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初

親愛的韋爾蒂博士夫人：

您的猜想是對的！我們不久前又回到蘇黎世了。皮膚曬成褐色，人也精神多了。只是回來後，空氣潮溼，天色陰暗，我的睡眠和眼睛都受到影響，頭也開始疼。

醫生對我眼睛的診斷，我並不會重視，不用醫生說，我通過多年的感覺，也知道我的眼睛很危險，我也不會因此被嚇壞，如同我對痊癒的希望不抱樂觀的幻想一樣。那麼，您就不用擔心醫生的威脅對我產生太大的影響了。

那本薄薄的歌德詩集給了我許多欣喜。這是我在巴登療養三個星期的工作成果。三個星期裡，我每天都開啟《歌德全集》，把精選出來的美麗詩句記錄在小紙條上，然後逐漸三遍、四遍、五遍地讀著，刪除掉一些，有的打上問號，直到選集完成。

現在在蘇黎世，我得向我生命中一個階段以及習慣告別了。在蒙塔諾拉度過四個嚴酷的飢寒交迫的年頭後，自從1923年起，每個冬天我都在外地度過，先是在巴塞爾，接著在蘇黎世，有朋友和音樂陪伴，我用心工作，從《荒原狼》到《戈德蒙》，都是在這兩個地方的房間裡完成的。如今，我得放棄並騰空這避難所。4月初，我們將會去提契諾，全年住在那兒。

德國的現狀帶給我極大的憂慮和痛苦。對我自己的直接影響這會兒還不太深，雖然相當干擾，比如我那點儲蓄又會丟失、我的麵包籃子又會空，因為如今我有了家室，即使節儉度日，所需要的也比以前多了。但是如果法西斯政權真的上臺或者進行某種實驗，那麼我在精神上又將遭受排斥，承受孤獨而無影響力了，如同「一戰」那四年一樣。可惜，德國1918年至1919年只有少數理想主義者參與了不成功的革命，今天他們被所有的繼承人如魔鬼般避開，沒有人願意承認曾經參與革命，也不想與它有關。革命將會更加深入、更加血腥，如果它，以及所有戰爭的教訓不是徒然的話。

跟托馬斯·曼一家一起度假非常美好，更好的是與莫里哀一起的幾次滑雪。

問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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