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史瓦西就跟中邪了似的，發表的論文一篇接著一篇，彷彿要證明那場事故絲毫沒有減弱他的能力。他分析了恆星中靠輻射實現的能量傳輸，研究了太陽大氣的平衡，描述了星體速度的分佈，提出了一個可以模擬輻射轉移的機制。他的思維從這個問題跳躍到那個問題，連他自己都壓不住那股勁兒。亞瑟·愛丁頓把他比作了游擊隊隊長，因為「他的攻擊都落在了最想象不到的地方，他智性的貪婪是沒有邊界的，所有的知識領域都被他涵蓋在內了」。而同事們目睹了他在面對學術產出時的那種狂熱，都很驚慌，勸他放慢節奏，生怕激勵他的那把烈火最終也會將他燃燒殆盡。卡爾沒理他們。他已經不滿足於物理了。他渴望的是鍊金術士所追求的那種知識，而催動他的，是連他自己也沒法解釋的一種怪異的緊迫感：「我常背叛天空，我的興趣從未侷限於月球之外、太空中的那些事物，而是順著從那兒織起的那一條條線，滑向了人類靈魂更黑暗的區域，我們必須為那裡送去科學的新光。」

他無論做什麼，總有做過頭的習慣；有次，他弟弟阿爾弗雷德叫他去阿爾卑斯山遠足，他叫嚮導在穿越冰山途中最陡的一塊地方鬆開了繩索，置探險隊的安危於不顧，而他只是想要挪到正停在懸崖邊上的兩個同事那兒，解開一個他們一起研究過的方程，沒有筆，就用鎬頭在永冰上刮刮劃劃。他的極端不負責任惹火了他弟弟，後者再沒有跟他爬過山，儘管在唸大學的時候，他倆幾乎每個週末都是在黑森林的巖壁上一起度過的。這位兄長有多麼執著，阿爾弗雷德是知道的：畢業那年，一場雪暴把他們鎖在了哈茨山脈布羅肯山的山頂。為了不被凍死，他們不得不自己搭了個避難所，像小時候那樣，抱在一起睡覺。他們靠分一袋核桃活了下來，然而，當最後水喝完了，融冰用的火柴也沒了，他們只得靠著微弱的星光，半夜出發下山。一路上，阿爾弗雷德完全是在驚嚇中度過的，這兒磕一下那兒絆一腳，雖說沒有受傷。而卡爾則一腳都沒有踏空，就好像不知怎的，他能在黑暗中看到那條道路。可他的右手神經卻傷了，是凍的：在避難所裡，他一次又一次地摘下手套，僅僅是為了對一系列的橢圓曲線進行驗算。

做實驗時，他也是一樣的衝動：他習慣把這個儀器的部件拆下來，也不記一筆，就用到另一個上面。比如他急需一個光闌，那他的做法很簡單：在鏡頭蓋上鑽個孔。當他離開哥廷根，去波茨坦天文臺主持工作時，他的繼任者差點沒上任就辭職了：他做了一次大盤點，想看看在史瓦西的領導下，裝置都被毀成什麼樣了，結果一盤點，在最大的那架望遠鏡的焦平面上發現了一張米洛斯的維納斯的幻燈片，而補齊這位女神雙臂的，是仙后座。

他在女人面前極其笨拙，雖有眾多女生追求他，稱他為「亮眼教授」，他也只是在跟他未來的妻子——埃爾絲·羅森巴赫——第二次求婚時，才放膽吻了她。埃爾絲之所以拒絕了他的第一次求婚，是在擔心他僅僅對她的智力感興趣，因為卡爾太害羞了，在他漫長的求愛過程中，他只碰過她一次，連那次都是誤打誤撞才完成的：他在幫她把家用小望遠鏡對焦到北極星上時，一不小心，手放她胸口了。他們是一九〇九年結的婚，生了一個女兒，阿加特，以及兩個兒子，馬丁和阿爾弗雷德。女孩後來學了古典文學，成了希臘語專家，而大兒子做了普林斯頓的天體物理學教授，而那個小兒子，他生來就怪異地患上了心律不齊的毛病，瞳孔一直都是放大的，多次精神崩潰，人們開始屠殺猶太人後，他得知自己再無可能逃出德國，便自殺了。

和許多敏感的人一樣，隨著「一戰」的臨近，史瓦西也被一種災難將至之感所侵襲。而在他的身上，這種感覺體現為了一種很特別的恐懼：物理真的可以解釋恆星的運動，從而找到宇宙的秩序嗎？「難道真有一個靜止的東西，宇宙其他的部分都是圍著它而建的？還是說，這條無窮無盡、似把一切都困在其中的運動鏈，就根本沒有可以抓住的一環？就想想吧，我們已經陷入了一個多麼不安全的境地，連人類的想象力都找不到一處可以下錨的地方了，世界上的任何一塊石頭都沒有權利被想成是不動的！」史瓦西夢想著又一位哥白尼的出現，他將為錯綜的天體機制建立起模型，把恆星在穿越蒼穹時畫出的複雜軌道所遵循的模式給揭示出來。否則對他而言，情況將是難以忍受的：世間所有的不過是委身於隨機中的死星，「就好比氣體分子，飛來飛去，完全是不規則的，以至於它本身的混亂都被奉為了一種原則」。在波茨坦，他建立起了一個巨大的合作者網路，致力於追蹤和記錄超過兩百萬顆恆星的運動，還要儘可能地精確。他要的不僅僅是瞭解它們背後的邏輯，而是要以某種方式解讀出它們將把我們引向何處。因為，用牛頓定律，我們是可以準確地知道受引力約束的兩個物體的運動的，可是加上第三個，情況就會變得不可預見了。基於這點，史瓦西認為，從長遠來看，我們的行星系是高度不穩定的。儘管它的秩序可以在一百萬年甚至幾十億年裡得到保證，可隨著時間的推移，行星總會脫離它們的軌道，氣態巨行星將吞噬掉它們的鄰居，而地球將被逐出太陽系，像一顆流浪的星那樣遊蕩著，直到時間的盡頭，除非空間不是平的。史瓦西先於愛因斯坦考慮到了那種假設，宇宙的幾何形狀不是一個簡單的三維匣子，而是可以扭曲和變形的。在《論空間所容許的曲率》中，他分析了我們實際是居住在一個半球形宇宙中的可能性，這樣，一個怪異的世界就誕生了，它是圍成一圈的，就跟銜尾蛇一樣：「那我們就身處於一個如仙境般的幾何學之中，一條鏡子長廊，那可怖的景象，不是文明人的頭腦——習慣性厭惡與迴避所有不理解的東西——所能承受的。」一九一〇年，他發現星星是有不同顏色的，同時成了第一個測量它們的人，用的是他特製的一臺相機，其中天文臺的門房也幫了他不少忙，這是除他之外在那兒工作的唯一的猶太人，兩人常常喝到大天亮。他用門房的掃帚架住相機，一邊繞著圈踱步，一邊從各個角度拍照，以確認紅巨星的存在，這些怪物般的星星要比我們的太陽還要大上幾百倍。他最愛的那顆，心宿二，是紅寶石色的。希臘人視其為阿瑞斯唯一的對手，而阿拉伯人叫它「蠍子心」。四月，他又組織了一次特內里費考察，主要是去拍歸來的哈雷彗星，這往往被認為是個凶兆。西元六十六年時，歷史學家弗拉維奧·約瑟夫斯就把它描述為「像劍一樣的星星」，預告了耶路撒冷毀於羅馬人之手；而一二二二年，它在空中出現時，成吉思汗就像受到感召一樣，侵入了歐洲。史瓦西尤其好奇的是，它巨大的尾巴——那一次，它在地球上滯留了六個鐘頭——為什麼總是朝著遠離太陽的方向？「是什麼風攜墮落天使之怒在拉拽著它，叫它墜落墜落再墜落？」

四年後，戰爭爆發時，史瓦西是第一批自願參軍的。

他被分配到的那個營隊受命圍困比利時的那慕爾，以支撐德軍轟炸，他們試圖打破這座千年古城周圍的堡壘圈。史瓦西曾在氣象站受訓，便被派上了進攻的第一線；當時，德軍的行進被一場毫無徵兆的大霧給阻斷了，彌天濃霧把正午變成了夜晚，將對陣雙方都籠罩在了黑暗裡，誰都不敢射擊，怕錯傷友軍。「這個國家的天氣是怎麼一回事，這麼亂，這麼怪，它就是這麼抵抗我們的控制和認知的嗎？」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那時的他已經連續工作一週了，試圖找到一個抵消霧氣影響的方法，至少也要能預測它的出現。他失敗了。於是，他的上級選擇撤回到一個安全的距離，實施一場無差別的大轟炸，持續開火，不惜彈藥，無視平民的傷亡，一發發420毫米口徑的榴彈從被稱為「大貝爾塔」的巨炮中相繼轟了出來，將這座從羅馬帝國時期便屹立在此的古城炸成了廢墟。

在此之後，史瓦西就被調到了駐紮在法國前線阿貴納森林的第五軍炮兵團。報到時，指揮官給他下了個命令，計算兩萬五千門裝填了芥子氣的榴彈炮的彈道，它們將在半夜裡傾瀉在法軍的頭頂。「他們叫我幫忙預測大風和暴雨，而助長它們的火勢正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他們想知道，要用什麼樣的理想彈道，我們的炮彈才能準確地落到敵軍的頭上，卻不見，那條橢圓線已在拽著我們所有人不斷下行。我聽厭了其他那些當官的說辭，說我們離勝利越來越近了，戰爭結束已經指日可待了。他們都沒發現嗎，我們升得越高，只會摔得越慘？」

即使是在戰爭的屠場中，他也沒有放棄研究，他把筆記本藏在了軍裝之下，緊貼著胸口。後來他被升為了中尉，就用特權，請人把德國最新出版的物理學期刊都寄給他。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他讀到了刊登在第四十九期《物理年鑑》上的廣義相對論方程，便開始求解了——正是一個月後他寄給愛因斯坦的那些。打那時候起，他變了，甚至影響到了他做筆記的方式。他的字越來越小，最後都看不清了。在他的日記和寄給妻子的信中，愛國熱誠讓位給了對無意義的戰爭的苦澀的抱怨，隨著他對同僚們的鄙視與日俱增，他的計算也越來越逼近奇點。最終抵達那裡時，他已經想不了別的了：他徹底沉浸其中，對周圍的一切心不在焉，以至於有次敵人都打過來了，他也沒找掩體，一發迫擊炮就在他頭頂幾米遠的地方炸了，誰都不知道他是怎麼活下來的。

冬季開始之前，他被分配到了東部前線。路上遇到計程車兵跟他講起了可怕的對平民的屠殺、強姦，以及大規模的驅逐。一夜之間被夷平的村莊，從地圖上消失的毫無戰略價值的城市，彷彿它們從未存在過。不講軍事邏輯的暴行仍在不斷發生著，往往都沒法知道是哪一方的責任。而當史瓦西看到，他的一群手下正用遠處一條嚇得動都動不了、不停顫抖著的餓狗練習打靶時，他心中有什麼東西崩塌了。他畫的那些戰友的日常，那些美景——隨著部隊的行進，它們變得越來越冷、越來越陰鬱——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整頁整頁炭筆的粗線和消失在紙頁邊緣的漆黑的螺旋。到了十一月底，他的營隊在白俄羅斯的科薩瓦郊外被編入了第十軍，而卡爾被任命為了一個炮兵旅的頭兒。在那裡，他給他波茨坦大學的同事，埃希納·赫茨普龍去了封信，附上了他奇點的初稿，描述了一下他皮膚上冒出的水泡，就戰爭可能對德國之魂產生怎樣有害的影響展開了一段漫長的思考。他仍然深愛著這個國家，卻眼睜睜看它停在深淵的邊緣：「我們已經來到了文明的最高點，那接著呢，就只能往下落了。」

天皰瘡、急性壞死潰瘍性齦炎。他食道中的水泡不允許他吞嚥任何固體。連喝水的時候，他的口腔和喉嚨都會像火紅的炭一樣燒灼。卡爾被宣告無法醫治，從軍隊中除名，可他還在研究廣義相對論方程，壓制不住自己思維的速率。隨著疾病吞噬著他的身體，他的腦子也轉得越來越快。他一生髮表了一百十二篇文章，幾乎比二十世紀的任何一位科學家都要多。而最後那幾篇，他是把紙鋪在了地上，胳膊掛在病床邊寫的，臉朝下趴著，背上滿是水泡迸裂留下的潰瘍和痂，就彷彿他的身體已經化作了當下歐洲的微縮模型。為了分散注意力，忘了疼，他做了個目錄，裡面就包括了惡瘡的形態和分佈、水泡中液體的表面張力和它們平均破裂的速度。可哪怕是這樣，他也沒法將思想從他的方程所開闢的真空中解救出來。

為了避免奇點的出現，他將算式寫滿了三大本本子，試圖找到一條出路，或是他推理中的一個錯誤。而在最後一本本子上，他寫下了他的結論：任何物體都可以生成奇點，只要它的物質被壓縮到一個足夠小的空間裡。如果是太陽，三千米就夠了，地球是八毫米，而普通人體則要達到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釐米。

在他測算出的那個孔洞裡，宇宙基本引數交換著它們的性質：空間像時間一樣流動，時間像空間一樣延展。這種扭曲將因果律都改變了，卡爾推測，如果哪個假想的旅行者可以進入到這個稀薄區並且活下來的話，就能接收到未來的光與資訊，見到還未發生過的事件。而他如果抵達了深淵中心，又沒有被重力撕碎，就能見到兩個重疊的景象同時投射在他頭頂的一個小圈裡，就跟萬花筒一樣：其中之一是以讓人難以想象的速度激變著的宇宙的未來，而另一個，則是被冰結在某一瞬間的過去。

然而，怪事還不侷限於那塊區域的內部，奇點周圍是有個界限的，一道屏障，把不歸點給標記了出來。一旦越過那條線，無論你是什麼（一整顆行星也好，一個亞原子微粒也好），都會被永遠擒住，從宇宙中消失，彷彿掉進了個無底洞。

幾十年後，這道邊界被命名為史瓦西半徑。

他死後，愛因斯坦為他撰寫了悼詞，並在葬禮上宣讀。「其他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問題，他與之戰鬥。他熱衷於發現自然界各個方面的聯絡，可他之所以尋找，驅動他的是享受，是藝術家式的快樂，是辨認出織成未來之路的線索的幻想家式的眩暈感。」對聚在墓前的那一小群人，他是這麼說的，儘管他們誰都猜不到，史瓦西被他最大的發現折磨到了怎樣的程度，因為，連愛因斯坦都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他的方程才會變得如此奇怪，似乎「無限」才是它唯一的答案。

青年數學家理查·柯朗是最後一個得以和史瓦西直接交談的人，而說到奇點對這位天體物理學家造成了怎樣的影響，也只有他可以作證。

柯朗是在拉瓦—羅斯卡負的傷，從而在軍隊醫院裡與史瓦西相遇。這個年輕人曾是當年最有影響力的德國數學家之一，大衛·希爾伯特的助手，因此一眼認出了卡爾，雖然後者的臉已經被傷口弄得變形了。他怯生生地走了上去，不懂為什麼這樣一位有名望、有地位的知識分子會被派到這樣一個危險的地方。柯朗在他的日記裡描述了，史瓦西中尉一聽他講起希爾伯特的研究時，那雙被硝煙遮蔽的眼睛是如何瞬間點亮的。他倆交談了整晚。臨近天亮時，史瓦西告訴他，自己可能發現了一種斷裂點。

據卡爾說，這種級別的質量的集聚，最可怕的還不是它擾亂了空間，或對時間造成怪異的影響：真正可怕的是——他說——奇點也是個盲點，從根本上是不可知的。由於光也沒法從那裡逃脫，我們永遠沒法用肉眼看到它。用大腦去理解它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廣義相對論的數學在奇點上失效了，物理學沒有意義了，就這麼簡單。

柯朗聽得入了神。就在護士們過來找他，把他送上回柏林的列車的前不久，史瓦西問了他幾個問題，它們困擾了他一生，雖然當時的柯朗覺得，那只是一種譫妄，是一位垂死士兵的囈語，是趁他疲倦絕望之際從他腦中冒出來的瘋話。

如果說這樣一種怪物也是物質可能所處的狀態的話，史瓦西顫抖著問道，那在人類大腦中有沒有相應的東西呢？意志的充分集中，數百萬人受制於同一個目的，思想被壓緊在同一個精神空間裡，會不會生成一個類似於奇點的東西？他不僅相信這是可能的，而且正在他的祖國發生著。柯朗試圖安撫他，說，他擔心的那種悲劇，自己沒有看到任何的跡象，而且不可能有比他們置身其中的那場戰爭更糟糕的了。他還提醒史瓦西說，相比任何數學謎題，人類的心靈是個更大的謎，把物理學思想投射到這麼遠的心理學領域，是不明智的。但史瓦西卻無法自拔。他喋喋不休著，一個足以吞掉整個世界的黑色太陽正從地平線上探出頭來，同時哀嘆，我們已經無能為力。因為他的奇點是不會發出警告的。那個過去就回不來了、只能束手就擒的不歸點，沒有任何的標誌。越過它的人就沒有希望了，他的命運已經被不可逆轉地劃定了，所有可能的軌跡都直直地指向了奇點。那這樣一道界限，史瓦西問道，兩眼充血，我們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越過呢？

柯朗返回了德國。當天下午，史瓦西死了。

***

一直要到二十多年後，學界才承認，史瓦西的觀點是相對論的一個必然的結果。

為驅散卡爾喚來的那個魔鬼付出最多努力的正是他的朋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一九三九年，他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論多引力質量的球對稱靜止系統》，解釋了為什麼不可能存在史瓦西的奇點。「奇點不會出現，原因很簡單，物質是不可以被隨意聚攏的，否則的話，組成它的微粒就要達到光速了。」憑藉著他一貫的聰明才智，愛因斯坦用他理論內在的邏輯給時空裂隙打上了補丁，把宇宙從災難性的引力坍縮中解救了出來。

然而，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算錯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就在同一天，納粹坦克軋過了波蘭國境線——羅伯特·奧本海默和哈特蘭·史奈德在第五十六期的《物理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這兩位美國物理學家證明，毫無疑問，「只要熱核能源枯竭了，一顆足夠重的恆星就總是會坍縮的，除非它以衰變、輻射或丟擲質量的形式削減自身質量，否則，這種收縮就將無限期地持續下去」，從而形成史瓦西所預言的黑洞，它可以把空間像紙一樣揉皺了，像熄滅燭火一樣熄滅時間，任何物理力或自然法則都不能讓它們倖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