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孩子們不知道，我從無數南斯拉夫移民那裡聽過同樣的話。他們甚至將它說成自己離開祖國的主要原因。（「我為什麼要走？因為在別的語言裡，孩子們睡得安安穩穩的；而在我的語言裡，孩子們睡得像被宰了似的。」）

那一刻，我感到一陣憐憫向我撲來；那一刻，我為他們感到難過，愛上了他們的一切——他們看東西的樣子，他們說的話，他們談論自己的方式……他們是我的孩子。隨著視線在他們身上游走，我為他們的顯著特徵拍下了快照：塞利姆特別纖長的手指，還有他像拍動翅膀一樣撲打雙臂的緊張樣子；梅麗哈的微笑會像油一樣流到整張臉上；安娜的雙眉間有幾道深深的凹痕，幾乎像烙印一樣；烏羅什半閉著的眼皮很不安分，而且睫毛泛白；奈維娜抬起目光時，腦袋總會抽筋似的扭一下。我是唯一一個沒有快照的人：留給我的桌椅那裡是空洞的，是虛無。

我們的團體迅速升溫，就像漲起來的啤酒泡沫一樣。我們肯定有一段神志不清的時間，我們這群人。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哪裡。少先隊集會？黨員大會？學校郊遊？突然間——因為喝了太多酒，過度興奮，筋疲力盡，或者某種集體的消沉情緒——梅麗哈哭了出來。其他人要麼跟著哭，要麼感到喉嚨哽咽。我意識到酒已經喝乾了，從這一秒到下一秒，集體感動的狀態就要轉化為某種別的東西了。

事實正是如此。

烏羅什明顯喝得比別人都多。他站起來大聲說道：「大家安靜。安靜。我有話要說。」

他面色蒼白，試著做了一個深呼吸，身體有點搖擺。

在農夫的田地裡

在巴爾幹的群山裡

在某一天裡

一群孩子

壯烈地死去了。

他們全都

出生在同一年。

全都上同一所學校，

全都參加同樣的慶典；

全都扎過

同樣的疫苗。

還有，他們全都死在同一天。

我們一言不發地聽著。安特正在演奏軍歌《科紐赫山》。

還有五十五分鐘

就是那命運的時刻

這群孩子們

坐在書桌前

做著那道難解的題：

一名旅者能走多遠

如果他的步行速度是……

等等。

這是一個痛苦的場景。德桑卡·馬克西莫維奇的《一個血腥的故事》是南斯拉夫幾代學童銘記在心的作品。所有的課本、選集都有它，官方活動、慶典和學校集會上也會朗誦它。它講述的內容是真實的事件：1941年，德國人確實在克拉古耶瓦茨殺害了一整個班的學生。但是，過度的曝光損害了這首詩的力量，而且它逐漸變成了對自身的戲仿。人們對它已經煩了，倦了。烏羅什唸詩的時候，我回想起了這位九十高齡的女詩人在電視節目裡的鏡頭，她當時戴了一頂帽簷比她的頭大三倍的帽子。她坐在前排，聽著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演講，微笑著點頭，就像一個古怪的吉祥物，或一條機器狗。

一些同樣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