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

今天早上我們把聖誕樹拆了下來。那是一棵很漂亮的小冷杉,一米或一米二左右高,喬氏超市旁邊那家花店的女士說它是一棵桌面樹,我們就是在那裡買的。我們把它放在客廳角窗下的木頭箱上,我堅信聖誕樹要能從窗外看到,也得能看到外面。嚴格來說,我不認為樹能看見,但它或許能意識到光明與黑暗、室內與室外。不管怎麼看,它都與高遠的天空相映成趣,透過樹枝看出去,視野棒極了。在進行裝飾前,它就立在那兒,結實、質樸的深綠色,一個複雜的高等生物,是房間裡非常醒目的存在。之前擁有人造樹時,它的毫無存在感讓我意識到我對活樹的感覺,不僅僅是對壯觀、龐大、高聳的聖誕樹的感覺(我小時候,以及我的孩子們小時候,都有過這樣的聖誕樹),小一點的樹也是一樣——它在房間裡的存在感和人或動物一樣強。一種靜止的存在,一言不發,但就在那裡。或許是個來自挪威的沉默訪客。不會說英語,毫無要求,除了每隔幾天喝點水外什麼也不需要。令人平靜,賞心悅目。它體內貯存著黑暗,屬於森林的黑暗,就在那平靜、篤定、毫不費力向外延伸的綠色手臂之中。

我們的挪威訪客稍微有點向屋裡傾斜,我們沒法用固定在底座上的螺絲釘讓它完全橫平豎直,不過壓根兒沒人能從側面看到它,它立在寫字檯和書架之間,所以我們不太擔心。它特別對稱,沒有被綠籬修剪機剪掉半邊的樹枝尖,很多樹都會被這樣修剪。顯然它是專門用來賣的樹。我在它身上看到的森林,它卻從未身處其中。它很可能是種在離胡德山不遠的某個斜坡上,和其他成百上千棵年輕冷杉一起排成一列,是我們的農田上最為沉悶的景象之一,幾乎和砍伐一空的林區一樣被扼殺了靈魂。這往往是小農戶被農業綜合企業排擠而放棄種植作物,或非農業者為了減免稅收而申請種樹的標誌。我們的樹尚不知曉森林為何物,但它依然是一棵林木。它熟悉雨水、陽光、冰雪、風暴,熟悉所有的天氣、所有的風,毫無疑問,它也見過白晝裡的一些鳥兒,還有深夜裡的星星。

我們把燈掛在樹上,把尾巴像老鼠一樣的老舊金鳥放在樹頂。那些小小的金色玻璃蝸牛殼飾品是1954年時為了那棵半米高的聖誕樹在巴黎買的,整整一打,還有一打金色的玻璃胡桃——一顆放在左邊,然後放九個蝸牛殼,其中一個脆弱如紙的殼上還有個洞——繼續裝飾最上面的樹枝,因為胡桃很小,沒什麼重量,放在那裡可以看到。大一點的玻璃球往下放,有些實在太舊,有了裂紋,磨成了半透明狀。越大的裝飾物就得放得越低,這是生活裡的規則。小野獸們,老虎、獅子、貓咪、大象,用繩圈掛住,垂在樹枝上;小鳥們用不牢固的鋼絲爪子牢牢抓住樹枝,端坐其上。時不時就會有隻鳥松動,被我們看到時倒掛在樹枝下方,那就得重新復位。

樹看起來真不錯,一棵當之無愧的聖誕樹,只是led燈對它而言真的太亮了。燈很小,但很狂暴。老式的磨砂燈對這棵樹來說又太大,但那些燈其實更適合它,光線柔和漫射,可以藏於枝丫間。有些led燈的顏色真的很難看,最糟糕的就是一驚一乍的洋紅色。洋紅色和聖誕節或其他物件有什麼關係呢?如果可以的話,我會把所有洋紅色和機場跑道藍色的燈都拿下來,換成綠色、紅色和金色,但燈串自帶五種顏色,似乎不售賣替換燈,你必須得買一整串新燈帶,而新燈帶當然會有同樣的五種顏色。我用紙巾做了一些小管子,把它們套在瞪大眼的小燈泡上,不過效果不明顯,看起來還有點劣質。但我還是把它們留在了上面。

聖誕節如期而至,每一天、每一晚樹都在發光,直到我睡覺前拔掉插頭。我知道真的沒必要把燈關掉,led燈不怎麼發熱,但安全歸安全,習慣歸習慣,而且無論如何,不讓一棵樹擁有黑暗似乎是錯誤的。有時,拔掉插頭後,我會站在邊上看它,漆黑的房間盈滿沉默與黑暗,唯一的光源就是樹後的電子小蠟燭,照亮窗戶上的「和平」字樣。蠟燭的光線穿透樹枝和針葉,在天花板上投下微弱、盤根錯節的影子。黑暗中,樹散發出可愛的氣味。

聖誕節過去,新年來臨。過了元旦,我說我們得把樹拆掉,於是就拆了。我希望在取下燈串與飾物後能再多留它一天。我實在是太喜歡沒有任何裝飾的樹了。我不想失去房間裡那不言不語的存在,它甚至都還沒開始掉針葉。但阿提克斯不是那種喜歡折中的人。他把樹帶到花園裡,做了必須做的事。

他告訴過我,每當他父親要殺掉親手飼養了一整年的豬時,就會僱別人來動手,自己則離開家,在香腸做好前不會回來。但阿提克斯會親自上陣。

畢竟,這棵樹本就已經切斷了根部,它和我們共度的時光不過是緩慢的死亡。一棵真正的聖誕樹、一棵被砍下的樹,就是一種儀式性的犧牲。最好不要否認這一事實,要接受並思考它。

他為我留下了一些黑色的樹枝,放在前廳的水碗裡。等樹枝幹透以後,就能成為很好的柴火。也許下個聖誕節就能用上了。


作者「厄休拉·勒古恩」的其他小說

我以文字為業》《黑暗的左手》《變化的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