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28日，蒙塔諾拉

親愛的萊因哈特先生：

謝謝您的信，再次附上舍費爾博士<注："舍費爾博士(emilschäfer)，當時一位作家。">的信，他的信讓我很難過。

您猜測可能有一些機構是專門負責處理類似事務的，可惜並不存在這樣的機構。這些事堆積了好幾千件，有一些我很熟悉，跟您的被保護人的事一樣棘手，但說到能管這些事的機構，卻是沒有的。時時會遇到無計可施的情況，這時頂多只能通過瑞士聯邦給走投無路的事主搞到一本無國籍護照。

舍費爾博士擔心，如果他到維也納去，就會被蓋世太保逮捕，這可能有點過慮了；雖然沒有人能絕對安全，但我認識不少在奧地利生活的作家，他們更有理由產生同樣的憂慮，到現在卻還活得好好的。

除此之外，我們這位不幸的同行的訴苦卻都是很有道理的。我認識的一些人跟他今日境況相似，有些人的境遇甚至還糟得多，因為沒有人幫助他們。這些人沒有證件，衣食不周地在一個國家滯留數月，直到被驅逐出境，又得在這個國家的邊境上被逮捕。流亡者們自1933年以來從布拉格到巴塞羅那顛沛流離，間以長時間的拘押——這些畢竟還都是年輕人，還能頂風冒險，承受隨時可能陷入困苦的生活。對年事已高的人來說，比如舍費爾，這幾乎能讓人心如死灰。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都不知道能對他說些什麼，只能說「於無望之地隨遇而安吧，像其他人一樣能做什麼就做什麼，淡然等待，看你護照到期後他們能拿你怎麼樣。就讓警察把你送到邊境，再讓鄰國警察送回來，把這些事留給那些腦子已經瘋掉的掌權者們吧，看他們能怎麼處置你。目前你至少還有一個好心人資助，能讓你免受饑饉，就先安於這一點吧。先別打算著自殺，要是事情真到了絕無可忍的地步，再打算也不遲」。

這些話說出來讓人噁心，可現在就是這樣。誰在瑞士或者駐匈牙利大使館有熟人，也許能在那裡為舍費爾先生說項，能給他出出主意，在他困難的時候幫幫他——但一條正常的、合法的援助途徑卻是沒有的。

現在單是在瑞士就有好幾十人，幾周前收到儘快離境的命令，其中有不少我的同行，還有些是有名望的。他們的罪過，就是他們作為奧地利人，出於各種合理的原因不肯或不能將護照改換成德意志帝國的。連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人，都不會比我們的聯邦警察更快、更聽話地執行命令。在我這兒，我能給很多人減輕一點擔子，我向涉外警察部門為他們說情，或者我以個人名義擔保他們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直的、沒有瑕疵的人。過去的幾個星期，我幾乎沒有一天不在操心這些事。只可惜我完全不知道您想保護的那些人所在的地方或國家，哪些官員或哪部法規主管他們的事。比如說我以前在維也納有過一位出版商，可出版社現在已經被納粹竊取，我的一本新書在這家出版社，所以這書不再屬於我。以前我在德國（柏林）出版的書，帶來的收入忽然也不再屬於我了，而是屬於第三帝國，或者跟它差不多的別的匪幫。這就是現今世界的國家和政治。

不久前我不得不請求羅曼·曼蘭，在斯大林那兒為幾個一年前被秘密警察帶走的人（包括幾個有名望的人）出出力。他沮喪地回覆說，他自己也有親近的朋友生活在蘇聯，也這樣消失了，他給斯大林寫的所有信件和電報都收不到一絲迴音。國家與思想之間的聯絡斷掉了，到處都一樣。……

目前，除了我自己的麻煩之外，我的精力都用來想法把幾個親近的人從奧地利弄出來，其中有人境況危險。一切都進行得很麻煩、很緩慢，人就像在黏膠裡邁步，因為一切都得費盡周折，通過牽強的暗示才能達成一致。不論怎樣，我們還是希望不久就能在這裡見到其中一人，並幫他安排下一步。我的一位年輕朋友，一位困在瑞典的女士，千方百計想在護照到期之前能收買一個男人與她假結婚，這樣她才能獲得瑞典國籍，當然應招的都是些坑蒙拐騙之輩。我們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已經變成了這麼個癲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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