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維娜正著背，反著背都不幹。我就讓她大聲朗讀，她胡亂唸了一通。我又讓她反過來唸，這次她只是悵然若失地站在那裡。痛苦的羞辱。最後，伊戈爾挺身而出，漂亮地幫她解了圍。
「謝謝你，伊戈爾，」我說道，「奈維娜，你什麼時候吃透這首詩，什麼時候再回來上課。」
奈維娜收拾好東西，從牙縫裡說了句：「賤人！」然後大步走出教室。我記得她摔門的時候哭了。我為她感到難過，但已經晚了。我也是騎虎難下。
我能感覺到不滿情緒在滋長。每次進教室都能感覺到，情緒幾乎有了實體，室內溫度好像都變低了。有的時候，它似乎充滿了整個房間，都要溢位去了，窗子都咯噔咯噔響。然而，他們沒有說一句話。我一直在想：他們什麼時候會揭竿而起呢？至少會有人站到我面前，質問我所欲何為吧？但是，他們沒有說一句話。只有伊戈爾似乎不為所動。他直勾勾地盯著我，好像看穿了我的靈魂。他脖子上一直掛著耳機，不時會戴上聽歌。
「把隨身聽給我關了，伊戈爾。這是上課，不是搖滾音樂會。」
「音樂會上我才不用隨身聽。」
「你能聽見我說話嗎，你……」
「沒事，你講你的，我聽我的，不妨礙。」
「走著瞧，」我說，「看考試的時候。」
太折磨人了。我一直在說並非我本意的話。我恨我自己。我堅持這樣做，是因為一個想法纏繞著我：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去找了塞斯，把上學期的課堂情況和盤托出。
然而，隨著「新政權」按部就班步入正軌，我的恨意也漸漸消退，真正的授課開始讓我感到了快樂。學生們也有回應。梅麗哈很用功，伊戈爾次次都來，安娜把我說的每一句話都記了下來，而約翰內克積極得有點過頭，我一度以為她就是告密分子。但是，此時課堂人也少了，只剩下他們幾個：奈維娜再也沒回來，馬里奧、塞利姆、波班、達爾科一個個也都不來了。
文學史之旅頗為順遂。穿行於時代、流派、作者、作品之間產生了一種麻醉效果。課程最後的主題是迴歸。迴歸還是留下，他們都不知道。但是，他們都感覺自己在這裡是暫時的，同時精力都集中到了搞定證件上。他們以為，一旦拿到證件就可以下決心了。祖國仍然在他們心底某處閃著光，或許是出口燈箱的光吧。
現在我又在收拾學生們的手提箱了，跟上個學期只有一個區別：裡面沒有走私品了。我在幫他們熟悉自己的文學大家庭，他們的先輩。我選取的文本起到了英雄傳的角色，只不過傳主是虛構的。敘事多從第三人稱開始，以第一人稱結束，比如主角的日記或致友人的信。雖然這些主角都是土生土長，他們全都與少年維特和恰爾德·哈洛爾德有著某種家族相似，克羅埃西亞作品裡尤甚。更不消說評論家所謂的俄國多餘人形象了，比如格里博耶多夫的查特斯基、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萊蒙托夫的畢巧林、屠格涅夫的羅亭和拉弗列茨基，基爾薩諾夫和巴扎羅夫、岡察洛夫的奧勃洛摩夫、契訶夫的伊凡諾夫，還有奧列夏的卡瓦列羅夫。女性人物主要分三類：漂亮的愛國女青年，一般會被主角拋棄；蕩婦，嘲笑主角卻也讓主角興奮；還有沉默的女烈士，忠實地陪伴著主角直到最後。
這些主角像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實在讓我驚訝。我感覺自己不是在讀文學，而是在讀基因圖譜，就像發現了某種你朦朧有印象，卻從來沒當回事的東西，比如祖孫三代都在同樣的地方長著一顆痣。我經常有一種感覺，自己在看一部播了一個多世紀的肥皂劇（不過，我在公開場合是絕不會承認的）。
我們讀了兩部主角最後發了瘋的小說：k.Š.伽爾斯基的《揚科·鮑里斯拉維奇》和《拉得米洛維奇》；我們讀了三部主角都自殺了的小說：維因賽斯拉夫·諾瓦克的《兩個世界》和《提託·多里奇》，奈哈耶夫的《逃亡》；我們還讀了克爾萊扎的名作《菲利普·拉提諾維茨》，與上面幾部同樣以流亡為主題。在這些故事中，主角在外國覺得孤立，回國又無法適應，死亡悲劇由此觸發。
「不過，真正抓住我們的，」梅麗哈說，「是講客籍勞工，也就是我們的父輩和祖輩的。他們跑到德國、瑞典、法國、荷蘭打拼多年，就是為了拿著辛苦錢，回家買大房子養老送終，傳給子孫後代。而這些大房子都空蕩蕩的，像是墳墓，像是金字塔，像是無憂無慮退休生活的紀念碑，烏托邦的紀念碑。因為戰爭來了，到處都是硝煙。」
「也許吧，」安娜不安地說道，「不過，那真的是我們的故事嗎？」
「你說呢，我的姐妹。你父母在德國幹了半輩子，而你現在卻漂流異國，身無分文。你去問問艾達，她是我的朋友。她會跟你講的。她爸媽幹了三十年退休，掙的錢都存到了薩拉熱窩的一家銀行裡，本來想著蓋座房子，安心過日子。他們現在在哪兒？又回科隆了！這就是我們每一代人的命運：生，一無所有；死，一無所有。我爺爺奶奶，還有我爸爸媽媽，‘二戰’後從零開始幹；現在又打仗，一夜回到解放前。我呢，也是從零開始，兩手空空，什麼都沒有，〇。」
誰都不說話了。梅麗哈的〇像個套索懸在我們頭上。
研究移民的人類學家從諜戰小說裡面學了個詞：臥底。臥底，原本在新環境中過著正常生活的人：學習當地語言，適應當地生活，看上去完全融入了進去——突然間，他們頓悟了。回國的美夢將他們變成了機器人，變賣家產也要回國。意識到錯誤（大多如此）之後，他們回到了臥底二十多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土地，被迫重新走一遍適應期（不少人會跑去找心理醫生）。兩番折騰過後，終於與自己達成了和解。許多人過著兩條平行線一般的生活：他們將腦海中的祖國投射到暫居的異國，再將投射的影像當作真實的生活。
我的學生都不是臥底，他們壓根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臥底。他們不屬於這裡，也不屬於那裡。他們正忙著建造一座座空中樓閣，然後俯視大地，決意去留。當然，我也跟他們在一起。我同樣不屬於這裡，也不屬於那裡。只是我不忍俯視。我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