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不跟你對視的眯縫眼，政權更替後時髦起來的反對姿態（不過，拉基與共產主義沒有半分關係），兼有當代城裡話、方言和文言（就像是祖父和孫子用同一張嘴說話）的大雜燴，一貫刻意的稱呼盧齊奇夫人——這些都讓我隱隱作嘔，就像是厄運的徵兆。

我沒有出門，而是上樓敲開了塞斯的門。屋裡只有他自己。

「快進來，塔尼婭。見到你真好。我正要找你呢。」

自從我那天晚上登門之後，他和伊內絲誰都沒想到要找我。實際上，我給他們打過一兩次電話，每次都是伊內絲熱情地打發了我，說他們太忙了，一點空都沒有，他們一直念著我，一直聽學生誇獎我，遲早要聚一聚，好好聊一聊。明明是好話，她說起來就令人反胃。

塞斯向我解釋說，儘管他本學期收到了我的學生的正面評價報告（他指的是字面意義上的報告，還是客套話？），但他九月份不能再聘用我了，因為經費不足。過去幾年來，荷蘭教育部一直在削減高等教育預算，在找到設立克羅埃西亞語言與文學職位的經費之前——他正在盡力找經費——他會讓伊內絲志願代課。她確實要做出犧牲，但為了讓專案開下去，這是僅有的辦法。系裡的日子不好過：就連讀主力專業俄語專業的人都少了。他不能請我無償工作。不，他了解我的情況，做夢都不會讓我白乾；他不想剝削我。他肯定我會找到工作的。畢竟，我有博士學位，有教學經驗，還有「一顆大心」。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斯拉夫人天生會教書，不是嗎？」他替伊內絲帶了好，她說很抱歉沒能跟我再見面。她剛剛帶著孩子去科爾丘拉島了，他馬上也要走了，打完分就走。我過幾天要找安妮卡辦公寓的手續：還鑰匙，退押金之類的。

塞斯的話裡透著真誠，絲毫聽不出惡意。當然，他沒有問我離開阿姆斯特丹以後去哪裡——謹慎的人不會問給自己找事兒的問題——但在他長篇大論的整個過程裡，我腦子裡只想著一件事。

「塞斯，」我在驚慌中打斷了他，「我的簽證快到期了。」

「我不知道我能幫什麼忙。」

「你可以以系主任的身份寫一封信，說我明年還在這裡教課。」

「這不太妥當吧。我擔不起這個風險。」

「當局才不關心真相呢，他們只關心檔案。完全沒有風險。」

「我不知道……」

「我明天過來拿信，」我用幾乎聽不清的聲音說道，「你可以放在安妮卡那裡。」

離開辦公室時，我堅信那封信明天會等著我去拿，系公章等一應俱全。接著，我快步下樓，走進街對面的咖啡館。我進衛生間時差點兒就憋不住了。我這輩子從沒有這麼難受地嘔吐過。

我後來捫心自問：我為何非要那封信，為何要為了一封信折腰？既然無事可幹，延籤又有什麼用？我在其他人身上見到過僑民狂熱病——比如戈蘭——但我以為自己是免疫的。他們成天談論檔案，願意為了合格的檔案做任何事。然後呢？「然後我們走著瞧。」我會看到他們的表情發生一連串快速的更替，或者露出兼具狡黠、優越感和恐懼的表情；我會看著他們緊張的、可悲的、類似於罪犯的樣子，唸叨著最後一個可以鑽進去的老鼠洞。我見過熱火朝天的討論因一道絕望的陰影落下而突然停止，但他們一下子又會走出來，繼續談話，和之前同樣熱烈。

我不是流亡者。我口袋裡裝著護照。我為什麼要在塞斯面前屈膝，更不用說還有伊內絲，她肯定馬上就會知道這件事。（「我的意思是，我們已經儘可能幫她了。人終究要靠自己。人在國外，事情就不那麼清晰……」）伊內絲啊！甜美又隨和，優雅有風度，一身奧匈帝國式的魅力，克羅埃西亞的軟沙文主義，南歐的熱情，揚揚自得地住在擺滿戰利品的房子裡，來自第一次婚姻的戰利品（「一點讓荷蘭人明白我們不是乞丐的東西，你知道我什麼意思吧？」）。他們以為自己生活在堅固的資產階級掩體裡，而在我看來，他們是在浮冰上努力保持平衡，一邊把祖母的銀器取下來，一邊要永遠保持微笑，嘴巴永遠在唸叨。銀器和素人畫作是他們抵抗命運，抵抗邪惡的僅有的武器：它們是確實的標誌，代表他們屬於一個不會受到傷害的階層。至於我，我會找到工作的。我有博士學位和斯拉夫人的大心。斯拉夫人天生會教書，不是嗎？我有簽證，桌子上還有幾塊麵包，那然後呢？然後我們走著瞧……

稍微平靜下來，我才意識到塞斯沒有做任何承諾。他無可指摘。我沒有資源，內部的、外部的都沒有。我是脆弱的，等著別人的救濟。任何人都可以把我撿起來，讓我仰面朝天，對我為所欲為，給我留下淤青與傷痕。因此，我才輕易聽信了伊內絲的話，陷入了她的甜言蜜語。她的罪責不比塞斯更多。我已經失去了人格。我戴上了用來抵禦侵害的面具，面具已經和我的臉融為一體，深入了我的身體。我不再是自己了。

走出咖啡館的時候，我從伊戈爾身旁經過。他還是平常的樣子：戴著耳機看書。他沒有注意到我。我突然想起了在柏林當保姆時的美國東家，他們總是把我介紹給自己的朋友。「這是塔尼婭，我家的保姆。前南斯拉夫來的。塔尼婭特別會照顧孩子。她對小孩確實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