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爾姆·託賓
詹姆斯·鮑德溫在他一九五四年的文章《身份問題》裡寫道：「相傳，在巴黎這座城市，人人喪失理智和道德，經歷至少一段浪漫的愛情，無論去哪裡，基本不再會準時到達，對清教徒嗤之以鼻——簡而言之，在這座城市，無人不因那優雅、古老的自由氣息而變得醉醺醺。」
探索和解構上述傳說，讓不少二十世紀的美國小說家獲益匪淺，甚至包括鮑德溫本人。
例如，在亨利·詹姆斯一九〇三年的小說《使節》的初始部分，浪蕩子查德·紐瑟姆因在巴黎逗留不歸而使他的母親擔心得要死，奉命將他帶回去繼承家業的蘭伯特·斯特瑞塞自己開始品味起巴黎給予人的自由氣息。在他抵達巴黎的第二日，這座城市，「這個巨大而燦爛的奢侈淫逸之都，在這個清晨展現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個巨大的光怪陸離的發光體，一塊璀璨而堅硬的寶石，它的各個部分難以區分，其差異也難以識別。它忽而光輝閃爍，忽而渾然一體，有時好像一切均浮在表面，一會兒之後又變得幽深……一個人喜歡上了巴黎，但又不至於過於喜歡它，這可能嗎？」
斯特瑞塞走進一棟三層樓的公寓，他知道查德住在那兒，他站在街上仰視，看見一個年輕人，不是查德，到外面的陽臺上抽菸。當他們的目光交會時，斯特瑞塞發現這個抽菸的人「挺年輕，的確非常年輕。他顯然太年輕，因此不可能會對正在觀察他的那位中年人感興趣，他也不會去關心這位中年人發覺自己被人瞧時會怎樣想」。在接下來的段落裡，正是這種看與被看的概念，以及一個年輕人與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之間如此這般的交流，為小說提供了可觀的張力。隨著故事的發展，巴黎將逐漸令斯特瑞塞著迷，引誘他，最終發展到讓他上當受騙、希望落空的地步。
歐內斯特·海明威一九二六年的小說《太陽照常升起》的開頭幾章描寫發生在巴黎的事，許多僑民在這座城市的酒吧、餐廳和夜總會里享受輕鬆自由的氣氛。這個圈子很不祥地同《使節》裡的描述如出一轍，正如查德在說「歌劇院一帶的美國酒吧和銀行裡可怕的粗人們」時暗指的情形。海明威在這本書中還數次提到，在巴黎，男同性戀者來去自如，不掩飾自己的身份。在第三章裡，美國人傑克站在一家舞廳門口，看見「一群年輕人，有的穿著運動衫，有的沒有穿外衣」，乘兩輛計程車而來。「門裡射出的燈光下，我看清他們的手和新洗過的鬈髮。站在門邊的警察對我看看，微微一笑。」那個微笑表明，警察被這群年輕人給逗樂了，傑克此時注意到他們在「擠眉弄眼、比比畫畫、七嘴八舌……」對此他感到氣憤：「我知道人們總認為他們是在逗樂，得忍著點，但我想揍倒他們一個，隨便哪一個，來砸掉那種目中無人、傻笑中透著泰然自若的神情。」
詹姆斯·鮑德溫於一九五九年發表的文章《發現身為一個美國人意味著什麼》和《身份問題》一樣，從流亡巴黎的視角講述身為一個美國人的命運。鮑德溫在該文一開始直接引用亨利·詹姆斯的話：「身為一個美國人，命運錯綜複雜，」接著繼續寫道：「美國作家在歐洲的首要發現，正是這種命運的錯綜複雜性。美國的歷史、它的抱負、它特有的成功，甚至它更為獨特的失敗，以及它在全世界的地位……每一條都獨一無二、根深蒂固，而不可更改，以致‘美利堅’一詞始終如新，成為一個幾乎無法完整定義、極具爭議的專有名詞。世上似乎無人確切知曉這個詞的內涵，連數百萬形形色色、自稱美國人的我們也不知曉。」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歲的詹姆斯·鮑德溫移居巴黎，很快他將在那兒遇見並愛上一個年輕的瑞士人呂西安·哈珀斯貝格爾。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的冬天，鮑德溫和哈珀斯貝格爾一起待在瑞士，期間他完成了他的首部長篇小說《向蒼天呼籲》，這本小說於一九五三年初出版問世。此後的兩年中，他主要住在法國，創作他的第二部長篇《喬瓦尼的房間》。
鮑德溫在一九八〇年的一次採訪中明確表示，《喬瓦尼的房間》裡的部分環境和氛圍源自近距離的觀察和體驗。他談到他取材於某些他遇見的人：「我們大家在一家酒吧碰面，有個金髮的法國小夥坐在一張桌旁，他請我們喝酒。兩三天後，我在巴黎一份報紙的頭條新聞裡看到他的面孔。他被抓了起來，後來上了斷頭臺……我看見他出現在頭條新聞裡，由此我想到，我已經不知不覺地在塑造他這個人物。」
在那次採訪中，鮑德溫還坦言，他的這本書「並非圍繞同性戀這個主題，而是關於當你內心的恐懼大到讓你最終無法去愛時會發生什麼」。由於《向蒼天呼籲》是以紐約的哈萊姆區為背景，講述了非裔美國人的經歷，所以這部書稿讓鮑德溫的編輯吃了一驚，他居然寫出一本人物全是白人的小說。「我絕不可能有辦法——在我人生的那個時間點不行——兼顧另一個沉重的話題——‘黑人問題’。性與道德這個切入點不好寫。我做不到在同一本書裡處理兩項議題，容納不下。」他說。
可他的美國出版商克瑙夫出版社希望他再寫一部有關哈萊姆區生活的小說。他們告訴他，他是「黑人作家」，他吸引了特定的讀者群。「於是，他們告訴我：‘你承受不起疏遠那些讀者的後果。這本新書會毀了你的前途，因為你寫的內容和採用的手法與以前不同，為你著想，我們將不予出版這本書。’」一九五六年，該書由美國的日晷出版社和英國的邁克爾·約瑟夫出版社出版。
《喬瓦尼的房間》以一種嚴肅、近乎莊重的口吻開場。頭幾句話的措辭聽起來胸有成竹，給人斬釘截鐵的感覺，不像後來，敘述轉成內疚或懺悔的壓抑調子。那番話不是輕言細語，而彷彿是講給眾多觀眾聽的，那腔調簡直像在演戲，將單個演員在舞臺上富有氣勢的唸白與精確的舞臺指示結合起來。「我站在這棟法國南方莊園大宅的窗前，此刻夜幕低垂，今夜過後，將會是我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個清晨。」讀完第一句話，人們不難想象這位演員準備轉身面向觀眾。下一句：「我手裡握著一杯酒，旁邊還有一整瓶。」讀來猶如一條劇本中的舞臺指示。但接下來的那句話，降了一個調子，指示的物件是演員本人：「我看到自己的身影反射在暗色的窗欞上面。」在這一段的結尾，演員面向觀眾，說明他祖先的來歷，他們「征服了新大陸」，從而觀眾將知道，他是白人，完全掌控著這個文本自身沉重的節奏。
儘管鮑德溫不承認他受益於海明威，但從接下來的敘述中——主人公大衛描述與女友赫拉見面的情景，簡單的用詞和具有催眠效果的重複，喚起一段輕鬆、無拘無束的歡樂時光——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行文裡透出海明威的影子。但還有別的影子，摻雜在一起，敘事口吻從快樂的回憶變成一種惋惜、疲憊、懊悔、覺悟的聲調。大衛做好裁判自己的準備，也準備通過這些敘述，不但解釋或誇大他的罪孽，而且盡其所能地給自己贖罪，盡其所能地表示懺悔。
《向蒼天呼籲》講的是一位少年傳教士的故事；《喬瓦尼的房間》也含有宗教意味，散發出一種道德緊迫感。講話的人既是在演戲給我們看，也是在向自己佈道；他用雄辯的說辭讓自己認清他所做的事。這是一場跟自我內心的對話，可又讓人覺得，大衛對他所發的言論、他隨心所欲的虛誇自白簡直樂在其中。作為演員，他既在低喃，又在對著觀眾表演。
隨著敘事的展開，大衛講到少年時的一次戀情，行文變得艱澀起來，出現更多形容詞和副詞，句子變得更長。自此，更為複雜的回憶曲調取代了簡單的場景設定，這一妙筆，為一切開始浮出水面營造了背景。慢慢地，這支曲調越來越激昂，直至仿效起基督教佈道的語言或《舊約全書》的口吻：「那具身體的力量、暗示的東西和神秘感忽然讓我害怕起來。」或是：「那張甜蜜的凌亂的床，為這一卑劣感做下見證。」
鮑德溫創造了一種告解式的文體，突如其來的華彩辭藻和痛苦的領悟充盈其中，這種做法在別的文本里也能見到，這類文本的敘述者不斷受傷或傷人，乖僻的動機需要精心解釋，並會在一個被認為是風平浪靜的時期裡多次變換情緒。例如，大衛自我鞭撻的口吻近似於《自深深處》裡的奧斯卡·王爾德，身陷囹圄的王爾德試圖重現他和戀人的遭遇，重現是什麼樣的錯覺、自欺欺人和缺乏應變能力導致他們的人生一敗塗地。正如王爾德將自己比作受難的基督一樣，《喬瓦尼的房間》裡的大衛將感慨：「猶大和基督在我體內相會。」
鮑德溫的這本書和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的小說《好兵》也有相似之處，兩者都緩慢迂迴地追溯往事，旨在對自己在性取向上的變節達成理解。這樣比較不是為了暗示鮑德溫受別的這些文本的影響，或者他恰好讀過這些作品，而是想說明，告解這種形式本身，在一個對性和性動機多半保密隱瞞的時代裡，能夠具有獨特而熾烈的藝術激情。它特別容易在語氣上增強感情色彩，那種奮力表現出的自覺、自我認識的口吻，宛如經過一番掙扎後，真正第一次將事情說出口。
鮑德溫用這部小說讓讀者清楚地看到，他可以出神入化地刻畫親密關係的陰陽兩面，他可以遊刃有餘地將行文轉成喃喃細語，描寫大衛在惶恐中變得敏銳、徹悟，然後，以同等嫻熟的筆法，生動地再現在一家擁擠的酒吧裡，人人懷著對性的期望而形成的亢奮場面。他可以在他的字裡行間演繹從無邪到危險的轉變，把平凡無奇的事變成某些不祥之兆。例如，在大衛與喬瓦尼相遇的酒吧：「那些有著啤酒肚、戴眼鏡、眼神熱切而有時絕望的男人都在，還有那些瘦得像刀子、穿著緊身褲的男孩們也在。你永遠也不能確定後者要的到底是金錢、血液還是愛。」這最後一句話聽來有幾分布魯斯歌曲婉轉、慵懶的味道，或像是爵士樂里的一個情感鬱積、細膩而舒緩的連復段。話裡同時飽含了諷刺與悲傷，並暗示出，正是這兩者疊加在一起，將逐漸成為摧毀小說中至少兩個人物的主導因素。
作者「詹姆斯·鮑德溫」的其他小說
《去見那個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