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1941年11月或12月

親愛的艾森曼先生：

……您關於苦行僧和創造者的兩方面觀點，那些話我讀時真心感覺精彩——我也清楚，這些相反的觀點都是對的，辯論起來都有充分的理據。您談到對藝術家的看法，因為您自己在創作方面得心應手，又處於安穩的狀態，所以您對優美作品的創造者大加讚揚時，我報以熱烈的掌聲。不過我有點懷疑，您是否確實能夠想象得來，真正虔誠的宗教生活是什麼樣的。它與非宗教的生活截然不同：生活中每走一步都要依倚上帝，將上帝作為整個生活的中心，崇信與我們完全不同的另一種世界觀。適應人世、惜弱憐貧還根本不是最高原則，雖然虔誠的人生不可能沒有同情心和濟世情懷，但他們並不一定把人間的苦難看得最重，人間苦難有時也是被時代精神、被潮流決定的。

我不是特別清楚您所說的「苦行僧」是指什麼。如果把苦修作為個人的目的，可能是美好而壯烈的，就跟其他不尋常的追求一樣偉大，但是，在僧侶或修士的生活中，苦修幾乎從來沒被當成個人追求，就連西方的修士生涯也不可能被看作文化藝術生活的反面。恰恰相反，自6世紀和聖本篤以來，縱觀整個中世紀，大多數寺院不單單是修行避世的場所，而且還是文化的家園，是一切學術、音樂和教化的家園，也是看顧老弱病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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