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巴登

尊敬的小姐：

我將您的信從蒙塔諾拉帶到了巴登，我將在此療養三四周。

您不期望收到迴音，我也覺得覆信不容易，確實，我作為作家，工作的全部意義就是在「常規」和標準面前保衛並加強個人性，最難的莫過於把人們用其他形式——比如在畫裡、文學作品裡——多次表達的東西言簡意賅地複述出來了。

我完全理解您信中的不滿。不過，您信中表達的那種渴望，渴望讓自己去適應，渴望從眾、符合常規，我認為是實現不了的。人可以去找同伴，但對那些非常自我、孤獨的人來說，只能以一種司空見慣又帶有缺憾的方式去與常規生活和平相處。這樣還不如去找一些別的圈子，那些您認為有共同語言的圈子，比如詩人們、思想家們、孤獨者們。如果在別處我們找不到同伴，至少還可以有豐富的、永不枯竭的替代品，就是我們知道永遠都會有人是我們的同伴，有人與我們相近，任何時代、任何民族和語言裡，書籍裡、思想裡、藝術品裡，都有他們在表達。

努力想跟其他人一樣去過所謂「真實」又健康的生活，肯定不是全無意義。但最後這些努力會一再帶我們進入一個世界，它的各種價值和標準，我們打心底裡不認同。而我們在這中間所獲得的，又會從掌中散落。

除了思想家和詩人，還有向我們敞開的大自然，我們可以與另一個世界共振，它沒有成規，只向那些赤誠的人、懂得體察入微的人開放。那些只在週末郊遊或企業觀光中體會大自然的人，大自然對他們來說也只是個模糊的影子。

正巧，我正在分贈小禮物，現隨信附上一份。

寫得夠多了，這麼長的信已經超出我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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