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傑克·倫敦的一個老故事，主人公靠在一棵樹的樹幹上，準備有尊嚴地結束自己的生命。
——埃爾內斯托·切·格瓦拉
《山嶺與平原》，哈瓦那，1961年。
情況糟得不能再糟，不過我們至少不用再坐那該死的破船，忍受嘔吐、風吹浪打、潮溼的餅乾渣，忍受機槍和唾沫這些噁心事，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還剩下一點兒乾燥的菸葉，這全靠路易斯（他不叫路易斯，但我們都發誓忘掉自己的名字直到那一天到來）的好主意。我們小心翼翼地開啟裝茶葉的鐵皮盒子，彷彿那裡面裝滿了蠍子似的。在那倒霉的船上可沒法抽菸，更別提來口朗姆酒，船像只喝醉的海龜似的搖擺了五天，在北風無情的折磨下奮力抗爭。海水一浪接一浪，我們不停地向外舀水，手磨破了，我那見鬼的哮喘也犯了，一半的人都生了病，彎著腰吐個沒完，像是就要從中間折斷。到第二天夜裡，在吐出綠色的膽汁後，連路易斯也笑不出來了，再加上向北看不見克魯斯岬的燈塔，我們陷入了一場超出所有人預計的災難。如果這也能稱為一次登陸遠征，真能讓人難過得繼續嘔吐下去。總之，只要能擺脫那艘船就好，無論在陸地上等待我們的是什麼。但我們早知道是什麼，所以無所謂，哪怕是挑選了最糟的時刻，哪怕是偵察機嗖嗖地飛過卻拿它毫無辦法，甚至跋涉在沼澤裡（或者是別的什麼鬼地方，反正水直沒到肋骨），尋找著紅樹林間泥濘的草木叢作掩護，而我像一個傻瓜似的靠著腎上腺素噴霧器才能前進，羅伯特幫忙扛著斯普林菲爾德步槍，減輕我在沼澤跋涉的負擔（假如這真是沼澤的話，因為我們很多人都覺得或許我們已經搞錯了方向，登上的不是陸地而是距島嶼二十海里海中的一個爛泥礁……）；就這樣，心裡疑惑，嘴上更悲觀，從思維到行動一直亂作一團，無法解釋的愉悅和怒氣混在一起，憤怒是衝著那些飛機強加給我們的苦日子，在公路的另一邊等待我們的埋伏——如果我們真能到達的話，如果我們真是在海岸的沼澤裡，而不是像傻子一樣在泥巴的馬戲場裡轉圈，一敗塗地，成為那隻狒狒在他王宮裡的笑料。
沒有人知道過了多久，我們靠叢林間的空地計算時間，從那裡經過的時候隨時會被打成篩子。我聽見左面傳來一聲慘叫，很遠，我猜是羅格（現在我可以說出他的名字，對著他長眠在藤本植物和蟾蜍之間的可憐的骨骸）。如今預定的計劃裡只剩下最後的目的地，到達山區和路易斯會合，如果他也能趕到的話；其餘部分都隨著北風、匆忙登陸以及沼澤一道灰飛煙滅了；不過我們應該公正地評判，有些事情正在同步完成：敵機的追殺。這在計劃之中，甚至有意促成，果然如願以償。因此，雖然羅格的哀號還衝擊著耳畔，憑著自己惡意地理解世界的方式，我還能笑了笑（這下愈發喘不過氣來，羅伯特接過斯普林菲爾德步槍，讓我能騰出手來嗅吸腎上腺素，由於幾乎是擦著水面，吸進去的更多的是泥漿），因為如果敵機在這裡就說明我們沒有搞錯海灘，頂多是偏差了幾海里，但公路一定就在叢林後面，再往後是一馬平川，北面便是最近的山丘。很可笑，是敵人在空中為我們確認了登陸的方位。
天知道過了多久，入夜的時候我們六個人來到幾棵瘦削的樹下，第一次踏上近乎乾燥的地面，嚼著潮溼的菸葉和幾片糟糕的餅乾。路易斯、保羅、盧卡斯都沒有訊息；失散了，也許死了，起碼是和我們一樣迷了路，渾身溼透。但我高興的是，在這場海陸兼程的旅途終點，自己的一些想法漸漸清晰起來；而死亡，從未如此真實，不再是密林深沼中一顆偶然的子彈，而是一種突如其來的精確操作，出於天衣無縫的精心策劃。軍隊應該已經控制了公路，將沼澤重重包圍，等待目標三三兩兩地出現，而我們已經被汙泥、害蟲和飢餓折磨得精疲力竭。現在一切都再明白不過，各方位瞭如指掌，我覺得很可笑，在臨近尾聲的時候自己竟然這麼活躍，這麼清醒。對我來說最好玩的是在羅伯特耳邊念幾句「老班丘」的詩，來逗他發火，他最煩這個。「希望至少能從泥巴里鑽出來。」「中尉」抱怨著。「或者能抽上真正的煙。」（某人說道，還在更左邊，我不知道是誰，他在天亮的時候不見了。）垂死前的佈置：安排哨兵，輪流睡覺，嚼菸葉，吮吸著像海綿般膨脹的餅乾。沒人提到路易斯，害怕他被殺的恐懼是我們唯一真正的敵人。比起圍追堵截、武器的匱乏或腳上的潰爛，他的死訊一旦證實那才是致命的打擊。我知道自己在羅伯特守夜的時候睡了一會兒，但那之前我在想，猝然間接受路易斯被殺的可能性將使這些天裡我們所做的一切變得無比荒唐。這種荒唐還要以某種形式進行到底，或許會迎來最終的勝利，這場荒唐的遊戲甚至離譜到事先向敵人預告我們的登陸，但卻從未考慮過失去路易斯的可能。我記得自己還想到如果我們勝利了，我們成功地又一次與路易斯會合，到了那時候遊戲才真正開始，這場必需的、放縱而危險的浪漫主義行動才得以救贖。入睡之前我眼前彷彿有異象浮現：路易斯倚在一棵樹旁，被我們所有人圍著，雙手緩緩地伸向自己的臉，像揭下一張面具似的撕了下來。他用手捧著臉，走近他的弟弟保羅、我、「中尉」、羅格，表情像是要我們收下，要我們戴上。然而所有的人一個接一個地拒絕，我也拒絕了，微笑著直到流出眼淚，於是路易斯又把臉戴了回去，他聳聳肩，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根菸，這時我在他身上看見無盡的疲倦。按專業術語來說，這屬於淺睡眠和發燒造成的幻覺，很容易解釋。但如果路易斯真的在登陸中被殺了，現在該由誰來戴著他的臉上山呢？我們所有人都會努力上山，但沒有人戴他的臉，沒有人能夠或願意接手路易斯的臉。「王儲，」我半睡半醒中想著，「但是早就沒有什麼王儲了，這誰都知道。」
儘管我講的這些發生在過去，但那些片斷和時刻在記憶裡如此活靈活現，以至於只能用現在時態來講述，就像再一次仰面躺在叢林中，緊挨著蔭庇我們的樹木，免得暴露在天空下。那是第三夜，那一天的黎明時分我們冒著吉普車加霰彈的攻擊越過了公路。現在我們要等到另一個黎明，因為我們的嚮導被殺，我們仍然迷路，需要找一位老鄉帶我們買些食物。說到買我忍不住要笑，一笑又喘不過氣來，不過在這件事上跟別的事一樣，誰也不會違背路易斯的命令，食物要付錢，還要解釋我們是什麼人來幹什麼的。羅伯特苦著臉，在山岡廢棄的茅屋裡，在盤子下面留下五比索，換來我們找到的一點點食物，味道好極了，好像利茲飯店的佳餚——如果在那種地方真能吃得好的話。我燒得很厲害，倒是不喘了，正所謂禍兮福所倚，但我一想起羅伯特在空屋裡留下五比索時的臉色就笑得喘不過氣來，心裡一個勁兒罵自己。該睡上一會兒，廷蒂站崗，小夥子們互相靠著休息，我離得遠些，因為我察覺到自己的咳嗽和胸膛的呼嘯讓他們厭煩，另外我做了件不該做的事，在夜裡有兩三次，我拿葉子編成屏障，臉伏在下面，慢慢點著菸葉，找回一點兒活著的感覺。
其實那天唯一的好事就是沒有路易斯的訊息，其餘一團糟，我們八十個人裡損失了至少五六十；哈維爾在第一批裡倒下了，「秘魯佬」被打瞎了一隻眼，掙扎了三個小時，而我什麼也做不了，甚至當別人視線移開的時候也沒能給他補上一槍。一整天我們都在害怕某個交通員（共有三個，冒著天大的危險，在軍隊鼻子底下活動）會帶來路易斯的死訊。其實最好是一無所知，想象他活著，還可以有所期待。我冷靜地權衡了各種可能，斷定他已經死了，我們都瞭解他，能想得出這該死的傢伙會怎樣揮著手槍，無遮無擋地衝過去，後面的人忙不迭地跟上。不，洛佩斯會照顧他，只有洛佩斯能騙他幾回，簡直像哄一個孩子，說服他去做與他當時興致相背的事。但是如果洛佩斯……著急上火沒有用，無憑無據無從猜想，另外這樣的安靜很奇異，這樣仰面朝天的安逸，彷彿天下太平，彷彿一切正在按計劃履行（我幾乎要說「完成」，那樣未免太傻）。可能是因為發燒或者疲勞，或者是因為在日出前他們會像踩死一隻蛤蟆一樣把我們全乾掉。但現在理應好好享受這段荒謬的片刻喘息，放鬆下來去觀看枝葉在夜空下映襯出的圖案。夜色明淨，星光寥落，眯起眼睛觀看枝葉如何搖曳形成隨機的圖案：萬千的律動，時而聚合，時而交疊，時而分開，偶爾有來自沼澤的熱風吹過樹冠，便生髮微妙的變化。我想著我的兒子，可他在遠方，在數千公里以外，在那個國度里人們還可以睡在床上，他的形象彷彿幻影，漸漸稀薄，隨即消失在樹葉間，相反莫札特的一段旋律卻在我心裡分外清晰，它一直陪伴著我，《狩獵》四重奏的起始部分，在溫柔的小提琴聲裡蘊含著喊殺聲的召喚，從蠻荒的儀式變調到冥思的明淨恬適。我想著它，重複著，在記憶裡哼著，同時感覺到那旋律和夜空下樹冠的圖案漸漸接近，相交，反覆嘗試組合直到圖案成為旋律的有形化身。律動從一根低垂幾乎拂到我頭頂的枝條起始，攀升到高處，化做枝莖的扇面綻開，而第二小提琴是那更纖細的枝條，交疊進來使葉子化做右方的一個音符，朝向樂句的結尾，就此收結以引導視線沿樹幹下降，只要願意，還可以從頭再來。這一切也正是我們的反叛，我們在做的事，儘管莫札特和樹木不會知道，我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把一場笨拙的戰鬥轉化為秩序，賦予其意義，使之名正言順，最終引向勝利，好像多年的獵號轟鳴之後的旋律替換，最後的快板接續了柔板，彷彿一場與光芒的邂逅。路易斯一定會覺得有趣，如果他知道這個時候我把他比做莫札特，看著他逐漸收拾起這場荒唐，將其上升為他的至高準則，憑著他的確信和激情將所有暫時的謹小慎微的理由置之腦後。然而做一個以人類為音符的樂師是何等苦澀，何等絕望的工作，在泥沼、霰彈和窒息之上編寫這支我們原以為不可能的歌，這歌聲將與林莽的樹冠，與大地的子孫，往來唱和。對，這是發燒。想想路易斯會笑成什麼樣呢，雖然他也喜歡莫札特，我知道。
就這樣我終將睡去，但在此之前我要問自己，有朝一日我們能否從仍然迴響著獵手呼嘯的運動過渡到鬥爭得來的圓滿的柔板，再到我此刻低聲哼著的最後的快板，我們能否做到與面前存活下來的一切重歸於好。我們必須像路易斯，不再是跟隨他，而是像他一樣，不容分說地把仇恨和報復拋在身後，像路易斯一樣看著敵人，有一種不容更改的寬宏大量。這總會讓我想起（但這些，我怎麼和別人說呢？）一幅全能者聖像，一位曾充當被告和證人的法官，他不審判，只是將大地與眾水分開，為的是最終誕生一個人類的家園，在一個振顫的拂曉，臨近一個更潔淨的時代。
然而現實不是柔板，隨著第一縷晨光天羅地網又朝著我們罩了下來，我們不得不放棄繼續向東北進發的計劃，一頭扎進陌生的地域，消耗完最後的彈藥。「中尉」帶著一名夥伴在小丘上阻擊，拖延敵人的腳步，羅伯特和我趁機架著大腿負傷的廷蒂，尋找一個更利於隱蔽的制高點好堅持到晚上。在晚上他們從不進攻，儘管他們有訊號彈和電子裝置，仍然覺得人數和武器彈藥上的優勢都不足以提供必要的安全感；但現在離晚上差不多還有一整天，我們不到五個人要對付這麼多勇猛的小夥子，他們逼迫我們就為了取悅那隻狒狒，這還不算那些飛機一刻不停地往山間的空地上俯衝掃射，打掉了無數棕櫚葉。
半小時後「中尉」停火來和我們會合，我們這邊並沒走出多遠。沒有人會想丟下廷蒂，因為我們都太清楚等待俘虜的是什麼樣的命運。我們以為就在這裡，在山嶺這一側的灌木叢裡，我們將打光最後的子彈。但有趣的是，正規軍卻被空軍的一個差錯所誤導，去攻打更東邊的山丘，我們立即沿著一條地獄般的小道上山，兩個小時後爬上一座幾乎草木不生的山丘，一位戰友發現一個荒草掩映的山洞，我們停下來稍作喘息，並已經計劃好一次直指北方的撤退，翻山越嶺，很危險，但向著北方，向著山區，或許路易斯已經到了那裡。
我醫治昏迷的廷蒂時，「中尉」告訴我，黎明時正規軍開始進攻前不久，他聽見自動武器和手槍的開火聲從東面傳來。那可能是保羅和他的人，或者是路易斯本人。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這些倖存者分成了三組，也許保羅那組就在不遠的地方。「中尉」問我有沒有必要等天黑的時候試著聯絡一下。
「你既然這麼問我，就說明你想去。」我對他說。我們已經把廷蒂安頓在一張乾草鋪成的床上，在洞裡最乾燥的地方，大家抽著煙在休息。另外兩個夥伴在外面放哨。
「你猜著了。」「中尉」說，興高采烈地望著我。「我就愛這樣溜達溜達，夥計。」
我們就這樣呆了一陣，和廷蒂開開玩笑，他已經開始囈語，「中尉」正要出發，羅伯特帶著一個山裡人和烤好的半片小羊羔進了洞。我們簡直不敢相信，吃起來賽過龍肝鳳髓，連廷蒂也嚼了一小塊，不過兩個小時後便和他的生命一起消失。山裡人給我們帶來了路易斯的死訊；我們沒有停下咀嚼，雖然對這點兒肉來說這訊息是太過分的調味；他自己沒看見，但他的大兒子帶著一支老獵槍加入了我們，他兒子所在的那組幫助過路易斯和其他五個同伴冒著彈雨渡過一條河，他肯定路易斯幾乎是剛上岸就受了傷，還沒來得及進入最近的叢林。那些山裡人已經上了山，他們對山路最熟悉不過，在一起的還有兩個路易斯的同伴，晚上會帶著多餘的武器和一些彈藥趕到。
「中尉」又點上一支菸，出去安排宿營，熟悉一下新來的人；我呆在廷蒂身邊，他的生命在緩緩消失，幾乎沒有痛苦。這就是說，路易斯死了，烤羊羔味道好極了，到晚上我們就有九個或十個人了，又有了繼續戰鬥的彈藥。真是絕妙的訊息。這就好像一種冷漠的瘋狂，一方面在人力物力上加以增援，但另一方面所有這些只是為了一把抹去未來的希望，剝奪這一荒唐行動的存在理由，以一個訊息加上烤羊羔的味道宣告了它的終結。在山洞的黑暗中，我努力讓菸捲燃燒的時候久些，感到此時此刻容不得我就這麼接受路易斯的死亡，只能把它處理得好像是行動計劃中的一部分，因為如果保羅也死了，按照路易斯的意思我就要領頭，這一點「中尉」和所有人都知道，我能做的只有接過指揮權，到達山區並繼續前進，彷彿什麼也沒發生過。我記得自己閉上眼，那個異象在記憶中再次浮現，有那麼一刻我覺得路易斯摘下他的臉遞給我，而我兩隻手護住自己的臉，說：「不，不，求求你，路易斯。」等我睜開眼的時候，「中尉」揹著身在看廷蒂，後者急促地喘著氣。我聽見他說剛剛有兩個山裡的小夥子加入了我們，好訊息一個接一個：彈藥和炸甘薯；一個藥箱；正規軍在東部的山丘中迷了路；五十米外有一眼甘泉。但他沒看我的眼睛，嚼著菸葉好像在等我說點兒什麼，等我首先提起路易斯。
之後的事好像一個混亂的空洞，血液離開了廷蒂，廷蒂離開了我們。山裡人自告奮勇去埋葬他，我留在洞裡休息，雖然裡面全是嘔吐和冷汗的味道，很奇怪我忽然想起我以前最好的朋友，在我人生中的轉折之前，從那以後我便離開祖國趕到幾千公里之外，趕到路易斯那裡，登陸到這個島上，這個洞裡。我計算著時差，想象在這個時候，星期三，他剛來到他的診所，把禮帽掛上，看一眼郵件。這不是幻覺，我不由回想那些年中，我們在城市裡的生活密不可分，交流政見、女人和書籍，每天在醫院見面；他每一個表情我都那麼熟悉，而且那不僅僅屬於他，也是我當時世界的一部分，如同我自己，我的女人，我的父親，我的報紙（少不了他誇張的品評），我中午和值班醫生共進的咖啡，我的讀物，我的電影和我的理想。我自問我的朋友會怎麼看待這一切，路易斯或我，彷彿看見回答寫在他的臉上（不過這是發燒造成的，應該服奎寧）。一張神情自足的臉，被優越的生活、優選的善本和所向披靡、聲譽遠播的手術刀所矇蔽。他甚至不必張口對我說「我覺得你的革命不過是……」完全沒必要，只能如此，這些人無法接受一種變化來揭穿他們言行背後的真實理由，那些廉價和定時的慈善，有章可循、人人均攤的仁愛，與同類相處的天真，沙龍里的反種族歧視：「那姑娘怎麼能嫁給個黑白混血人，切」，離不開年度分紅和節慶廣場彩旗飄飄的天主教信念，中間道路的文學，不外乎限量發行版加銀飾馬黛茶壺的民俗學，官吏奴才們的會議，或遲或早無可避免的愚蠢的滅亡（奎寧，奎寧，又是哮喘）。可憐的朋友，我難過地想象他像白痴一樣捍衛著那些虛假的意義，正是這些將毀掉他，便是再僥倖也將降臨在他兒女一代。他捍衛封建主的所有權和不受限制的財產權，而他自己只不過擁有一家診所和一處精心打理的房子而已；他捍衛教會的準則，而他妻子布林喬亞式的天主教信仰卻迫使他在情人們那裡尋找慰藉；當警察關閉了大學，查封了出版物，他還在捍衛名義上的個人自由。他捍衛是出於恐懼，對變革的恐懼，出於懷疑主義和不信任，這些在他可憐的失落的祖國是唯一存活的神祇。我在想這些的時候，「中尉」跑了進來，衝我大喊路易斯還活著，剛剛截住了一個與北部聯絡的交通員，說路易斯活得比誰都結實，已經帶著五十個老鄉上到山區的高處，還把一個營的正規軍堵截在窪地，繳獲了所有的武器。我們像傻子似的抱在一起，說的那些話在事後很長時間裡都讓人又氣惱又害臊，卻也成為美好的回憶，因為這些和吃烤羊羔以及前進是唯一有意義的事，唯一重要並且不斷進展的事。那段時間裡我們彼此不敢對視，用同一根木柴點菸，眼睛直直地盯著木柴，擦著眼淚，要知道煙霧催淚的性質是眾所周知的。
剩下就沒有太多可說了，天剛亮，我們隊伍裡的一個山裡人領著「中尉」和羅伯特來到保羅和三個同伴呆的地方，「中尉」托住雙臂把保羅舉了起來，因為他的雙腳已經在沼澤裡泡壞了。這下我們有了二十人，我記得保羅以他肆無忌憚的方式一把將我抱住，跟我說話的時候嘴裡也沒忘叼著菸捲：「只要路易斯活著，我們就能贏。」我為他的雙腳打上繃帶，漂亮極了，小夥子們拿他開玩笑，因為看上去活像是在試穿雪白的新鞋，說他哥哥一定會批評他這樣不合時宜的奢侈，「那就讓他批評好了，」他開玩笑地說，像個瘋子一樣抽著煙，「要想批評人自己先得活著才行，夥計，你都聽見了，他活著，活蹦亂跳，活得比鱷魚還有精神。咱們這就上山，瞧你給我打的這繃帶，真奢侈……」不過好景不長，太陽一出來子彈也鋪天蓋地地來了，我在耳朵上捱了一槍，如果再近上那麼兩釐米，你呀，兒子（或許有一天我寫的這些你會讀到），可你老爸的這些事你就無從知曉了。鮮血、疼痛和驚嚇使事物在我眼前變得立體化，每一個形象都凸現於眼前，因為我的求生慾望而產生了另外的色調，其實我並無大礙，用手帕紮好就繼續上山；但後面倒下了兩個山裡人，其中一個是保羅的人，臉上被一顆45型子彈打爆了。在那種時候有些讓人永遠忘不了的蠢事；我記得有一個胖子，估計也是保羅手下的，在戰鬥最危急的時候，想躲到一棵樹後面，側著身，跪在樹幹後，我特別記得那傢伙還喊著投降吧，記得夾在兩陣湯姆森機槍掃射之間，「中尉」回答他的聲音，一聲怒吼壓過了槍聲：「這裡沒人投降，媽的！」山裡人中最年輕的一個，一直靦腆得不說話的小夥子，他告訴我一百米外有條羊腸小路，通往左上方。我喊著告訴「中尉」，並開始領頭，山裡人都跟著我。他們在槍林彈雨中健步如飛，彷彿是種享受，看得人賞心悅目。最終我們漸漸挨近路口的木棉樹，山裡的小夥子在前攀爬，我們跟在後面。我喘得邁不動步，脖子上的血流得比砍了頭的豬還要多，但心裡卻很有把握這一天我們也能逃脫。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感覺就像數學原理一樣不容置疑，這天晚上我們將與路易斯會合。
你永遠沒法解釋清楚怎樣就擺脫了追兵，槍聲漸漸稀落，開始還聽見那些慣用的謾罵和「膽小鬼，不敢打就會跑」之類，然後突然就安靜下來，樹木恢復了生氣變得友善，地形起伏變化，傷員需要照料，摻了些朗姆酒的軍用水壺在各人口邊傳遞，嘆息，幾聲抱怨，休息和抽菸；繼續前進，不停地攀爬，儘管我的肺幾乎要從耳朵裡蹦出來；保羅對我說喂，你給我弄了個四二，可我的腳是四三的，老兄啊，笑聲；山丘的高處，一座小茅屋裡一位老鄉有些帶汁的木薯和清涼的水，羅伯特，很固執也很自覺，掏出他的四個比索來付賬，所有人，從那位老鄉開始，都笑到岔氣兒；中午讓人昏昏欲睡，我們不得不抵制住這一誘惑，就像是放走了一位美女，還戀戀不捨地將視線停留在人家的腿上。
夜幕降臨後路越發陡峭，崎嶇難行，但我們一想到這是路易斯挑選來等待我們的地方，心裡就美滋滋的，這種地方連鹿也爬不上去。「我們馬上就會像在教堂裡一樣，」保羅在我身邊說，「沒看見我們連風琴都有麼。」他惡作劇似的看著我，而我正以帕薩卡利亞舞曲的節拍呼哧呼哧地喘著氣，也只有他才覺得可笑。時間我記不大清楚了，入夜的時候我們經過了最後一道哨卡，魚貫而入，亮明身份並介紹那些山裡人，最後終於來到林間空地，路易斯就在那裡，倚在一棵樹的樹幹上，自然少不了他那寬簷的帽子，嘴上叼著的煙。我極力忍住留在後面，讓保羅先跑過去和他的兄弟擁抱，然後等著「中尉」和其他人都上前擁抱了，才把藥箱和斯普林菲爾德步槍放到地上，兩隻手揣在兜裡走近他，看著他，知道他會跟我說什麼，他一貫的玩笑：
「瞧你戴的這眼鏡。」路易斯說。
「你也戴著小鏡片兒。」我回答，兩個人都笑彎了腰，他的頜骨頂到我傷口上疼得要命，可我願意這樣疼到死。
「你還是到了，切。」路易斯說。
自然，他的「切」說得很糟糕。
「你以為呢？」我回答，也說得一樣地糟糕。我們又像傻子似的笑彎了腰，好多人也莫名其妙地跟著笑。有人帶來水和訊息，我們圍成一圈望著路易斯，到這個時候我們才注意到他消瘦得多麼厲害，而他的眼睛在那見鬼的小鏡片後面熠熠放光。
山下又開始打上了，但是營地暫時還很隱蔽，可以醫治傷員，在泉水裡洗澡，睡覺，特別是睡覺，連保羅那麼想跟他兄弟談話的也睡了。然而哮喘是我的情人，她教我珍惜夜晚，我跟路易斯在一起，靠在樹幹上，抽著煙觀看夜空映襯下樹葉組成的圖案，不時說起各自登陸後的遭遇，但我們更多地談論將來，有朝一日我們將要從步槍過渡到帶電話的辦公室，從山區到城市。我耳邊又迴響起狩獵的號角，我幾乎就要告訴路易斯那天夜裡的想法，只為了博他一笑。最終我還是什麼也沒說，但我感覺我們正在進入四重奏中的柔板，進入尚不穩定的圓滿，雖然僅持續短短幾個小時，但那已是一種確認，一個我們永遠不會遺忘的徵兆。還會有多少聲狩獵的號角等在前面，我們中間還會有多少人將屍骨無存，像羅格，像廷蒂，像「秘魯佬」。然而只需看看樹冠就能感覺到意志會再一次重整自身的混沌，賦予其柔板的圖案，或許有可能進入最後的快板，達到一種名至實歸的真實。當路易斯給我講起那些國際動向、首都和外省的情形，我看著樹葉和枝條如何漸漸屈從於我的願望，成為我的旋律，路易斯的旋律。他繼續說著，沒有察覺我的胡思亂想，然後我看見在圖案的中央亮起一顆星，是一顆很藍的小星星，雖然我對天文學一竅不通，也判斷不出那是顆恆星還是行星，然而我確信那不是火星也不是水星。它在柔板的中心，在路易斯的話語的中心，那樣閃亮，沒有人會把它與火星或水星相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