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夫斯基先生本著我不能諒解的君子誠信，通知母親，他已將自己的學識對我傾囊相授，認為我負笈英國或瑞士完成學業的時候到了。我在絕望之際，極力反對這個主張。我說我「喜歡」只受一半教育，因為每件事都能帶給一個無知的人更大的「驚喜」，但母親心意已決，我們將返回英國，花一個月時間站穩腳步（亦即與銀行斡旋），然後決定我應該去哪裡升學。為了安撫怨聲載道的家人，她說我們應該把這次遠行當做度假，我們很快就會重返科孚島。
於是大箱小盒的行李陸續打包，為鳥及烏龜打造的籠子逐一完成，套上新項圈的狗兒們看起來既彆扭又心虛。我們進入橄欖樹林做最後的漫步，淚眼汪汪地與數不清的莊稼朋友做最後的道別。一列堆滿我們家當的車隊緩緩開下車道，拉里說，看起來活像為跳蚤市場舉行的葬禮。
我們堆積如山的行李推進海關辦公室之後，母親拎著一大串鑰匙站在旁邊，其餘的家人站在屋外的豔陽底下，和來送行的西奧多及克拉夫斯基話別。海關官員一看見我們的行李和最上面的鳥籠（洗劫哥兒倆正不安好心地往外瞧），便打了一個哆嗦。母親緊張地微笑，搖著她的鑰匙，滿臉是鑽石走私客的心虛表情。海關官員看看母親和行李，勒緊自己的皮帶，皺起眉頭。
「這些是你的？」他想確定一下。
「是，是，全是我的，」母親唱道，手裡的鑰匙再獨奏一段，「你要我開啟哪一箱？」
官員縮攏嘴唇沉思半晌。
「有沒有新一湖？」他問。
「什麼？」母親說。
「你有沒有新一湖？」
母親緊張地四下找尋斯皮羅。
「對不起，我不太懂……」
「你有沒有新一湖……新一湖？」
母親使出她最迷人的微笑。
「對不起，我實在……」
海關官員憤怒地瞪她一眼。
「夫人，」他倚在櫃檯上往前傾，陰沉地說，「你會不會講英語？」
「噢，我會，」母親聽懂了這句，十分高興，「會說一點點。」
此刻斯皮羅即時趕來搭救，他大汗淋漓，搖搖擺擺走進來，安撫母親，擺平海關官員，解釋說我們已經有數年沒買新衣服了。接著，在大家還來不及喘下一口氣以前，已經將行李運到外面的碼頭上，然後向海關官員借來粉筆，親自在每一件行李上做記號，避免再生事端。
「嗯，我不說再見，只說後會有期，」西奧多咕噥，很確定地與每一個人握手，「希望你們……呃……很快就會回到我們身邊。」
「再會，再會，」克拉夫斯基一高一低地從一個人面前蹭到下一個人面前，「我們都會引頸盼你們回來，哎呀！是真的！也祝你們在英國有快樂的時光，好好把握每一天，度一個假，嗯？這就對啦！」
斯皮羅沉默地與每個人握手，然後站在那兒瞪著我們，臉又皺成熟悉的一團，兩隻巨手不斷扭著自己的帽子。
「我要說再見，」才一開口，他的嗓子就啞了，胖大的淚珠從他的眼睛裡擠出來，流下他皺紋深刻的臉頰，「我對天發誓，我本來不想哭的，」他開始抽泣，碩大的肚子起起伏伏，「可是這就跟和家人道別一樣啊，我覺得你們是屬於我的。」
舢舨耐心等候我們安慰他，然後才在引擎隆隆聲中駛進湛藍的海上。我們——三位朋友站在色彩繽紛的背景前，身後趔趄的房舍一直漫上山坡。西奧多筆挺整潔，嚴肅地舉起手杖致意，鬍鬚在陽光下閃爍。克拉夫斯基一高一低熱情地揮手。斯皮羅挺著水桶般的身軀，皺著眉頭，用手帕交替著擦眼睛和向我們揮別。
船駛過大洋，科孚島閃爍地沉入海平線珍珠色的熱霧之中，陰鬱的心情籠罩著我們，一直到我們抵達英國為止。冷酷的火車從布林迪西駛往瑞士，一路上我們保持緘默，不想講話。在我們頭頂的行李架上，幾隻芬雀在籠裡唱歌，洗劫哥兒倆咯咯輕笑，咂著鳥喙。阿力哥每隔一段時間就發出一聲悲鳴，狗兒們躺在我們腳旁邊打鼾。在瑞士邊界，一位辦事有效率得令人汗顏的官員檢查了我們的護照。他把護照還給母親，在裡面夾了一張小紙條，然後不帶一絲微笑地向我鞠個躬。轉身離去，讓我們繼續陷入低潮。稍後，母親看了官員填的表格，她越往下讀，身子就越僵硬。
「瞧瞧他寫的是什麼，」她憤憤地說，「無禮！」
拉里瞄了一眼小紙條，噴噴鼻子。
「這就是你離開科孚島的報應！」他說。
小卡片上有一欄是「旅客特徵」，欄內用工整的大寫字母寫著「巡迴馬戲團及團員」。
「怎麼這樣寫？！」母親仍然氣呼呼的，「真是的，有些人就是這麼怪！」
火車朝英國隆隆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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