麥田包圍，散落其間的小村莊和城鎮彷彿被麥浪淹沒。這片金黃如今還閃耀在烏克蘭的國旗上，上藍下黃的配色便是天空和麥田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