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語言，我們靈魂唯一的寶藏，

我們把它裝在旅行箱裡

放在家庭相簿旁，

接著，我們出去向風車挑戰

與荷蘭的冰冷空氣戰鬥。

——菲麗達·杜拉科維奇

我要求他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文字回答幾個問題。我問了他們對課程的期望，問既然南斯拉夫已經不在了，他們希望是把文學作品分到各國裡面講還是作為一個整體講，問他們有哪些喜歡的作家和作品，等等。接著，我要他們寫一段個人簡歷，用英語寫。

「幹嗎要用英語？」

「你們寫起來輕鬆一些。」我說道。

是真的。我害怕（儘管我錯了）使用我們的語言會讓他們開啟懺悔模式，而這是我不希望的。至少當時不希望。

「隨便吧。」有人嘟囔道。

「呃，怎麼方便怎麼來。」

「我們要把姓名寫全嗎？」

「只寫名字就行。」

「你想讓我們寫什麼？」

「想到什麼寫什麼。」

「我小學才幹這事。」又有人抱怨道。

我拿回家讀了。他們的回答幼稚得讓我吃驚。（「文學是心靈的圖畫，是靈魂的歌聲。」）他們列出的最喜歡的作家和作品俗套得令人失望。赫爾曼·黑塞，當然有他了，代表作是幾部長篇：《悉達多》《玻璃球遊戲》《荒原狼》。然後是梅薩·塞利姆維奇（為了文學中關於生命的有力思想而讀書的學生們將塞利姆維奇視為南斯拉夫版的黑塞，說對也對，說錯也錯）和他的經典作品《死亡與托缽僧》(deathandthedervish)。我肯定他們都能背出書裡的兩段話，一段是鼓動他們脫離外地小鎮的狹隘生活（「人不是木頭做的；人最大的悲劇就是被綁住」），另一段則為他們注入對於小鎮生活的甘美的虛無主義態度（「因為死亡與生命同樣沒有意義」）。另一部高人氣作品是《動物園站的孩子們》(thezoostationkids)，一部與他們那一代人有共鳴的小眾青少年故事書。還有不容錯過的布考斯基，他的叛逆局外人形象讓好幾代人大開眼界。他們用酷、潮、火來形容他；他代表了文學的全部意義、有種的文學。

他們的回答喚起了久被遺忘的南斯拉夫地方小鎮的形象：書店只有一家，賣文具多過買圖書；影院只有一家，只要上新片就要去看——不看兩遍，也要看一遍；幾家煙霧繚繞的咖啡館，他們經常聚在裡面；還有korzo，是地中海沿岸地區公共廣場的步道，大家像小狗一樣聞著彼此的味道。他們的品味是由別洛瓦爾、維特茲、貝拉帕蘭卡這些暗淡的地方小鎮塑造的，再加上一批卡洛斯·卡斯塔尼達這樣的作家，他從小就陪伴著他們，一點三手的佛教，一點新時代浪潮，一點素食主義，一點布考斯基，一堆搖滾，一點必讀書目（能把教授糊弄過去就成），大批漫畫書（藏在書桌底下），大批電影，一點主要是從電影而不是英語老師那裡學來的英語。拼拼湊湊，有苦也有甜，燃起了他們追求的慾望，一有機會就去薩格勒布、貝爾格萊德、薩拉熱窩——或者更遠的地方。

最後，我的小測試表明他們對文學的關心少得不能再少了。他們覺得煩。即便他們受過文學教育——梅麗哈有薩拉熱窩大學的南斯拉夫文學學位——但戰爭改變的不只是他們對輕重先後的看法，還有他們的品味，梅麗哈寫道：

從戰爭開始的那一刻，我的品味就開始改變了。現在，我幾乎認不出自己了。戰前我看不上的東西，嘲笑它甜膩得令人噁心的東西，我現在會為它流淚。以正義取得勝利結尾的老電影讓我不住落淚。可能是講牛仔的，或者羅賓漢，或者灰姑娘，或者《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我可能已經把大學裡學到的東西都忘了。凡是不能撥動我心絃的書，我都會放下。我沒耐心看那些精巧的廢話，自鳴得意的文學手法或諷刺——它們恰恰是我當年看重的東西。我現在就喜歡簡單，喜歡樸實無華如寓言一般的情節。我最喜歡的體裁是童話。我熱愛弘揚正義、勇敢、善良、誠實的浪漫主義。我熱愛的文學英雄是，普通人膽怯時他勇敢，普通人軟弱時他堅強，普通人刻薄無恥時他高貴善良。我承認戰爭讓我的品味低幼化了：我讀小時候看的童書時會落淚——《學徒哈皮查的奇異冒險》《保羅街的男孩子們》《雪中列車》。要是有人在波斯尼亞跟我說，我會愛上講述游擊隊員英勇事蹟的故事，比方說，布蘭科·喬皮奇的書，我肯定會以為他剛磕了藥。

對於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文學應不應該合起來講這個問題，大多數人都給出了肯定的答案。（「當然應該了。我們說的是同一種語言，不是嗎？不過再往下看，為什麼不把斯洛維尼亞人、馬其頓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也包括進來呢？多多益善嘛。」馬里奧寫道。）

到了個人簡歷環節，他們都是用生硬的英語寫了兩三句話（「1969年，我出生于波斯尼亞薩拉熱窩，一直生活在那裡……」「1979年出生於薩格勒布，母親是天主教徒，父親是猶太人……」「我1972年出生於茲沃爾尼克。父親是塞爾維亞人，母親是穆斯林……」「1972年出生於萊斯科瓦茨……」）我讀得越多，情況就越來越明顯，用外語寫作為他們提供了乾癟簡短的藉口。除了1962年出生於南斯拉夫薩格勒布，我自己也擠不出多少別的內容，因此看到伊戈爾那句「媽的，我沒有簡歷」時，我不禁哈哈大笑，對他很是感激。

我本人的簡歷像我的公寓一樣空蕩蕩，我不知道是有人趁我不注意搬走了傢俱，還是一貫如此。直面近年來的經歷純粹是遭罪，而展望未知的未來——我感到不安。（話說回來，是什麼的未來呢？那邊的未來？這邊的未來？還是在別處等著你的未來？）這就是我們覺得標準的個人簡歷如此艱澀的原因。就連最基本的問題都會讓我頓一下。我出生在哪裡？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克羅埃西亞？媽的！我有簡歷嗎？

我對他們的出生時間也有點迷惑：他們的心智發展遠遠落後於實際年齡。或許流亡是一種倒退吧。像他們這麼大的人應該幹著有價值的工作，撫養子女長大，但他們卻在這裡，躲在書桌後面。流亡狀態喚起了各種被深深壓抑的孩童的恐懼。媽媽突然間看不見，摸不著了。這就像噩夢一樣。我們在街上，在市場裡，在海灘上，不管是我們的錯還是她的錯，我們的手都分開了，媽媽消失到了空氣中。我們面對著一個龐大的、敵意的世界，它令人恐懼。我們穿行在人腿的叢林中，巨大的鞋子兇狠地向我們邁過來，我們越來越驚慌……

從學生們臉上一閃而過的陰影中，我常有一種看到了那種恐懼的全息圖的印象。「流亡途中，你既過早地衰老，又永遠長不大——兩者是同時的。」安娜有一次說。在我看來，這句話裡有著深刻的真理。

關於期望從課程中收穫什麼，烏羅什寫道：「回去」。從他的用法來看，它的意思似乎不只是從衝擊中緩過來、恢復意識、回到生活，還有回到自身，彷彿它預設了一片空間和一個人，他在空間裡漫步，尋找著回家的路。我起初對烏羅什的回答感到氣餒，後來卻覺得害怕。我做好應對這種需求的準備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