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斑駁錯落的碎片中漸漸浮現出一幅幅拼圖。巴尼最初的記憶是一隻倒扣的黃油盒，尤其是它上大下小的形狀。花園角落裡的草很茂盛，花床邊緣的石縫間長出罌粟花和粉紅石竹。一條狗喘著氣，在草坪上舒展腳爪，舌頭伸得老長。巴尼摘下幾朵石竹，插在狗的花斑毛皮上。「哈，你的膽子還挺大！」藍色的裙襬，黑色的皮鞋。巴尼扔掉的帽子又被扣回了他的頭上。他有一根手指形狀的棍子，中間像指節一樣彎曲。棍子又硬又亮，這讓他很滿意。炙熱的陽光落在他的身上，稚嫩的皮膚上沁出大滴的汗珠。
巴尼的母親在他三歲那年就去世了，但他的童年並非不幸福。在里斯科里亞的花園裡，查理·雷蒙德會和他說話，還有廚娘努拉。門廳牆上掛著一塊黃銅名牌，上面寫著「普倫德維爾醫生」。巴尼的父親為人耐心謙和，深受鄰里尊敬。他塊頭很大，常穿粗花呢西裝，花白頭髮往後梳得一絲不苟，他的前額曬得黝黑，懷錶的鏈子斜挎過馬甲。查理·雷蒙德愛寫打油詩，他每天去廚房喝兩次茶，順便留下一籃豌豆、甜菜，或是別的應季蔬菜。他的詩裡髒字連篇，努拉在背地裡說他是個討厭鬼。
里斯科里亞別墅坐落在公路旁，外牆上覆滿了弗吉尼亞爬山虎。別墅的一側是田野，另一側是特姆帕裡克家的平房。特姆帕裡克家隔壁是艾迪家，與艾迪家隔著一道鐵門的是沃爾什酒吧。酒吧也是平房，與民居相仿，牆壁同樣粉刷成白色。公路對面矗立著一座方形塔樓遺蹟，斷壁殘垣間長滿了黑莓灌木。往西一英里是天主教堂，外面圍著白色欄杆，門內供奉著一座聖母馬利亞的神龕。里斯科里亞別墅的房間全都又長又窄，每間房裡貼著不同紋樣的花卉桌布。大門與客廳的樓梯之間置了一排長椅，病人們安靜地坐在長椅上等候普倫德維爾醫生。有時會有人趕著馬車或騎腳踏車來，焦急地按響門鈴。「一定要仔細聽他們說的每一句話，」普倫德維爾醫生叮囑努拉，「如果我不在家，就拿張便條寫下來。」
巴尼七歲開始去巴利納德拉上小學。每天早晨他搭基羅伊的送奶車去巴利納德拉乳製品廠，下午再搭送麵包的車回來。日復一日，直到他可以騎著父親那輛舊b牌腳踏車上學——父親專門把車座和把手都降了下來。「在雲霧繚繞的高山上。」博恩小姐清脆的聲音飄蕩在教室裡。她面色蒼白，五官嬌小，手指上總沾著紅色墨水印漬。博恩小姐來了，查理·雷蒙德在打油詩裡寫道，她總是形單影隻。博恩小姐是個心地善良的人，據說她愛上了已婚的校長加爾岡先生。加爾岡先生習慣用低沉沙啞的聲音說：「證明完畢。」
在巴尼第一次騎車上學前的那個星期天，他發現父親在起居室裡聽收音機。父親從不在星期天早上聽收音機。努拉聞聲也走到門口，手裡還拿著一塊抹布。要多買些茶葉，她說，聽說物資會短缺。父親說晚上要拉好窗簾，以免房子成為轟炸目標。幾天前查理·雷蒙德告訴巴尼，德國人很難對付。德國人和義大利人是一夥兒的，後者喜歡吃絲帶一樣的東西。查理還說，德·瓦萊拉會確保愛爾蘭的安全。
戰爭打響了，一直持續到巴尼畢業。如努拉所料，里斯科里亞飽受物資短缺的困擾，而德·瓦萊拉也始終在捍衛愛爾蘭的和平。在這些年裡，巴尼決定繼承祖父和父親的衣缽，成為里斯科里亞的下一位醫生。
「住的地方怎麼樣？」「紅毛」梅德利克特問。波蘭人斯洛文斯基又向女侍者揚了揚眉毛——他並非想點咖啡，只是因為她長得漂亮。
「糟透了，」巴尼說，「我準備搬出來。」
開學時他來到都柏林，發現學校沒給自己分配宿舍，只得暫住在郊區的鄧萊裡鎮。那棟房子的臺階上擠滿了獵犬，常常神經質地一通亂吠。其中兩條狗盤踞在餐桌下面，冷冰冰的鼻子總在巴尼裸露的腳踝上嗅個不停。「紅毛」梅德利克特和斯洛文斯基是大學宿舍室友，天黑以後他們常去奧康納大街尋找豔遇，尤其是在電影院或冰激凌店門口落單的女孩。
「她怎麼不理我？」斯洛文斯基又向女侍者揮了揮手，惱火地問。
「因為你太他媽醜了。」梅德利克特回答。
咖啡館裡漸漸擠滿了學生。他們隔著盛有糖霜麵包的盤子打招呼，教科書就放在椅子旁邊的地板上，大衣更是隨手亂扔。戴黑白相間長圍巾的是熱衷交際的遊船俱樂部會員。書呆子的特徵是專注到近乎木訥的眼神。公費生的標誌是癟癟的錢包。奈及利亞人不愛和外人說話。咖啡桌邊坐滿了未來的工程師、醫生，還有植物學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地質學家，以及熱情洋溢的神學家。「紅毛」梅德利克特和斯洛文斯基是退伍軍人，比普通學生大幾歲。退伍軍人中還有美國大兵、加拿大人、捷克人、幾個蘇格蘭人、一個埃及人，以及喜歡談論塞西爾·夏普、愛打橋牌的禿頂英國人。
在斯洛文斯基持續不斷的揮手之後，女侍者終於走過來。「咱倆今晚見面吧，」他用不容拒絕的語氣說，「今晚怎麼樣？」
「今晚，先生？」
「我們去弗林酒吧吃生蠔。」
「上帝啊，先生，您開什麼玩笑！」女侍者怒斥道，隨即轉身離開。
巴尼是在生物課上認識斯洛文斯基和「紅毛」梅德利克特的。他並不真把他倆當作朋友，但結伴外出還是不錯的。
梅德利克特的綽號來源於他的紅色頭髮，他的前額上也懶懶地耷拉著一縷紅髮。他喜歡鮮豔的衣著，常穿綠色絲絨西裝馬甲，搭配綠襯衫和寬大的綠領帶。他腳下蹬一雙淺色的軟質小羊皮鞋。他是英國人，相貌英俊出眾。斯洛文斯基矮小、禿頂，穿一身褪色的藍軍裝——據梅德利克特說，那是在失物招領處買的。斯洛文斯基的絕活兒是用大拇指的指甲在牙齒上彈奏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
「我聽說，」梅德利克特說，「動物園旁邊有一間房出租。本來有個荷蘭人想租，但他決定回國了。」
巴尼就這樣在不經意間聽說了戈加蒂街。當天傍晚他去看了那處住所。開門的是一個臉上塗著粉、留著波浪黑髮的女人。她的嘴唇上胡亂塗了一層口紅，眼睛大概由於近視眯縫著，眼皮上依稀有眼影的痕跡。她身披一件花卉圖案的外衣，一進門廳就脫了下來。外衣下面是米色襯衣和海軍藍裙子，襯衣上彆著一隻獵狐犬胸針。她把外衣疊好放在門廳的衣帽架上。她與母親、女兒住在這裡，她解釋道，一般情況下她不接納寄宿生，但這棟房子對她們來說太大了，房間白白空著太可惜。另一方面，在她中意的街區裡又找不到小一點的房子。她帶他順樓梯而上，一邊介紹房子的情況。「勒內漢家族在這裡已經住了三代，」她說，「這是我無法離開的另一個原因。」
二樓有個房間開著門。「有點兒潮氣。」勒內漢太太走進屋，徑直開啟窗戶。床很窄，配了鐵質雕花床架。床邊立著一隻帶瓷盆的盥洗架，上方的牆上掛著剃鬚鏡。屋裡還有衣櫃、抽屜櫃、兩幅聖像和一把椅子。地板中央是帶花紋的油地氈，已有幾分磨損，周圍是一圈漆成深色的地板。窗前掛著紗簾和百葉窗。
「浴室和廁所在兩層樓之間。」勒內漢太太說。在她的孩提時代，房子裡曾有兩個女傭和一個廚子；到她成年之後，至少還僱著一個女傭，以及每兩週上門擦洗一次的婦人。現在別說忠僕了，就算花錢也請不到用人。她注意到巴尼的目光落在用紅紙裝飾的壁爐上。她說過去每天早晨爐膛裡就會生火，到了晚上紅通通的炭火還燒著。如今這種事自然是不必想了。「每星期三十先令怎麼樣？含早餐和六點的下午茶，星期天還有一頓正餐。」
巴尼說三十先令很合理。
「每星期五晚付房租，普倫德維爾先生。最好是預付。」
「沒問題。」
「我喜歡把醜話說在前面，免得今後產生誤會。」
兩天後巴尼搬了進來。放好行李後，他在房間裡等待勒內漢太太之前告訴他六點會聽到的開飯鈴聲。這時響起了敲門聲。「我叫阿里亞德涅。」勒內漢太太的女兒說。她站在門外，手裡拿著一條黃色肥皂。「媽媽讓我給你。」她一頭黑髮，歲數與巴尼相仿。她身穿鑲黑邊的淡紫色長裙，脖子上掛著幾圈雪白的珠鏈。她的唇上塗了口紅，一雙手纖纖如玉。她那褐色的大眼睛好奇地望著巴尼。
「非常感謝。」他從她的手裡接過肥皂。
她若有若無地點點頭，似乎對他不再感興趣，緩緩合上門。他聽見她的腳步落在樓梯上。輕得像柳絮，他對自己說。他感到莫名的歡喜，頭皮一陣酥麻。女孩為房間帶來一絲淡淡的香水味，離開後香味依然流連不去。巴尼想關上窗戶將它留住，但他又想佇立在原地。
一陣鈴聲把他從幻想中驚醒。他從未在意過女孩或是女人的容貌，尤其是梅德利克特和斯洛文斯基在咖啡館裡或街上品頭論足的女人。阿里亞德涅與她們不一樣。她的身上散發著難得一見的古典美人氣息。巴尼覺得她異常動人。
「我姓芬內蒂。」在餐廳裡，一個精神矍鑠的矮小老婦說。她的頭頂很平，長著粗硬整齊的白髮，圓溜溜的小眼睛盯著巴尼。「我姓芬內蒂，」她重複道，「我是勒內漢太太的母親。」
巴尼也介紹了自己。他那間房的上一個租客在克萊裡百貨的床上用品部上班，她說，一個來自卡洛郡的年輕人，名叫康·馬洛。現在巴尼來了，房子又住滿了。以前康·馬洛交房租總是拖拖拉拉。「勒內漢太太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拖欠房租。」老婦人警告道。
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走進餐廳。他穿一件繫腰帶的海軍藍長大衣，戴著棕色手套。「你還好嗎，希伊先生？」芬內蒂太太問。
那人把大衣和手套脫下來放在門邊的椅子上，回答說自己不太好。他的下巴很短，像被削掉了一塊，五官也給人同樣的印象。他的頭髮剃得很短，看不出顏色。他穿著棕色細條紋西裝，胸前口袋裡探出一角手帕。左側衣領上別了一枚不起眼的徽章，表明了禁酒主義者的身份，那也是「聖心先鋒禁酒協會」的標誌。
「我有一筆壞賬。」希伊先生在餐桌前坐下。芬內蒂太太從壁爐旁一張塌陷的扶手椅上站起身，來到桌前自己的座位。阿里亞德涅端著滿滿的托盤走進來，在三人面前擺好油炸食品。芬內蒂太太說約克郡濃醬前一天晚上就沒了。當阿里亞德涅再次回到餐廳時，托盤裡除了金屬茶壺，還有一瓶約克郡濃醬。她和母親都不在餐廳用餐。
「你認識馬蒂·希金斯嗎？」希伊先生問芬內蒂太太。他開口說話時總是刻意用嘴唇包住牙齒，似乎羞於露齒。「我賣給他一部收音機。三英鎊十五先令。我們已經談好價了，可是我送貨上門的時候，他手裡只有一張五英鎊的整鈔。‘我今晚就去把它破開，’他說，‘你明早再來吧。’誰知那天晚上他就死在床上了。」
老婦人飛快地在胸前畫了個十字。「你太不走運了。」她說。
「我早晨八點到他家，發現那地方已經被他的五個大塊頭女兒接管了。我一提收音機的事，她們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剝了。一臺上好的派伊牌收音機就這麼打了水漂。」
芬內蒂太太一邊咀嚼，一邊朝牆角架子上的收音機望了一眼。「勒內漢太太的收音機也是派伊牌的吧？」
「是的。」
「我聽說派伊是最好的牌子。」
「我也是這麼跟那幾個女人說的。我賣給他的那臺只有幾處輕微的焦痕。她們五個居然笑話我。」
「我見過那種女人。」
「五隻肥禿鷲。想想，她們的老爹還屍骨未寒呢。」
「幾個婊子。」
大家陷入了沉默，直到阿里亞德涅進來收拾餐桌。「我忘了告訴你，」她對巴尼說，「你房間的上半扇窗戶打不開。」
他說沒關係，他注意到她的母親只推開了下半扇窗。不礙事的，他說。
「被漆皮卡住了。」阿里亞德涅說。
芬內蒂太太回到壁爐旁的扶手椅上。希伊先生重新披上海軍藍大衣，戴上手套，坐在門邊的椅子上。芬內蒂太太在爐旁拿起一瓶烘暖了的黑啤酒，斜著酒杯熟練地倒滿。她邀請巴尼也喝上一杯，說黑啤有助消化。巴尼不知如何拒絕，便在壁爐前的另一張扶手椅上坐下。芬內蒂太太點了一支菸。她和希伊先生一樣，也是租客，她說。雖然她是勒內漢太太的母親，也得每星期付房租。所以她才會和另外兩個租客一同進餐。
「你在道丁大學唸書？」她說的是一所開授會計與記賬課程的商科大學，專收想去銀行或啤酒廠上班的學生。
「不是。我不在道丁。」他解釋說自己是個醫學生。
「醫生會埋葬自己的錯誤。你聽過這句話嗎？」芬內蒂太太尖聲笑道。巴尼禮貌地笑笑。希伊先生依然坐在門邊，對壁爐旁的對話無動於衷。巴尼不明白他為何要穿著大衣坐在那裡。
「在地下六英尺，沒人會問你問題。」芬內蒂太太說著又大笑起來。
勒內漢太太穿著外出的衣服走進餐廳，巴尼這才明白希伊先生古怪舉動的原因。希伊先生與勒內漢太太結伴出門後，芬內蒂太太說：
「他們兩個在約會。每晚他們都會散步到麥基兵營。希伊花的每一分錢都要有回報。他們走到麥基兵營，然後從警衛崗哨繞回來。之後他會和她一起去廚房。這才是內德·希伊的真面目。」
巴尼點點頭，其實他對希伊先生與勒內漢太太的緋聞並沒有興趣。然而這個話題還在繼續。「內德·希伊在希伯尼安保險公司上班。他趁工作之便把收音機賣給顧客。他經常上門拜訪顧客。」
「原來如此。」
「他熱衷於房產買賣。他真正感興趣的是我們這棟房子，而不是勒內漢太太。」
「哦，我想——」
「如果你在都柏林能找出一個比內德·希伊更懂房子的人，就算我看走了眼。」
巴尼說自己想不出這麼一個人，她說那是當然。內德·希伊其實是個精明人，她說，雖然看起來呆頭呆腦的。
「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個錯誤，她會一錯再錯。她太容易上當了，就像房頂上的鐵公雞，被風吹得溜溜轉。」
阿里亞德涅走進來，把《先驅晚報》遞給外祖母。巴尼朝她微笑，但她沒有察覺。芬內蒂太太專心讀起報紙。巴尼上了樓。
沒多久樓上傳來腳步聲，他知道那是阿里亞德涅。腳步聲穿過房間，停在窗前。百葉窗被放下。隨後腳步聲又起，在地板上徘徊。他知道她何時脫了鞋。
門衛室外的綠色告示板上貼著琳琅滿目的手寫字條：情書、簡短的回絕、分手宣告、出軌控訴、陌生人的傾慕。有個信封已經在固定的位置待了幾個月，收信人是「r.r.伍德利」，但這位伍德利先生要麼根本不存在，要麼早已畢業了。我深陷孤獨，終日憂愁，卻無人傾訴：一顆心就這樣赤裸裸地裝在落灰的信封裡，其痛苦袒露在眾多獵奇的目光之下。其他字條多是從練習本上撕下的半頁紙，它們來去匆匆，只在綠色告示板上停留數小時便不知去向。
門衛們住在生火的小屋裡，他們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在其權利範圍內擁有絕對的權威。他們頭戴黑絲絨騎師帽，節慶日子裡其中一人還會手握權杖。他們守在高聳的拱門邊，監督學生們推著腳踏車經過。女生只能在規定時間裡出入，必要時還要在訪客本上簽字。門衛在拱門內側貼上舞會與戲劇的宣傳單。知名學者的到訪通知以及社團賬目也張貼於此，甚至還有在非洲傳教的報道。
拱門內是鋪著卵石的廣場，四周環繞著陰鬱的學院外牆。幾片修剪整齊的草坪用鐵鏈圍了起來。教堂漠然注視著考試大廳的廊柱。餐廳掛鐘的金色數字映襯著藍色鐘面。一座鐘樓煞有介事地矗立在廣場一側。
巴尼選了博瑞·麥格斯提、麥斯平-格林教授和年邁的波塞博士的課。波塞博士早在巴尼父親上學的時候就在醫學院了。博瑞·麥格斯提是個講話囉嗦的青年講師，麥斯平-格林教授則以嚴厲和暴躁著稱，尤其對斯洛文斯基上課時看《每日小品》感到憤怒。巴尼的同齡人會認真地聽課做筆記，但逐年增多的退役軍人把學習氣氛拖得渙散下來。「聽。」斯洛文斯基在麥格斯提講解膽管功能時對身邊的人說，一面用手指在牙齒上彈起貝多芬來。
醫學生們偏愛某幾間酒吧：國際酒吧、杜克街的瑞恩酒吧，還有麥克法登酒吧。每晚喝過酒，他們會去「水晶」舞廳跳舞，或是去格林電影院外的咖啡館喝一壺茶，議論一下導師的私生活——當然以諷刺為主。這種時候，斯洛文斯基會聊起戰時的若干情人，梅德利克特會詳細描述克勞迪婭·裡格太太的驚人胃口——她是伯恩茅斯一位麵包師的寡婦。多年以後，巴尼生命中的這段時光也將以碎片的形式存留在記憶裡，一如在里斯科里亞的孩提時代。這段記憶的中心，永遠是戈加蒂街的勒內漢家。
「你或許從沒見過阿里亞德涅這個名字。」一天早晨勒內漢太太在門廳裡說。她是在《模範主婦》雜誌裡看到這個名字的。假如生的是男孩，她會給他取名保羅，那也是她的孃家姓。當她第一眼看見「阿里亞德涅」的時候，她就認定了這個名字。
巴尼也喜歡這個名字，覺得它很適合勒內漢太太的女兒。他發覺自己越來越常想她，尤其在麥格斯提和麥斯平-格林教授的課上。沒多久他就發現，除了家務以外，阿里亞德涅並沒有一份真正的工作，每當他想起她，背景總是戈加蒂街的那棟房子。她打掃房間，準備餐食，洗碗收拾。她常常拿著掃帚和簸箕出現在樓梯上，或是在前門擦拭黃銅把手。每天清晨她去餐廳生火，傍晚時分再次把火點燃。每隔一段時間，她會和母親一起擦拭窗戶。
勒內漢太太乾家務活的時候偶爾會唱歌，阿里亞德涅卻從不作聲。她的表情裡沒有一絲不樂意，唯有一種淡然。那是聖徒的表情——有一天巴尼忽然意識到，之後那個念頭再也揮之不去。他總是最後一個吃完早餐，還會在餐桌前流連片刻。阿里亞德涅端著托盤進來，如果他還沒走，她會不緊不慢地用溼煤渣把火撲滅，然後一一擦拭壁爐上的飾物。她優雅的雙手和手中的瓷器一樣精美，她的衣著卻始終如一：同樣色調的淡紫色搭配肅穆的黑色。「晚上好，普倫德維爾先生。」有時她會在暮色籠罩的門廳裡低聲說。說話時她剛從一扇門裡走出，話音未落已消失在另一扇門後。
搬來一個月後，巴尼已經對樓上房間裡的各種聲響了然於胸。如果阿里亞德涅走出房間幾分鐘不回來，他告訴自己她去洗頭了。他想象她的頭上裹著一條毛巾，就像努拉當年那樣。然後她會垂下溼潤的長髮，電爐絲的紅光映在髮絲上。他的目光穿透灰暗的天花板，侵入她的世界，每一次聲響都會引發無限遐思。她會像努拉那樣在晚上縫補、刺繡嗎？在里斯科里亞，努拉讓查理·雷蒙德從花圃帶來三色堇和報春花，她會把花朵夾在餐廳的醫學百科全書裡。巴尼不知道阿里亞德涅是否也有類似的愛好。他揣測她上床的時間，自己也同時間躺下，在黑暗中伴著她入眠。
他從未向「紅毛」梅德利克特、斯洛文斯基或是其他人說起阿里亞德涅。在給父親的信裡，他提到了勒內漢太太、芬內蒂太太以及希伊先生，但阿里亞德涅從未出現。在喧鬧的咖啡館和課堂上，他的眼前總是不自覺地浮現出她的身影。他希望每一刻都在她的身邊。每天早晨他戀戀不捨地走出戈加蒂街的房子，傍晚又迫不及待地趕回去。
「阿里亞德涅。」
那是一個星期天的午後，他站在一樓的樓梯口低聲喚道。兩人彷彿昏暗的光線裡的一對剪影。「阿里亞德涅。」他再次呼喚她的名字，心中充滿了喜悅。
「是的，普倫德維爾先生？」
每個星期天下午，勒內漢太太和希伊先生會陪著芬內蒂太太在餐廳裡收聽廣播裡的愛爾蘭曲棍球或是蓋爾球賽直播。收音機只在這種時候開啟。球賽結束後，希伊先生和勒內漢太太會一同走進廚房。
「想去散散步嗎，阿里亞德涅？」
她沒有立刻回答。他望向她，期待捕捉到微光中的一絲笑容。餐廳裡隱約傳來播音員充滿激情的解說。阿里亞德涅的臉上沒有笑容。她說：
「現在嗎，普倫德維爾先生？」
「如果你有空的話。」
「等我去穿上大衣。」
等待的時間裡他想到了她的母親和希伊先生。他不清楚麥基兵營和警衛崗哨的方向，但他絕不想撞見他們，哪怕只是遠遠地看見。「我好了。」阿里亞德涅不到一分鐘就回來了。巴尼輕輕推開前門，然後在兩人身後輕輕地關上門。秋日潮溼的落葉鋪滿了人行道，又被風吹成了堆。一陣風拂過，更多的秋葉從樹枝上滑落，在空中翩翩起舞。阿里亞德涅的外套也是淺紫色調，與圍巾的顏色融為一體。其實他們不必悄悄離開房子，但兩人默契地沒有發出一點響動。他們甚至沒有看對方的眼睛。
「我喜歡星期天。」阿里亞德涅說。
他說自己也喜歡星期天。他給她講在里斯科里亞的那些星期天，因為他不知道還有什麼事會讓她感興趣。冬日的午後，他和父親坐在客廳裡讀書；夏天他們會換到花園裡。努拉為他們端來下午茶，還有前一天做好的蛋糕。父親通過郵寄從都柏林的一間圖書館借書——梅森、e.菲利普斯·奧本海默以及桑普爾的小說。有一天當他讀完一本小說，準備放回郵寄箱的時候，他改變了主意。他把書遞給巴尼。「讀讀這本書。」他說。從此以後，兩人共同閱讀圖書館寄來的書。那時巴尼大概十四五歲。
「您的母親不在，普倫德維爾先生？」
「她去世了。」
他向她描述里斯科里亞：長而窄的房間，花園裡查理·雷蒙德的身影——自從巴尼記事起他就在那兒勞作，還有大廳裡的病人。他講起里斯科里亞毗鄰的民宅、沃爾什酒吧，以及臥室窗戶正對著的塔樓遺蹟。他背誦了一首查理·雷蒙德的打油詩，說起他那張與真實年齡不相稱的佈滿皺紋的臉，以及努拉的農婦打扮。他講到巴利納德拉的學校，小時候自己搭送奶車上學，搭送麵包車回家，長大後改成騎父親的舊b腳踏車。她從沒聽說過巴利納德拉那樣的小鎮，阿里亞德涅說，她從小到大隻知道都柏林。
「其實不值一提。」他說，但她依然想聽他講。於是他努力為她描繪小鎮的景象：唯一的街道和廣場，奧凱文五金店，兼營酒吧的雜貨鋪，馬修神父雕像。
「聽起來是個很安靜的地方。」阿里亞德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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