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凌晨，日本數學家望月新一在他的部落格上發表了四篇文章，共五百多頁，試圖證明的是數論中最重要的猜想之一，人稱abc猜想。
時至今日，沒有人能夠理解它。
當時，望月已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工作了許多年，發展出了一套與前人沒有一點相似之處的數學理論。
在把它上傳到部落格之後，他沒有進行任何宣傳，沒有寄給專業期刊，也沒有在大會上宣講。作為最早了解到它存在的人之一，他在京都大學數理解析研究所的同事玉川安騎男，把它作為附件，發給了諾丁漢大學的數論學家伊萬·費先科。而那封郵件的正文只有一個問題：
望月解開abc了嗎？
把四個沉甸甸的檔案下載到電腦上時，費先科幾乎抑制不住他的焦急。在盯著進度條看了整整十分鐘後，他又花了兩週的時間關起門來研究那份證明，吃的都是外賣，只有撐不住了才小睡一會兒。最後，他給玉川寫了四個字的回覆：
不能理解。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望月發表文章一年之後，全世界最傑出的一批數學家齊聚牛津，研究他的證明。研討會的頭幾天裡，大家熱情高漲，日本人的推理開始變得可以理解了，以至於到了第三天晚上，一種傳言已在網際網路上、論壇和專業社群流傳開來，說巨大突破已經很近了。
第四天，情況急轉直下。
從某一個點開始，沒有人能跟上日本人的論證了。這顆星球上最強的數學大腦都陷入了困惑，沒有人能夠幫助他們。望月也拒絕參加這次會議。
為證明猜想，望月創造了一個新的數學分支，它怪異、抽象，且十分超前，以至於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一位數論學家說道，他研究它時，就感覺在讀一份來自未來的論文：「所有過來的這些人都很理智，可一旦開始分析它，就都說不出話來了。」
少數能夠勉強跟上望月的新體系、至少理解了其中一部分的人，都說它是數字背後的一種潛在的關係，乍一眼是看不見的。「誰要想讀懂我的論文，就必須停用植根在他腦子裡多年、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思維範式。」望月在部落格中寫道。
他出生在東京，從小就以被同齡人形容為「超人的」專注力而聞名。打小，他就常常失語，到了青春期，這種情況愈演愈烈，以至於聽到他說話都會覺得很稀罕。他還無法抵擋別人的目光，走路眼睛都是看著地面的，這也讓他微微有些駝背，但即便如此，也沒有削弱他不可否認的外形上的魅力：高高的額頭、黑亮的頭髮和碩大的眼鏡讓他像極了克拉克·肯特，超人的另一個身份。
年僅十六歲時，他進了普林斯頓大學，二十三歲就拿到了博士學位。在哈佛大學度過了兩年之後，他搬回日本，接受了京都大學數理解析研究所的教職，條件是允許他專門從事研究，而不需要授課。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他就不再參加國際會議。而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的活動半徑越來越小。最初是僅在日本境內活動，隨後連京都府都不出了，最後只剩下兩點一線：他的公寓和他在大學裡的那間小辦公室。
他的辦公室像廟裡一樣整潔，從窗戶看出去，可以望見大文字山。一年一度的盂蘭盆節期間，在它的山坡上，僧人們會燃起一個巨大的「大」字形篝火，它的輪廓就好像一個人，把雙臂伸展到了最大。這個漢字有巨大、高大和雄偉的意思，表達著一種宏大的氣勢，就像望月給他的數學新分支所取的名字，不帶一絲謙虛或諷刺——宇宙際泰希米勒理論。
abc猜想觸及的是數學的根基，它在數的加法和乘法的性質之間假設了一個深層的、意想不到的關係。如果被證實的話，它會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工具，幾乎自動地就可以解決各式各樣的謎題。可望月的野心甚至比這還大，他不僅僅是在證明猜想，還創造了一種新的幾何學，逼人用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去思考數字。山下雄一郎是少數幾個自稱理解了宇宙際理論真正外延的人，他說，望月已經創造出了一個完整的宇宙，只是就現在而言，他是其中唯一的住民。
望月拒絕接受採訪，不願親自介紹他的研究成果，不肯用除日語之外的語言談論他的證明，諸如此類的行為為他引來了最初的懷疑。有人說，所有這一切都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騙局，又有人說，他有心理失衡，他越來越重的社交恐懼和工作時的孤立就是最好的證明。
二〇一四年時，情況似乎有所緩解，望月說他當年十一月會去法國，在蒙彼利埃大學的一個研討會上介紹他的論文。座位立刻就被訂滿了，校長還像接待王室一樣接待了他，可他沒能在研討會上發言。他消失了整一週，沒人知道他去哪兒了。而在他的講座開始前一天，保安因一場莫名其妙的意外把他趕出了校園。
回到日本之後，望月把證明從他的部落格上撤了下來，威脅對任何試圖正式發表它的人採取法律手段。他受到了來自他最尖銳的批評者的大波攻擊，他的同事們也覺得，他是不是在他的證明中發現了一個根本性的缺陷。望月否認了這種說法，但也沒有做出任何解釋。他把京都大學的工作給辭了，而在關閉部落格前，他寫下了最後一篇文章，稱，哪怕是在數學中，有些東西也該永遠被隱藏起來，「為了我們所有人的利益」。他這種無法理解的、顯然是任性而為的做法證實了許多人的擔心：望月也落入了格羅滕迪克的詛咒。
亞歷山大·格羅滕迪克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數學家之一。在數學史上可謂獨一無二的一波爆發性的創造中，他革新了對空間和幾何學的理解，且不是一次，而是兩次。望月在國際上的聲譽始於一九九六年，證明的正是格羅滕迪克提出的一個猜想。在大學時代就結識望月的人都說，他把格羅滕迪克視為自己的導師。
格羅滕迪克曾率領一個團隊，產出了令人生畏的幾萬頁鉅著，這也成了全世界數學家必讀的書目。大部分學生為了在各自的領域繼續研究下去，會學習其中必要的部分，可哪怕是這樣也要花上許多年。而望月是在本科階段讀的格羅滕迪克全集的第一卷，結果一開始就停不下來，一口氣讀到了最後。
望月在普林斯頓的室友叫作金明迥，曾經撞見他連續幾天不吃不睡，夜半三更說胡話，又是脫水，又是脫力，就在那兒語無倫次地叨叨著一些破碎的句子，瞳孔放得跟貓頭鷹一樣大。他提到了「心之心」，格羅滕迪克在數學核心發現的一個極端怪異的、徹底讓他失智的存在。可到了第二天早上，金明迥問他怎麼一回事，望月只是不解地看著他。前一晚的事，他什麼都記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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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三年間，亞歷山大·格羅滕迪克像一位尊貴的王子，統治著數學界。同時代最強的大腦都被吸引到了他的軌道上，紛紛擱置了自己的研究，參與到這個雄心勃勃而又無比激進的專案當中：把所有數學物件背後所潛藏的結構給揭示出來。
他對待工作的方式很特別，儘管他解開了當時最大的數學之謎，四個韋伊猜想中的三個，可對著名的問題，他其實是興趣不大的，對最終結果也是。他所渴望的是對數學基礎的最徹底的理解。所以，圍繞那些最簡單的問題，他設計了一個複雜的理論框架，用大堆大堆的新概念把它們包圍了起來。有格羅滕迪克的理性徐緩而耐心地施加著壓力，解就像自己冒出來的一樣，完全出於自願，「就好像一顆核桃，泡在水裡幾個月之後，它就自行開啟了」。
格羅滕迪克所做的是推廣和一般化，拉遠到極致。任何難題，只要撤到一個足夠遠的距離，就會變得十分簡單了。他對數字、曲線、直線或任何具體的數學物件都不感興趣，唯一重要的是它們的關係。「他對事物的和諧有種超凡的敏感性，」他的弟子之一，呂克·伊呂西回憶道，「他不止是引入了新的技巧，證明了重要的定理，還改變了我們思考數學的方式。」
他痴迷空間，他最獨到之處就是把「點」的概念給擴充套件了。在格羅滕迪克的注視下，卑微的點不再是沒有面積的一個位置，而是從內部膨出了複雜的結構。別人眼裡沒有長寬高、沒有大小的一個地方，亞歷山大看到的是一整個宇宙。自歐幾里得以降就再沒有人提出過這麼大膽的設想。
多年來，他把全部精力都撲在了數學上，一天十二小時，一週七天。他不看報紙，不看電視，連電影院也沒有去過。他喜歡醜陋的女人、朽壞的公寓、破敗的房間。他常把自己關在一個冰冷的辦公室裡，背朝著唯一的窗戶，牆漆都剝落了，整個屋裡只有四樣東西：他母親的死亡面具、一隻鐵絲做的山羊、一箱西班牙橄欖，和他爸爸在勒韋爾內集中營時人家給他畫的像。
亞歷山大·夏皮羅、亞歷山大·塔納羅夫、薩沙、彼得、塞爾蓋。沒人知道他爸爸真正的名字，因為世紀初的時候，他參加了震動歐洲的無政府主義運動，用過許許多多的假名。身為一個有哈西德派背景的烏克蘭人，他十五歲時就和他的同志們一起被沙俄警察逮捕過，並被判處了死刑。他是唯一活下來的那一個。三個星期裡，他被從牢房裡拖到刑場上，眼看他的同伴一個接一個地被槍決。由於年齡，他們免除了他的死刑，改判他終身監禁。十年後，一九一七俄國革命開始了，他就被放了出來，繼而一頭扎進了一系列的陰謀、密謀與革命黨。他失去了左胳膊，雖說也不知道是因為某次失敗的暗殺，或是自殺未遂，或是某顆在手上提前爆炸了的炸彈。他以街頭攝影為生。在柏林，他認識了亞歷山大的母親，就跟她一起搬去了巴黎。一九三九年時，他被維希政府逮捕，送進了勒韋爾內集中營。到了一九四二年，他被流放到了德國，並在奧斯維辛的一間毒氣室裡，死在齊克隆b手裡。
亞歷山大的姓是從他媽媽約翰娜·格羅滕迪克那裡繼承過來的。她一輩子都在寫作，卻從未能出版她的詩和小說。認識亞歷山大的父親的時候，她已婚，在一家左翼報社做記者。她拋棄了她的丈夫，與這位新戀人一起加入了革命鬥爭。亞歷山大五歲時，他母親把他交給了一位新教牧師，去了西班牙，去為第二共和國的無政府主義事業戰鬥，然後是反對佛朗哥。而在共和政府軍失敗之後，她隨丈夫逃往了法國，又託人去接她的兒子。後來，約翰娜和亞歷山大被法國政府宣佈為「不受歡迎的人」，並與國際縱隊的「可疑外國人」和西班牙的內戰難民們一起被送到了芒德附近的裡厄克羅集中營。約翰娜就是在那兒染上的肺結核。戰爭結束時，亞歷山大十七歲，和他母親一起生活在極度貧困之中，靠在蒙彼利埃郊外採摘葡萄度日，同時接受了高等教育。這對母子間的關係既密切又病態。到了一九五七年，約翰娜的結核病復發，死了。
當格羅滕迪克還是蒙彼利埃大學的一名本科生時，他的老師洛朗·施瓦茨給了他一篇他剛發表的文章，裡面有十四個尚未解決的問題，想叫他選一個好寫論文的。而三個月後，這位在課堂上總顯得很無聊也不聽講的年輕人回來了。施瓦茨問他選好了嗎，選了哪一個，論文寫到什麼程度了。亞歷山大看著他，非常不解。他全解完了。
雖說他出眾的才能引起了所有認識他的人的注意，可在法國，他仍然很難找到工作。他的父母經常搬家，因此他一直沒有國籍。這個沒有祖國的人，唯一的證件是一本南森護照，這也標誌著，他是個無國籍的難民。
他長得很壯實，又高，又瘦，又健康。方正的下巴，寬闊的肩膀，一挺大牛鼻子。他的嘴唇厚厚的，嘴角總往上翹著，顯得很狡猾，彷彿知道什麼其他人連懷疑都沒有懷疑過的秘密。一發現自己開始脫髮，他就把頭剃光了，照片上的他活像米歇爾·福柯的孿生兄弟。
他是個優秀的拳擊手，狂熱地愛好巴赫和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他熱愛大自然，崇尚橄欖樹的「謙遜與長壽，充滿陽光與生命力」。而在包括數學在內的世間萬物中，他真正喜歡的還是寫，以至於不讓他寫下來的話，他都沒辦法思考。他的狂熱還體現在，他有好些手稿，筆都穿透了紙張。他會在本子裡寫下那些方程，然後一遍遍地描它們，描到都看不清了，單純因為喜歡石墨搔撓紙張的那種生理上的快感。
一九五八年，法國富豪萊昂·莫查納在巴黎郊外創立了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這對格羅滕迪克的雄心來說無異於量身定做。在那兒，年僅三十歲的亞歷山大宣佈了一個意在重建幾何學根基、統一數學所有分支的專案。整整一代人，無論老師還是學生，都臣服於亞歷山大的夢想。他負責大聲宣講，而他們會做好筆記、拓展他的論點、撰寫草稿，到了第二天他再來修改。其中最虔誠的一個，讓·迪厄多內，每天不等太陽出來就醒了，他會整理好前一天的筆記，因為八點的時候，格羅滕迪克會準時闖進大廳，同時還跟自己辯論著——可能在走廊上就開始了。而這樣的研討最終產出了超過兩萬頁的成果，將集合、數論、拓撲學和複分析都統一到了一起。
只有最雄心勃勃的人才敢追逐「統一數學」的夢想。笛卡爾是最早表明幾何圖形是可以用方程來描述的那批人之一。寫下x2+y2=1時，你就是在描述一個正圓。這個一般式，它所有的解就代表了平面上的一個圓。但如果你考慮的還不僅僅是實數和笛卡爾平面，而是複數的奇異空間，就會出現一系列不同大小的圓，它們像活物一樣移動，隨時間生長和演變。而格羅滕迪克的天才，有很大一部分就在於他承認，任何代數方程的背後，都藏有一個更大的意義。他稱之為概形。這些一般概形為每一個解賦予了生命，而後者不過是虛幻的投射和陰影，它們一個個地冒了出來，就好像「一到晚上，岩石海岸的輪廓就會被燈塔的旋光所照亮」。
亞歷山大可以為一個單一的方程創造一整個數學的宇宙，打個比方，他的拓撲就是足以挑戰想象力極限的無盡空間。格羅滕迪克將它比作「一條河，它又寬又深，能讓所有國王的所有馬匹同時喝飽」。要思考它們，必須換用一種截然不同的空間概念。而在五十年前，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理論也做出了相同的要求。
他喜歡給他發現的概念冠上一些「貼切的字眼」，好馴服它們，讓它們在被充分理解前變得平易近人些。譬如他的「平展」，就讓人想起低潮期時寧靜而溫順的浪，像鏡子一樣的海，展開到不能再展開的翅膀，和裹著新生兒的床單。
他能夠自行控制自己的睡眠，想睡幾小時就睡幾小時，然後一心撲到工作上。哪天早上有了個想法，他就可以在桌前一動不動，在一盞老式煤油燈下眯著眼睛，一直想到第二天天亮。「跟天才一起工作真的是件很吸引人的事，」他的朋友，伊夫·拉迪格耶利回憶道，「我挺不喜歡這個詞的，可說到格羅滕迪克，實在是沒有別的詞了。很吸引人，但也很嚇人，因為他完全不像其他人類。」
他的抽象能力是沒有邊界的，他會出人意料地躍升到更高的層面，在先前無人敢問津的數量級上做文章。他會層層剝開，從而提出他的問題，不停簡化和抽象，直到好像不剩什麼了，再然後呢，他就會在這個表面的真空裡，發現他在尋找的那個結構。
「我看他講課，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得是從哪個遙遠的星系、哪個外星文明，專門傳送到我們地球，來加速我們智力的進化的。」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一位教授說道。然而，雖說格羅滕迪克是如此激進，可他在抽象練習中發現的那些數學景觀卻一點都不像是人造的。在數學家的眼裡，它們就像自然環境一樣，因為，亞歷山大沒有把他的意志強加於事物之上，而是放任它們生長，於是那些結果就包含著一種有機美，彷彿其中的每一個想法都是靠著它們自己萌發和成長起來的。
一九六六年，他被授予菲爾茲獎——數學界的諾貝爾，但他拒絕去莫斯科領獎，以示對兩位作家，尤里·丹尼爾和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被囚禁的抗議。
二十多年來，他在數學界佔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以至於同為菲爾茲獎獲得者的傑出的勒內·託姆都放棄了純數學，說格羅滕迪克的優勢是壓倒性的，他一直都有種「被壓迫感」。在挫敗與沮喪中，託姆發展出了他的突變論，描述了任何動態系統——無論是一條河、一處構造斷層或是人類的心靈——在失去平衡的狀態下，會以哪七種方式發生突然的崩潰，從而陷入無序和混亂。
「激勵著我的不是野心或對權力的渴望，而是我靈敏地感覺到了某種巨大的、非常真實同時又非常微妙的東西。」格羅滕迪克還在繼續把他的抽象推向愈發極端的界限，才剛攻克一個領域，他已在預備著擴張它的疆界。他研究的巔峰便是「動機」的概念：這是一束光，足以照映出一個數學物件的所有可能的化身。「心之心」，他是這樣稱呼位於數學宇宙中心的這個實體的，而關於它，我們所認識到的不過是它最遙遠的閃爍。
連他最親密的合作者都覺得，他走得太遠了。格羅滕迪克想用隻手抓住太陽，掘出那個能把無數沒有明顯關係的理論連結到一起的秘密的根系。有人告訴他，這是不可能做到的，與其說這是科研專案，它更像自大狂式的譫妄。亞歷山大沒有聽。他已經挖得這麼深了，他的思想已經觸及到了那個深淵。
一九六七年，他去羅馬尼亞、阿爾及利亞和越南辦了一系列的研討會。他在越南上課的一所學校後被美軍轟炸，死了兩個老師、幾十個學生。再度回到法國的時候，他已經不是原來那個人了。受周圍如火如荼的「六八運動」的影響，在巴黎大學奧賽校區的一堂大師班課上，他呼籲那一百多名學生考慮到人類所面臨的威脅，拒絕「卑鄙而危險的數學實踐」。最終結果這個星球的不是政客，他說，而是像他們一樣的科學界人士，他們正「像夢遊者一樣走向末日」。
從那天起，他不再出席任何會議，除非給他同等的時間宣講生態與和平。在講座上，他會分發他自己種的蘋果和無花果，並對科學的破壞力做出提醒：「炸燬廣島和長崎的原子不是哪個將軍用他肥膩的手指分離出來的，而是一群科學家，用的也不過是幾個方程式而已。」格羅滕迪克不由得想到，他會對這個世界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他所尋求的完全理解又會催生出什麼樣新的恐怖？人類會做出些什麼來，如果可以觸碰到心之心的話？
一九七〇年，在他的聲望、創造力和影響力全部到達頂峰之時，他辭去了他在高等科學研究所的職務，因為他聽說，研究所的經費是國防部給的。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捨棄了家庭，拋棄了朋友，遺棄了同事，逃離了這個世界。
「偉大的轉折」，格羅滕迪克是這樣稱呼他四十二歲時、徹底扭轉他人生方向的變化的。轉瞬之間，他就被時代精神所佔據了：他成天想的都是生態環境、軍工複合體，以及核擴散這些事。面對絕望的妻子，他甚至在家裡搞了個公社，同住在一個屋簷之下的有無業遊民、大學教授、嬉皮士、和平主義者、革命者、小偷、僧侶和妓女。
他開始無法容忍資產階級生活中的所有舒適的東西。他把家裡的地毯給撤了，認為那是多餘的裝飾。他開始自制衣物，用回收輪胎做涼鞋，把舊麻袋縫成長褲。他不睡床了，而是睡在了他特意從合頁上拆下來的門板上。只有在窮人、年輕人和邊緣人之中，他才會覺得舒服。他與無國籍的人為伍，和沒有自己國家的人為伍。
他對自己的財產很大方，想都不想就會把它們送給別人。而對於別人的財產，他也是一樣地慷慨。一天，他的朋友之一，智利人克里斯蒂安·馬約爾，跟妻子一起出去吃飯，回到家時，就發現大門開著，所有窗戶都開著，壁爐點了起來，暖氣被開到了最大，而格羅滕迪克正光屁股躺在浴缸裡。兩個月後，他從亞歷山大那裡收到一張三千法郎的支票，用來彌補他的開支。
雖說格羅滕迪克通常來說都很和藹可親，但也有突然暴力起來的時候。在阿維尼翁的一次和平示威中，他朝警戒線衝了過去，打翻了兩個阻擋他們行進的警察，繼而就被十幾個人用警棍給制服了，在失去意識的狀態下被拖進了局裡。而在家裡，他老婆常常會聽他用德語發表長篇獨白，說著說著就演變成了讓窗玻璃都不由得震動起來的嘶吼。緊接著的則是沉默，一連好幾天的沉默。
「搞數學就像做愛一樣。」格羅滕迪克寫道。他的性衝動完全可以和他的精神追求相匹敵。他一生引誘過許多男人和女人，他和妻子米雷耶·杜福爾生了三個孩子，而婚外還有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