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伊斯幾乎立刻就被正典化了，伍爾夫則被排除在正典之外，或者說過了幾十年才被勉為其難地、帶有保留地承認。《到燈塔去》中精妙且有效的敘事技巧與手段，對此後小說創作的影響是否遠遠超過《尤利西斯》這樣一座後無來者的豐碑，這是值得爭議的問題。喬伊斯選擇了「寂靜、放逐、狡黠」，選擇了一種隱居生活，不對自己的寫作和事業之外的任何事負責。伍爾夫則在自己的國家裡，與一群在智力、性和政治方面都高度活躍的人組成的了不起的圈子交往密切，終其一生都在瞭解、閱讀、評論並出版其他作家的作品。喬伊斯才是那個脆弱的人，伍爾夫則是強健的那位；喬伊斯才是小圈子的關注物件，是一個意外，伍爾夫則始終在對二十世紀長篇小說產生豐富影響，並在其中佔據中心地位。
然而制定文學正典的人們最不想讓一個女人獲得的就是中心地位。女人必須被留在邊緣。
即便一位女作家被承認是一流的藝術家，排除的技巧也依然在運作。簡·奧斯汀得到廣泛承認，然而她更多被認為是獨特的、不可模仿的，是一個美妙的意外，而不是一個榜樣。她不會消失，卻也不會被完全納入正典。
貶斥、不作為和例外化貫穿一位作家的一生，併為她死去之後的消失做好準備。
消抹
我是在阿根廷人所使用的意義上來使用「消抹」這個詞的，並且完全清楚它所暗含的意味。
在所有這些或粗魯或愚鈍的削減女性寫作的技巧中，消抹是最為有效的。當她沉默且無力時，抱成一團的男性便迅速關閉上升通道，令外來者無法進入。女性間的團結或正義本能很少能夠有力量強迫通道重新開啟，如果這種努力成功了，就必須永無止境地繼續下去，因為男性會毫不費力地不斷將其重新關閉。
我曾經寫過兩個令我特別耿耿於懷的消抹案例：伊麗莎白·蓋斯凱爾和瑪格麗特·奧利芬特。兩位作家直到現在依然被習慣性地稱作「蓋斯凱爾夫人」和「奧利芬特夫人」，這個頭銜意味著她們的性別與社會身份。（我們不會說「狄更斯先生」或「特羅洛普先生」。）蓋斯凱爾和奧利芬特生前都已經廣為人知，受歡迎，受尊重，受到嚴肅對待。但死去後，她們便迅速被消抹。蓋斯凱爾的作品被縮減到只剩下「甜美的」《克蘭福德》。研究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歷史學家依舊將她的小說當作歷史文獻來讀，正如他們讀狄更斯一樣，然而在文學正典的創造者那裡這點卻不值一提。奧利芬特的作品則被徹底遺忘，只剩下一部《馬喬裡班克斯小姐》（missmarjoribanks），這不是她最好的作品，會被文學史家提到，卻不會重印。
對於她們的輕視是不公平的，令人心痛的同時也是一種浪費。維多利亞時代的優秀小說家並不太多，我們卻要拋棄其中兩位，僅僅因為她們不是男人。不然還有什麼原因能解釋她們作品的消失呢？蓋斯凱爾如今極大程度上重新為人所知，這要感謝女性主義者和電影。奧利芬特卻依舊寂寂無名。為什麼呢？她與特羅洛普有很多相似之處。她們的侷限都很明顯，卻並非致命。她們都一直在寫消遣性小說，對人物的心理都極富洞察力，也可以當作引人入勝的社會文獻來讀。然而只有奧利芬特的作品消失了。特羅洛普改變風格之後變得過時，但是「二戰」期間，思念家鄉的不列顛人在他的書中找到了屬於昔日的想象中的確定性，於是他重獲新生。然而卻沒有人記得奧利芬特，沒有人讓她重獲新生，直到1970年代，女性主義批評與出版商團結一致，才至少暫時地將她的一些書搶救回來。
我所知道的一個最直接的女性作家被消抹的案例，發生在華萊士·斯泰格納與瑪麗·哈洛克·福特之間。前者在自己的小說《安息角》中，使用了來自後者自傳《遙遠西部的一位維多利亞淑女》（avictoriangentlewomaninthefarwest）中的背景、人物和故事，甚至標題都來自後者中的一句話。
斯泰格納貶低了他從福特那裡偷來的人物，將其塑造為一位不忠的妻子，因為粗心而弄死了自己的孩子。對於福特自傳中講述的真實的人物關係，對於女兒死去的方式，對於母親深沉的悲痛，斯泰格納的寫作都是一種殘酷的拙劣模仿。福特對於人物和風景的把握在斯泰格納的整本書中都變得粗糙和廉價。
斯泰格納沒有在任何地方提到福特或者她的書，刻意隱瞞了她是一位發表了自己作品的作家這一事實。關於他作品來源的唯一線索是致謝中的一句話，其中感謝了他的幾位朋友，福特的後代，「感謝他們將自己的祖母借給我」。
祖母比寫作的女人要容易對付得多。祖母甚至不配擁有姓名。
當然藝術家會不斷從別人那裡借鑑一些東西，但斯泰格納所做的不是借鑑，而是強佔。我會把這種行為叫作剽竊。顯然對他來說，福特的作品完全沒有屬於自己的著作權，而僅僅是可以為他所用的原材料。作為男人，作為受尊敬的小說家，作為斯坦福教授，他可以隨意取用。對他來說，福特本身不存在，她只是為他所用的一件物品。
搶掠別人的墳墓，只要不提被拋下的墓主就好。
許多人讀過瑪麗·福特的書後，都認為它比斯泰格納寫得更好。她的故事基於從她自己的生活中精選出的事件，其敘述兼顧情緒控制與準確性。她從生活而不是二手資料中提取出那些先驅者、工程師與西部風光。斯泰格納對背景、情緒和人物進行了感傷化和庸常化處理。然而他是一位著名男作家，並將這個角色發揮到了極致。他做到了。他因為這本書而獲得普利策獎。他的作品不斷重印，不斷得到讚揚和研究。
瑪麗·福特是一位女作家，知名度一般，且淡泊名利。她的書消失了。被消抹了。儘管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中的女性團結足以令其在長達一個世紀的忽視之後得到重印，但又有誰知道它？誰在讀它？誰在教它？
誰會在乎它？
我現在想到一位過世不久的女作家，恐怕她正是極易被消抹的一位：一位極具獨創性和力量的說書人、詩人，格蕾絲·佩裡（gracepaley）。佩裡的問題在於她是那麼獨一無二，千真萬確。她的出類拔萃當然並非「僥倖」，但正如眾多女作家一樣，她不屬於那些被男性中心的文學圈所認可的小說或詩歌流派。
同時，她也不像眾多男作家一樣，對自我的擴張那麼在意。她是有抱負的，可以說是雄心勃勃，但她關切的卻是那個時代社會公正的進步。
如果那些女性批評家，女性主義作家，公正的學者、教師和文學愛好者不分外留意，持續努力，讓佩裡的作品保持可見，被研究、談論、閱讀和重印，那麼用不了幾年，那些作品就會悄無聲息地進入故紙堆。它們終將絕版，被遺忘，儘管與此同時，另一些二流作家的作品卻會長盛不衰，僅僅因為作者是男性。
不能這樣下去。我們真的不能讓那些優秀作家繼續被消抹，被埋葬，僅僅因為她們不是男性；不能讓那些本該壽終正寢的作家，那些文學批評和文學課中的殭屍一次次復活，僅僅因為他們不是女性。
我不是什麼美人，但我不會讓自己的墓碑寫上「她樣貌平凡」。我是一位祖母，但不會讓自己的墓碑寫上「某某的祖母」。如果我有一塊墓碑，我希望上面寫著我的名字。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在書上的名字不是根據作者的性別被評價，而是根據寫作的質量和作品的價值。
寫作於2011年，此前未發表過
enheduanna，人類歷史上第一位署名作者，生活於西元前23世紀的蘇美爾城邦烏爾，是供奉女神伊南娜和月神南納的高階女祭司，創作了《蘇美爾神廟讚美詩集》（sumeriantemplehymns）等作品。
1976年到1983年的「骯髒戰爭」期間，超過兩萬阿根廷人被阿根廷軍事政府秘密拘留、折磨和殺害，這些人被稱作「消失者」（thedisappeared）。此處意在強調，看似中性的「消失」掩蓋了施行暴力的主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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