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從閱讀非虛構作品中獲得像閱讀詩歌與故事那樣多的樂趣。我能夠欣賞一篇優秀的散文，但引導我讀下去的與其說是思想，不如說是故事，並且這思想越抽象，對我來說越難以理解。哲學在我頭腦中僅僅以寓言的形式存在，那裡沒有邏輯的容身之處。不過，我倒是能很好地理解語法，那對我來說相當於語言的邏輯。所以我想，正是自己頭腦的侷限造成我在數學、象棋，甚至西洋棋，或許還有音準方面都很糟糕。彷彿在我頭腦中有一堵防火牆，阻止任何想法以數字和影像的面貌進入，只允許文字通過，哪怕是抽象的文字也不行，比如「罪惡」或「創造力」。對於它們我就是無法理解。而無法理解令我厭煩。
因此，我閱讀的非虛構作品以敘事性為主——傳記、史記、遊記，以及以描述為主的科學讀物：地理學、宇宙學、自然史、人類學、心理學，諸如此類，越具體越好。除了敘事性之外，寫作的質量對我來說同樣至關重要。不管這樣說是否公正，我相信粗糙拙劣的文風意味著思想的貧乏或不完整。在我看來，達爾文的精準、廣博與知性都直接反映在他清晰、有力且生動的寫作中，反映在文字之美中。
這意味著我為自己在非虛構寫作方面定下了一個極高的標準。如果我寫的非虛構作品不是敘事性的，就會變成一樁苦差，連我自己都很難評判到底寫得是好是壞。寫小說或者詩歌對我來說是種本能。我寫，我想寫，我在寫中自得其樂，像舞者跳舞，像樹木生長。故事或詩歌從我的全部自我中噴薄而出。因此我毫無疑問能夠評判作品的準確、誠實與質量。然而，寫演講稿或散文卻往往更像是做家庭作業。人們將根據風格和內容為其打分，這樣做並不錯。沒有人比我更瞭解我的故事在講什麼，但我的散文卻有可能被那些遠比我更瞭解我在說什麼的人評判。
幸運的是，在學習法國及其他拉丁語系文學的過程中，我在學術和批評雜文寫作方面得到了良好訓練，這多少給了我一些信心。不幸的是，我在玩弄詞藻方面也頗有點天賦——倒不是靠天花亂墜的資料來掩蓋真相顛倒黑白，而是過分依賴華章美句來包裝不成熟的觀點，使其乍看之下足以令人折服。說到底，流暢的文風未必依賴於思想的縝密，相反，它可以抹平知識中的裂隙，隱藏觀點中的漏洞。在我進行非虛構寫作時，必須非常小心，不能放任詞句自行其是，帶領我輕柔、歡快地遠離事實，遠離觀點之間的縝密銜接，前往小說與詩歌的故土，在那裡，事實的表述和思想的串聯都以完全不同於非虛構寫作的方式進行。
當我年歲漸長，精力逐漸消逝，我開始降低外出旅行演講的頻次，縮小活動範圍，也越來越少地選擇大的演講或雜文題目，那會耗去我幾周甚至幾個月時間做研究、做計劃、寫作，以及重寫。因此這本書中收錄的演講稿和雜文數目不像我先前的非虛構文集中那樣多，而是收錄了相對更多的書評。
一篇書評通常很短，不足一千個單詞，主題上也天然受限。它對描述有一定要求，但為發表意見留下了很大空間——雖說這就要看評論者的良心了。書評是一種有趣且要求頗高的寫作形式。在一篇書評中可以談到許多書之外的東西，關於文學或其他。
我喜歡寫書評，除非我不喜歡自己評論的書。當我讀書評時，自然最好的書評會讓我直接去書店買書，但我也欣賞那些文采出眾且正中要害的惡評。閱讀一篇槍斃壞書的評論，那種快感令人問心無愧。然而對我來說，寫一篇惡評的快感卻也同時摻雜著各種愧疚，對作者的兔死狐悲，對羞愧所帶來快感的羞愧……與此同時，在我嘗試理解作者所作的努力，並且不對自己批評的無懈可擊抱任何幻想的情況下，我也無法選擇寬恕劣作。正因為如此，這本書裡唯一一篇真正的惡評給我帶來了很大問題。我對書的作者相當敬重，但這本書在我看來卻也相當糟。我不知道要如何評論，只能求助於我的朋友，作家莫莉·格羅斯。怎麼辦？她的建議是隻簡述情節。這是一個極妙的方案，做足表面功夫，也解決了問題。
至於寫雜文或演講稿需要些什麼，需要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研究，思考、反覆思考，這一點當然因主題而異。這本書中最長的文章之一，《住在一件藝術品中》，並不像其他大部分文章那樣是為了公眾演講或者期刊組稿而寫（儘管後來也很開心地發表在了《悖論》雜誌上）。《住在一件藝術品中》是我發自內心想寫的東西，正像e.m.福斯特筆下那位老太太所說：「如果我沒看到自己說了什麼，怎麼會知道自己是怎麼想的？」寫這篇文章並不需要太多研究工作，並且一旦開始動筆我便樂在其中。寫故事的時候，我會將散文體當作一種直接的思維方法或形式，一種探索，一次直到落筆才看清方向的發現之旅，而不是講述自己已經知道或相信的東西，不是裝載資訊的工具，對我來說這才是用散文體寫作的正途。在這個意義上，《住在一件藝術品中》或許是所有這些文章中我最喜歡的一篇。
經常有人叫我發言，我也能說上兩句，但很少會覺得這種事做起來很輕鬆，或是有什麼特別的樂趣。本書中最短的文章之一，是我獲得201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時的演講。那一年六月我得知自己被授予這一殊榮，需要去紐約領獎，並發表一場不超過七分鐘的獲獎演說。我懷揣著猶豫接受了。從六月到十一月，我一直在推敲這篇小小的演講稿，反覆構思，反覆起草，焦慮不安，一遍又一遍。即便是創作詩歌，我也從未如此曠日費時、盡心盡力，如此吃不準自己要說的對不對，應不應該。同時，在演講稿中冒犯那些為我出書、給我頒獎的人，也讓我良心不安，覺得自己未免忘恩負義。我算什麼人，竟要在出版商一年一度的行業盛會上去敗壞他們的雅興？
嗯，事實上，我就是這樣的人，也確實這麼做了。
自初中畢業典禮後，我就再也沒有為一次演講而如此緊張。我也從沒有得到如此意料之外的聽眾反應（儘管來自亞馬遜的那桌來賓報之以沉默，正如我所料）。演講內容隨後在網上病毒式傳播，令我獲得安迪·沃霍爾所說的十五分鐘明星待遇，這一點令人鼓舞：的確有人在乎書籍，他們之中的確有人擔心資本主義。至於這次演講的長期效益如何，這是另一個問題。但至少最終我感覺到，為了在六分多鐘裡把要說的話準確說出來，花費整整六個月去準備是值得的。
這讓我相信，過去的生命沒有虛度，所做的事都值得為此花費時間。或許很多人都覺得我的兩項主業互不相容：其一是做一位美國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妻子/家庭主婦/三個孩子的母親，其二是當作家。我並不想說同時做兩件事是容易的，但當這段生命進入暮年之時，我可以告訴你們，二者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衝突，卻並非水火不容。幾乎不需要放棄什麼，也不曾為藝術犧牲生活或為生活犧牲藝術。恰恰相反，二者相互支撐，互為裨益，以至於如今回顧，會覺得它們對我而言本就是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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