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28日
親愛的納特爾:
謝謝你的來信。
你所述的關於蒂利克教授<注:"蒂利克(helmutthielicke,1908—1986),1936年至1940年在海德堡擔任神學教授,後被納粹撤職。">的事,以及你就此事的思慮,強烈地震動了我。要問一個人在多大程度上履行了自己的義務,別人有沒有權利要求他做出最後的犧牲,這不管對誰來說都是純粹個人的問題。我自己也常常面對這些問題,我的問題是這樣的:第一,在「一戰」期間,我認為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落後的觀念,我相信自己已經認清它們不再值得提倡,於是放棄了德國國籍(我反正也不是天然的德國人),這個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當的?第二,如果有現成的辦法可以救我,那麼在奸險苛酷的強權面前,要麼選擇背棄自己的信念,要麼選擇酷刑或槍決,我還能不能意志堅定,寧死不屈?這些問題我難以回答,就像你對自己的疑惑一樣,因為我沒有親身經歷那些境況,而且不管是犧牲還是放棄,我反正迫於實際情況也都做了。我們的良心是崇高的決策者,但我總覺得它其實就是上帝的聲音,它能與另一個決策者——求生欲對抗始終,無疑是我們的幸運。就你的情況,從現實理智的角度來說,1944年夏天的時候,如果打算像蒂教授一樣行事,在政治上肯定是沒有意義的。當時的實際情況只能通過行刺之類的辦法,試圖縮短戰爭,也許還能拯救幾十個城市。軍官們也試了這種做法。好了,我妻子有重要事情叫我,事關她在羅馬尼亞的唯一的姐姐的生死。<注:"為其姐姐爭取離境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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