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我也說不清由來的事。我有時會發現自己停在街道中間，因為我忘了要去哪裡。我只是站在那裡，就像一個玩定身遊戲的孩子，只要動一下就算輸。「你動了！」我感到困惑的原因或許是，我去哪裡其實都沒什麼關係，我完全可能站在另一座城市的街道上，我來到這座城市純屬偶然，說到底，做到底，萬物皆偶然。我們許多人落到了過去做夢都沒想到能看見，更別提會居住的地方。每天都可能這樣，彷彿睡著在一個城市，醒來在另一個。

有時，我的睡眠會被一種壓迫性卻不可描述的疼痛打斷，一種無痛的疼痛。我會下床，走進浴室，開啟燈，放一會兒水，嚥下幾小口，試著平息似乎已陪伴我多年的乾渴感。接著，我會把頭靠在藥櫃的鏡子上，看著呼吸的霧氣緩緩在鏡面散開。

「我的傷啊。我的心啊。秋天來了，我也痛了。我好痛，我好傷，我的傷口在潰爛……」在我的國家，傷口是我們的親屬，是我們的兒女，是我們的愛人。傷就是愛，愛就是痛。戈蘭和我在柏林街頭聽到過極速民謠《我的傷啊》。街頭小販把廉價磁帶拿給我們看，封面上用德語寫著ach,meinewunde。戈蘭交錢時笑著對我說：「我們國家最熱門的出口商品就是傷痕。」

「德國啊，我不認識的人啊，我把愛人獻給你，我把兄弟獻給你。」他們哀號著，就像幾十年來的民工、難民、僑民、流亡者、客籍勞工、冒險家、騙子、惡棍、逃兵，他們哀號，他們跪在地上，他們悲鳴……「澳大利亞啊，我不認識的人啊」，「美國啊，我不認識的人啊」，「加拿大啊，我不認識的人啊」。

我從來不是很理解那些廉價的愛國短片——半是旅行宣傳片，半是政治宣傳片——片中膚色黝黑、嘴唇上方留著小鬍子的男人剛剛從外國歸來，身在異鄉，心中的祖國卻如磁石一般。兩隻手各拿著滿滿當當的行李箱，多毛的胸膛上掛著金鍊子和十字架，翻山越谷，只為回到生養他的村莊，那裡有身穿黑衣、長著小鬍子的老母親在漆黑的火爐旁等著他。「我的祖——國！我的故——土！」我的同胞大聲唱道，凝視著美麗的遠方；他們凝視的美麗之物通常只有遠方。沒準兒所有僑民都是不得不一直拍肥皂劇的性格演員；或許流亡題材本身限制了他們開拓戲路和氣質的空間。

每當我發現自己陷入了遊子式的失憶中，我就會搜腸刮肚地思考：假如情況不是現實中這樣，那會發生什麼？出於營造溫暖環境的希望，我會把認識的人打亂後混起來，好像洗牌似的。我會想戈蘭和他的hito擁抱在一起。他們有著規律的睡眠，像兩隻勺子一樣躺在一塊。他呻吟了一聲，她醒了。「怎麼啦？」她問道。呻吟聲停止了；呼吸恢復了正常；hito接著睡了。我會想到戈蘭的母親去廚房喝牛奶。她從一個寫著丹麥曲奇的罐子裡取出一塊餅乾，然後改了主意，又拿出兩塊。然後又一塊。她把餅乾泡在牛奶裡，然後用一根手指順著攪動，然後用勺子吃了下去。甜味的餅乾泡奶讓她平靜了下來。「我真不懂。我嘴就是閒不住，」她嘆息道，「尤其是夜裡。」我會想到自己在母親家客房的床上蜷著睡覺，聽到了拖鞋窸窣的聲音，門蹭地的聲音，尿滴在馬桶裡的聲音：廁所在我的房間旁邊，我媽在裡面小便。接著，聲音停了，她又窸窸窣窣地回床上了。入睡時，她會裝點自己的過去，好像那是一個復活節彩蛋。故意地，得意地。

只有在這些時候，醒著躺在阿姆斯特丹的地洞裡的我才能看清自己。我看到自己提上牛仔褲，在睡衣外面披上夾克衫，從地下室出去。我試著深呼吸，但空氣像棉花糖一樣粘稠溫熱。街道上颳著亞熱帶那種醉人的風。旁邊的一棵樹上掛著兩個塑膠袋，發出噼啪的響聲，在黑暗中發著暗淡的光，彷彿在傳遞另一個世界的訊息。

我看到了一個同胞，一個行跡詭異的矮胖女人，後面跟著一個高個兒白髮女人。老婦走路要拄拐。「走呀，媽。」年輕些的女人命令道，聲音尖利得像針一樣。我們的人都認識這個女人。「她是個天才。」他們說。她有時裝成長滿瘤子的人，有時裝成八個半月的孕婦，有時像今天這樣，裝成一個瘸腿的老奶奶，但她身邊總跟著一個影子似的男人，他怒目而視，身穿短夾克，雙手深深地插進衣服的口袋。他們說，只要我們的人想買，她什麼都能偷來：衣服、珠寶、錄影機……「走呀，媽，」她嘟囔道，「快走呀。」

一個喝醉的年輕英國女人拉著我的袖子問：「有火嗎？」

「不好意思。」我說。

「去你媽的！」她回了一句，然後蹣跚著走了。

我站在一家文身工作室門前。店關了，不過櫥窗裡的電視還在播放紀錄片。「我開始做文身是為了瞭解疼痛的含義，」一名日本小夥子說著轉過身，把滿背的文身對著鏡頭，「每個圖案都是疼痛的紀念。」另一名渾身文身的日本小夥子狠狠地點頭道：「沒有疼痛，哪來的收穫。」

街角運河中的水顯出濃厚的黑色，發著不祥的光。突然間，一隻白天鵝從黑暗中出現然後定住，像鬼一樣。就在這時，櫥窗裡的電視關了，螢幕變為空白。我又在那裡站了一會兒。樹枝上的塑膠袋仍然在噼啪作響，像孩子玩的風箏。亞熱帶似的風舔著我的臉。汗液順著脊背流下。「你動了！」接著，我躥回了自己的地洞，像一隻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