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7月4日

親愛的馬魯拉：

……我這兩年來所寫的東西如今逐漸出版了。我收到許多信件，覺得很失望，也覺得毫無意義，那些人總在談論我已經遠離而且放下的東西。好多德國大學生寫了關於查拉圖斯特拉的信，他們責備我不理解無比偉大的俾斯麥。有件比較高興的事，最近一期的週報《維蘭德》印了我的一些畫作。這是對蘇黎世的小小彌補。蘇黎世的畫家認為我不屬於畫家行當而拒絕了我的展出。

我還有一本你不知道的書，寫於1917年，後來用筆名出版，得到青年人的強烈關注，也再版了數次。如今評論界拿著筆名大做文章，我的真名恐怕是要透露出來了。

我妻子對於我提出的離婚建議兩個月來一直不予回覆，自從她逃出門德里西奧之後，也不讓我知道她到底在哪兒。十四天前，她讓一位巴塞爾的律師寄來一封信，說明可以同意離婚，不過提出了我目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各種財產要求。我讓我的律師回了一封信，儘可能迎合她的意願。可是幾天後，米婭突然自己上門來找我，說海納身體不好，她很想他，她用眼淚和想象讓我同意。現在她經常寫信來，目的就在於此。我告訴她，她到處說我壞話，彷彿我是個罪犯，她用上法庭來威脅我，只讓律師跟我聯絡，她如此行事，怎麼還能來找我。她則似乎忘記了她對我所做的一切。總之，他要海納，至少要把海納帶在身邊一段日子，而我不答應，所以，我這兒又弄得一團糟了。自從她鬧事以後，我既沒有胃口吃東西，也沒有寫作的可能。我生日那天下午，就在盧加諾的律師那兒度過的……

你的來信讓我回憶起母親的許多事，她是個多麼了不起的人啊！可惜唯有一件事——她寫過一封信，用過分古板的觀點和道德說教討論我少年時最初寫的詩集，那是我少年時代最為沮喪、最為可恥的經歷。如果她讀到我如今寫的《克萊因與華格納》，並且得知，是她那時對我的道德說教促使我走上今天這條路！還好，她不用看到這本書。她可親的形象是我生命中最好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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