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
我對《紐約時報》「在這一天」專題中的這一歷史片段很感興趣：
1947年10月5日，杜魯門總統在首次電視直播的白宮講話中，要求美國人民在週二禁食肉類，週四禁食家禽，以幫助飢餓的歐洲人民儲備糧食。
第一次通過電視放送的白宮講話——有意思。想想以前總統只能在收音機前對民眾演講，或只能對在場的觀眾演講，就像林肯在葛底斯堡那樣。昔日單純的人們是多麼古樸，多麼原始，與我們多麼不同！
但這則新聞讓我著迷的並不是這一部分。我努力想象或回憶的是，一個國家的總統要求他的人民週二不吃牛肉、週四不吃雞肉，因為歐洲有人餓肚子。第二次世界大戰讓歐洲的經濟和城市一樣廢墟一片，這位總統認為美國人會a.）看出肉類與糧食之間的聯絡，以及b.）願意放棄日常飲食中的奢侈品，從而贈予歐洲大陸上飢腸轆轆的陌生外國人更多必需的食物，而就在兩年前，其中一些人在被我們屠殺，還有一些人在屠殺我們。
當時，這個請求遭到了一些人的嘲笑或諷刺，大部分人則對其視而不見。但是，你能想象現在有哪位總統會要求美國人民每週禁食一兩次肉類嗎？只為了儲備糧食，運送給歐洲大陸上餓肚子的外國人，其中一些人無疑是恐怖分子？
或者，要求我們偶爾不吃肉，從而提供更多糧食給救濟專案與食品銀行，為此刻正活在「極度貧困」（這意味著營養不良和飢餓）中的兩千萬美國人所用嗎？
又或者說，要求我們為任何理由而放棄任何東西？
有些東西已經改變了。
由於我們背棄原則的公立學校無法再教授多少歷史和閱讀，人們可能會發現，大約二十五年前的每個人和每件事都遙遠得難以想象，與自己的差異也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他們通過貶低前人來為自己的費解辯護，說他們單純、死板、天真。我知道六十五年前的美國人絕不是那樣的。然而，哈里·杜魯門的那次講話告訴我，有些東西確實變了。
由於年紀很大，我對大蕭條有一點記憶，對「二戰」及其餘波記憶猶新，對總統林登·約翰遜的「向貧困宣戰」也略有印象，如此種種，不一而足。這種經歷不允許我將共同富裕視為事實，那只是一種理想。但羅斯福新政的成功和1945年後社會經濟網路的落實，讓很多人幾乎不假思索地就認定美國夢已經實現，並將永遠延續下去。眼下，整一代人正在成熟，他們沒有在穩態通貨膨脹的誘人穩定性中長大，但已然看到增長的資本主義迴歸至其源頭，僅對最強大的投機者提供保障。在這方面，我的孫輩們的經驗必將同他們的父母或我的經驗截然不同。真希望我能活著看到他們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但這依然無法讓我釐清，老哈里的那個請求究竟是什麼東西讓我如此著迷，當我苦思冥想時，忽然感到我生活在其中的美國彷彿是別人的國家。
教育讓我感覺到人生和思想的連續性，不會讓我將時間分為現在（我們——最近幾年）和那時（他們——歷史）。一絲人類學的觀點不會讓我相信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對任何人而言，生活曾如此簡單。所有老人都懷念他們所瞭解卻已經煙消雲散的事物，但我很少沉湎過去。那麼，我為何會有放逐之感呢？
我目睹我的國家接受，多半是揚揚自得地接受了越來越多的人生活水平持續降低，道德標準也在同步下降——基於廣告宣傳的道德標準。意志堅定的作家索爾·貝婁寫道，民主就是宣傳。比如說，在一場選舉中，不僅是總統候選人，就連總統本人也會隱藏或歪曲已知事實，故意且反覆撒謊，只有對手會加以反對。這樣的時候就更難否認索爾·貝婁的說法了。
當然，政客們總是撒謊，但阿道夫·希特勒是第一個將撒謊制定為政策的人。過去，美國的政治家並不習慣於這樣撒謊，就好像他們知道沒人在乎他們是否撒謊，儘管尼克松和里根開始對道德冷漠進行試水。如今我們深陷其中。歐巴馬在第一次辯論中的虛假資料和虛假承諾之所以令我駭然，是因為這些全都沒有必要。如果他說了實話，明明能更好地支撐其候選人身份，也能讓羅姆尼的假資料和閃爍其詞難堪。他本可以給我們一種道德選擇，而不是一次互扔軟糖的比賽。
美國能否靠著杜撰與幻覺、空話與胡扯繼續下去，且依然是我的國度？我不知道。
一位總統竟然要求美國人在週四不吃雞肉，上述問題的答案對我而言也變得不太可能了。或許，你可以說它是古樸的。「我的美國同胞們，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沒錯，嗯嗯。哦，天哪！那傢伙也撒了一些花哨的謊。但他對我們講話時，還是把我們當作成年人，當作能夠提出疑難問題並決定如何應對的公民，而不是僅僅當作消費者，只能聽我們想聽的話，毫無判斷力，對真相漠不關心。
如果某位總統要求我們這些吃得起雞的人週四不吃雞，好讓政府能將更多食物分發給那兩千萬忍飢挨餓的社群成員會怎麼樣？別胡說八道了。討好賣乖的貨色。無論如何，沒有一位總統能讓各大公司順利通過這條提案，國會幾乎完全是它們的子公司。
如果某位總統要求我們（曾經有一個人這麼做過）為節省油耗、保護道路和生命而接受每小時八十八千米的限速會怎麼樣？齊刷刷的嘲笑。
是從何時開始，我們的政府就不可能要求公民放棄短期滿足，服務於更大的利益了呢？是在我們初次聽說活力四射、自由熱烈的美國人不應該納稅的時候嗎？
我當然從未像清教徒那樣熱衷過單純的「節儉」概念。但我承認，沒有人能要求我們考慮節儉，好充分給予或將東西留給那些需要或將來需要它們的人（很可能也包括我們自己），想到這些我就很沮喪。那些活力四射、自由熱烈的美國人是如此孩子氣，此刻想要的任何東西都得保證立馬得到嗎？或者，換個不那麼異想天開的說法，如果不能要求公民在週二不吃牛排，那又怎麼能要求各行各業和各大公司放棄因擾亂氣候、破壞環境所獲得的巨大即時利潤呢？
我們似乎已經放棄了長遠視角。我們已經決定不計後果，不考慮因果關係。或許這就是我感到自己背井離鄉的原因。我曾生活在一個有未來的國家。
如果我們繼續破壞環境，直到自己沒有肉吃，也沒有其他奢侈食物可以享用，到了那時，我們就得學會適應沒有這些東西的生活。人們就是這樣。總統甚至無須開口要求。但是，萬一我們耗盡了那些不算奢侈品的東西，比如水，我們能否少用一點，不再用，或定額配給，彼此分享呢？
希望我們能對這類事情有所實踐。希望我們的總統充分尊重我們，至少給我們考慮一下這些事的機會。
希望對我的國家而言，尊重真理和彼此分享的理念並沒有變得太過陌生，以至於我的國家對我來說變得陌生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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