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勃。」

「鮑勃。」醫生很焦慮，他完全不知道女孩現在在說什麼，這很可能會流露出來，還會加重她的孤獨和精神痛苦。典型的單相憂鬱症患者通常為沒人能聽見或者聽懂他們想說的東西所折磨。因此有了笑話、諷刺，以及無意識的手臂摩擦等精神病理學方面的表現。

凱特·貢佩爾像個盲人一樣轉著腦袋。「上帝啊我在這裡幹什麼。鮑勃·希望。葉子。大麻。棒子。草。煙。」她做出了一個抽麻的手勢，大拇指和另外一根手指放在噘起的嘴上，「我買這些東西的販子有時讓你打電話的時候叫它鮑勃·希望，怕有人監聽。你要問鮑勃在嗎。他們如果有通常會說‘希望孕育永恆’。這是個暗號。有個小孩會讓你求他請犯一次罪。販子如果生意做得時間長，都會有點被害妄想症。好像偷聽這個電話的人會被這種小伎倆騙到一樣。」她似乎又活躍了起來：「有一個人，住在奧爾斯頓的拖車裡，和他魚缸裡的幾條蛇一起，他——」

「所以，藥物，你是說你覺得藥物是種原因。」醫生插嘴。

憂鬱症患者的臉又一次變得空洞。她短暫做出了某種特殊關注工作人員叫作「凝視一千米外」的動作。

「不是‘藥物’。」她慢慢說。醫生感到房間裡充滿了恥辱的味道，酸臭和尿毒症的味道。她的臉一下子變得隱隱有些痛苦。

女孩說：「擺脫。」醫生覺得他可以再說一次，他不是很明白她想說什麼。

然後她的表情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醫生完全不可能在臨床上確定她是否真誠。她看上去像是很痛苦，又更像假裝壓抑想笑的感覺。她說：「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我懷疑你會覺得我是個瘋子。我喜歡飛草。」

「你是說大麻。」

醫生奇怪地認為凱特·貢佩爾只是假裝在吸鼻子，而不是真的需要吸鼻子。「大麻。很多人覺得大麻只不過是很弱的物質，我知道，就是一種天然植物，湊巧讓你舒服，就像有毒的橡樹讓你發癢一樣，如果你說你因為‘希望’出現問題——大家會笑。因為外面還有比這更糟糕的藥物。這我知道。」

「我沒有在笑你，凱瑟琳。」醫生說，真心的。

「但我真的很喜歡。有時候它好像是我生活的中心。它對我產生影響，我知道，不好的影響，他們很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不許抽，尤其是吃百樂明的時候，因為加頓醫生說還沒人知道這兩者之間的組合會產生什麼效果，很可能像輪盤賭。但過了一陣子以後，我想也有段時間了，一切可能不同了，這次我就算在吃百樂明也可以試一下，所以我又開始了。一開始我只是下班以後抽幾口麻煙，能讓我吃得下晚餐，因為我跟我媽媽吃晚餐真是——好吧，但後來又過了一陣子，我在自己房間裡，一整個晚上把電風扇吹向窗外，用一口菸斗抽，對著電風扇噴煙，為了把味道吹掉，我跟我媽說如果有人打電話來就說我不在家，我不告訴她我在房間裡幹什麼，雖然她也不問。有時候她問，有時候不問。後來有段時間我在上班的時候也抽，休息的時候，去廁所，站在馬桶上，把煙吹到窗外，廁所很高的地方有個很小的毛玻璃窗，髒得不行，上面都是蜘蛛網，我很不喜歡臉貼著那扇窗子，但如果我把它弄乾淨，迪格斯夫人或者誰可能會知道有人在上面窗戶旁邊幹了什麼，我經常穿著高跟鞋站在馬桶圈上，還經常刷牙，整瓶整瓶用柯立寧30，把電話機轉到音控，接電話前總是要喝水，因為我嘴巴一直很乾，特別是吃百樂明的時候，百樂明本來就讓我口乾舌燥。很快我極度懷疑他們知道我在飛，就坐在辦公室裡，在飛草，身上都是味道，而我其實是唯一一個聞不出來的人，我完全執迷於‘他們知不知道’、‘他們能不能看出來’的遊戲。又過了一段時間，我會讓我媽媽幫我打電話請假，這樣我可以在她去上班之後一個人待著，不需要擔心他們知不知道，對著電扇抽，然後到處噴消毒劑，把金傑的貓砂盆翻一遍，這樣房間裡都是金傑的味道，我一邊抽一邊在電視電腦上看日間電視劇，因為我不想讓我媽媽知道在我生病請假的時候又訂了盒帶。然後我就執迷於‘她知不知道’。我越來越難受，對自己抽那麼多十分憎恨，幾個禮拜以後，我越來越飛，我除了覺得應該戒了鮑勃什麼念頭也沒有，這樣我可以回去工作，在別人打電話來的時候告訴別人我在，這樣我可以過某種倒霉的正常人的生活，而不是像個三年級小學生一樣穿著睡衣假裝生病然後一邊抽麻一邊看電視電腦度過一整天，所以每次我抽光了以後都對自己說‘最後一次，不能再抽了’。我會把煙紙和一口菸斗全部扔掉。我可能扔掉過五十個一口菸斗，有些還是很好的木料和黃銅做的，甚至有幾個是巴西產的，陸上駁船的那些傢伙肯定每天會從我們這片的垃圾箱裡找好的一口菸斗。不管怎樣我最後戒了。我真的停了。我受不了了。我不喜歡大麻給我的感覺。然後我去上班，上得非常賣力，彌補前幾個禮拜，以及為了新的開始創造好勢頭，你懂？」

年輕女人的臉和眼睛經歷了一些情感上的變化，但那些變化從內心層面來看都有點讓人費解，有點空洞，甚至很難說完全真誠。

「但是，」她說，「最後我真的戒了。但幾個禮拜以後，在我抽了很多最後終於停下來了，戒了，回到生活裡幾個禮拜以後這種感覺總會爬回來，一點點，從邊緣先開始，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或者下班等地鐵回家的時候，或者跟我媽媽吃晚餐的時候。我想否定這種感覺，想無視它，但我恐懼它超過任何東西。」

「你剛才描述的那種感覺，開始爬進你的身體。」

凱特·貢佩爾終於真的吸了口氣。「這之後不管我做什麼，一切都越來越糟糕。這感覺越來越強烈，連過濾都不再有了，這種感覺讓對這種感覺的恐懼也變得越來越糟糕，然後，幾個禮拜以後，它回來了，這種感覺，我完完全全在它裡面。我在裡面，一切東西都必須經過它才能到我這兒，我不想抽鮑勃，不想上班，不想出門，不想看書，不想看電視電腦，不想出門，不想待在家裡，既不想做任何事也不想不做任何事，我什麼也不想要，只想讓這種感覺消失。但它不消失。這種感覺的一部分正是你願意做任何事來讓它消失。你明白嗎？我不是想傷害自己而是不想受傷。」

醫生現在根本不假裝還在記筆記了。他下意識想要確定，從臨床上來看似乎是病人為了朝著信任和坦誠的方向做出努力下了很大賭注而投射出來的那種空洞的不真誠的感覺，它是否真是從病人那裡投射出來還是其實是醫生本人對病人所坦白的吸食物質的經歷對治療提供的重要可能所產生的焦慮感反轉或者反投射到了病人身上。醫生這樣想花的時間看上去像是凱特·貢佩爾所說的一切經過了十分冷靜的深思熟慮。她又一次看著自己的兩隻腳和一雙空的船鞋之間的互動，她臉上的表情在所有與悲憫和痛苦相關聯的表情之間不斷切換。醫生讀過的所有臨床精神病學書籍裡從來沒提到過單相憂鬱症與戒除大麻之間的關係。

「那麼，凱瑟琳，這以前也發生過，在你以前住院的時候？」

她低著頭，臉看上去短了很多，好像要哭出來，卻沒有眼淚。「我只想要休克。讓我擺脫吧。我什麼都願意做。」

「凱瑟琳，你和你平時的心理諮詢師有沒有討論過你的大麻癮和憂鬱症之間的聯絡？」

她沒有直接回答。在醫生看來，她的表情開始鬆弛，她的臉一點點變得冷淡。

「我以前做過休克，它讓我擺脫過。綁起來。護士的鞋子套在綠色塑膠鞋套裡。抑制唾液分泌的注射。舌頭上什麼橡膠的東西。全身麻醉。除了一點小小的頭疼。我一點也不介意。我知道所有人都覺得這很恐怖。那個老電影，尼科爾森和大塊頭印第安人。扭曲。你們這兒有全身麻醉吧？他們會把你放倒。不那麼糟。我很願意再來一次。」

醫生正在病歷卡上寫著病人要求的治療方法，這是她的權利。作為一名醫生，他字寫得十分好。他把讓我擺脫吧寫在引號裡。他加上了自己評估後的問題——下一步怎麼辦？這個時候凱特·貢佩爾真的哭了起來。

在得伴之年的4月2日，快1：45的時候，他妻子回到家裡，掀起頭巾，走進房間，看到了近東隨行醫生的臉和托盤和眼睛和他那張滿是髒汙的專用的沙發椅，她衝到他身邊大聲呼喊他的名字，觸控他的臉，試圖得到某種回應，他仍然直直望著前方，對她沒有一點反應，而最後，自然地，她——注意到他臉上齜牙咧嘴的表情無論怎樣體現的都是某種積極的，甚至你可以說，極樂的情緒——她最後，自然地，轉過頭去，順著他的視線，看到了那個螢幕。

格哈特·施蒂特，馬薩諸塞州恩菲爾德的恩菲爾德網球學校主教練兼體育部主任，是校長詹姆斯·因坎旦薩非常努力爭取來的，在學校山頭被整平，一切就緒以後，後者幾乎懇求前者加入。因坎旦薩決定自己必須說服施蒂特加入團隊，否則一切都不會成功——即便施蒂特最近由於一個涉及馬鞭的不幸體罰事件剛剛從薩拉索塔的尼克·博萊蒂耶裡訓練營被要求辭職。

現在，當然，恩菲爾德網球學校幾乎所有人都覺得有關施蒂特體罰的傳言肯定被誇大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因為雖然施蒂特仍然喜歡穿那種又高又亮的黑色馬靴，當然還有帶肩飾的衣服，並且時至今日也還是喜歡手裡拿一根可伸縮的天氣預報員教鞭，顯然是已被禁止的老式馬鞭的替代品，但施蒂特年近70歲，他的性情已經柔和得如同老政治家，他在這裡更像是進行某種抽象意義上的管理而不是懲罰，更像哲學家而不是國王。他在這裡的存在大多體現為口頭方面，在這裡的九年來，他手裡的天氣預報員教鞭沒有與任何一名學生的屁股進行過懲罰有關的接觸。

但是當然，即便他現在有lebensgefährtins31以及那麼多助教來管理這裡一切與人格塑造有關的殘酷行為，施蒂特偶爾還是要尋點開心的，當然。

所以，當施蒂特戴上他的皮頭盔和護目鏡，騎著那輛西德時代的寶馬摩托車上山，跟著滿頭大汗的恩菲爾德網球學校的隊伍到聯邦大道往東牛頓方向山上監督下午體能訓練時，還是會舉著那根教鞭勸阻偷懶掉隊的人，通常，18歲的馬里奧·因坎旦薩可以坐在挎鬥裡，身體被小心翼翼地仔細撐住並綁緊，風把他稀疏的頭髮全部吹到腦後，對著他認識的人張牙舞爪，很奇怪，在整個恩菲爾德網球學校，施蒂特選擇了馬里奧這麼個身體脆弱到不堪一擊，連拍子也抓不牢更不用說擊球的人當自己的夥伴，馬里奧也是施蒂特在整個學校唯一的真心朋友，唯一鬆弛他做老師板起來的臉的人。施蒂特與他的助教們並不親近，對待奧布里·德林特和瑪麗·埃絲特·索德的態度永遠十分正式，正式得甚至有點假惺惺。然而通常，馬里奧與施蒂特教練會在一個溫暖的夜晚一起出現在東球場的帆布遮陽篷下，或者在生活行政樓西面樹林裡，或者在馬里奧的母親和舅舅住的校長房後面小道旁某張紅杉木野餐桌邊上，施蒂特抽著晚餐後的菸斗，馬里奧享受著五點形的小道邊上波斯菊的香味、松樹有點甜的味道以及山坡上傳來的野薔薇有點發酵的麝香味。他甚至有點喜歡施蒂特抽的那種無名奧地利菸草酸酸的味道。一般來說，施蒂特說話，馬里奧聽著。馬里奧是個生來的好聆聽者。天生殘疾的某種好處是人們通常忘了你在那兒，哪怕他們正與你面對面交流。你基本上一直在偷聽。好像這些人覺得：如果沒人在這兒，那麼也沒什麼好害羞的。這是為什麼在身殘的聆聽者附近總有大量的秘密像炸彈一樣扔下來，最深沉的信仰、日記裡最私人的夢境都會被大聲朗誦，然後，那個聽著的、興奮的、手無縛雞之力的男孩可以在這裡締造出一種只有他才能真正感受到的人際關係。

施蒂特身上有那種有點嚇人的、還在積極鍛鍊的老男人身上的肌肉。他的眼睛藍得令人難以置信，純白色的平頭亮得有點鮮豔，看上去很有男人氣概，這髮型對頭有點禿的男人來說總是好看的。他的皮膚如此白，幾乎都泛起了光，顯然天生不怕曬；在松樹下的暮光裡，他好像一片閃閃發亮的白色，像從月亮上切下來的一樣。他有種把自己的整個身體縮在最小範圍內的習慣，因為精索靜脈曲張調整著雙腿，並且總會把一隻手臂彎在另一隻之上，讓自己對菸斗形成包圍。馬里奧可以一動不動坐很久。當施蒂特吐形狀不同的菸圈時，他們可以一起緊緊盯著那些菸圈。施蒂特吐煙的時候，會發出一種介於「p」和「b」之間的聲音。

「我發現有關效率和不浪費的神話是這片大陸上這些國家成功的原因。」他吐著煙，「你知道什麼叫神話？」

「是不是故事？」

「嗯。編出來的故事。給小孩聽的。一種歐幾里得式的效率：非常無趣。給無趣的小孩聽的。前進！直線前進！前進！這是神話。」

「沒有什麼小孩是無趣的吧。」

「我們拼命教給這裡的運動員這種不斷競爭，永遠做最好的神話：是個神話：他們總以為最有效率的方法是直線前進，前進！兩點之間最近的距離是直線，不是嗎？」

「是嗎？」

施蒂特用菸斗柄向前指，以示著重：「可是如果兩點之間有障礙呢？直線前進：前進：跌倒：轟。」

「我天！」

「那這種情況下最短的路線是什麼？歐幾里得的理論裡最有效率的方法是什麼？實際上現實中有多少個兩點之間是沒有任何障礙的，如果你們前進的話？」

看著晚上松樹下的蚊子縈繞在發光的施蒂特周圍叮人很有娛樂性，他本人則對蚊子毫不關心。煙也不能阻止它們。

「我還是個小孩的時候，天天訓練要做最好，我們的訓練場地裡有塊橫幅，上面寫著很大的字：我們即兩點間的距離。」

「天啊。」

這是個傳統，可能來自溫布林登「全英」俱樂部的更衣室文化，所有大的網球學校都有自己的校訓，都要寫在更衣室牆上，用某種富有哲學意味的方式描述並告訴學生學校的教育哲學。馬里奧的父親因坎旦薩博士去世以後，新任校長，查爾斯·塔維斯，加拿大人，因坎旦薩夫人同父異母或者繼兄弟，取決於不同版本的說法，查爾斯·塔維斯換掉了因坎旦薩創辦學校時的校訓——teocciderepossuntsedteederenonpossuntnefasest32——1取而代之的是更積極向上的知道自己極限的人，沒有極限。

馬里奧是格哈特·施蒂特最大的粉絲，大部分恩菲爾德的學生認為施蒂特可能是個神經病，且毫無疑問是個腦子有點糊塗的話癆，還有人尊敬他唯一的原因是他本人監督每天的訓練，如果受到針對，他可以輕鬆地叫索德或者德林特讓他們在早間訓練的時候苦不堪言。

已故的詹姆斯·因坎旦薩之所以如此想把施蒂特招來恩菲爾德，是因為施蒂特，像因坎旦薩一樣（他本人是從學純數學為基礎的光學轉行到網球之後又轉行到電影的），對待競技網球的態度更像一個純數學家，而不是技巧大師。大部分青少年網球教練是技術派，他們喜歡直接的、解決問題的統計資料研究，可能再加上一點點自學的心理學和勵志演講。在贊助年代前1989年33一個有關電子邊線裁判的美國網球協會會議上，施蒂特告訴過因坎旦薩為什麼不要去研究這些資料，因為真正的網球根本無關那些技術人員喜歡的統計學規律或者拓展可能性，而恰恰相反——反規律，限制，一切在失控的時候才會被碎片化成網球美學。真正的網球不比象棋或者拳擊更容易被簡化成確定的係數或者機率曲線，它是這兩種運動的雜交。簡單地說，施蒂特和我們高大的核能委員會光學家（因坎旦薩）——這位可是靠著完全簡單粗暴的猛發球並迅速跑到網前的打法拿到了麻省理工學院全額獎學金的，並且現在交給了美國網球協會一份讓他們完全摸不著頭腦的高速電子邊線裁判諮詢報告——發現他們對網球不該退化到資料跟蹤的理解完全一致。如果他現在還活著，因坎旦薩博士很可能會用一個十分自相矛盾現在叫作「超線性動力學」34的術語來描述網球。而施蒂特，縱然他的理論數學知識可能跟個臺灣幼兒園老師差不多，卻似乎知道一些霍普曼、範德梅爾和博萊蒂耶裡不知道的東西：找到網球的美和藝術和魔法和進步以及在瞬息萬變的比賽中取得成功與勝利的要領和關鍵不是個簡單的把混亂簡化成規律的過程。似乎直覺可以告訴任何人這根本不是個簡化的過程，而是——有點變態的——擴充套件的過程，一系列無法控制的僥倖的瞬間，以及擴散——每個好球都有n種可能的回球，而下一個回球則有n2種可能的回球，這個時候因坎旦薩可以清楚地告訴與他有相同康托爾主義35背景的人，馬上會產生一個有無限種回球可能的連續體，既很康托爾主義又很美，因為這是種向內剝離的過程，自成一體的過程，這種無限性的無限次方的選擇和執行，從數學上來看是不可控的，但從人的角度來說又完全自成一體，由自己和對手的天分、想象力決定邊界，屈服於技術和想象力的限制，最終使一名選手倒下，並使雙方都無法獲勝。也正在這個時候，終於，這成為一場比賽，自身能力邊界的比賽。

「你是說底線就是邊界？」馬里奧試著提問。

「我的上帝啊，當然不是。」他發出了一種帶有爆破音的嫌惡的聲音。施蒂特非常喜歡吐菸圈，卻吐得不是很好，吐出來的基本都是淡紫色的熱狗形狀的東西，馬里奧看著覺得很可愛。

關於施蒂特有一點：像他那一代大部分歐洲人一樣，從生下來就有了永恆的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好吧，我們必須承認，裡面有那麼一點原始法西斯主義的意思，但（這種價值觀）不管怎樣，對穩定靈魂和人生來說一點壞處也沒有——舊世界父權主義的東西，比如榮譽啊紀律啊對某種大的信念的忠誠啊——格哈特·施蒂特倒並不是不喜歡北美組織下的美利堅合眾國，只是覺得這國家有點可笑同時也有點恐怖。對他來說，可能最主要的還是因為，這是個外國。這些當然不應該就這樣說出來，但馬里奧·因坎旦薩逐字逐句的記憶力非常有限。施蒂特是在兩德統一前的「高階中學」系統裡接受的教育，在相當康德-黑格爾式的觀念影響下，認為所有青年運動員都是為了成為更好的公民而訓練，青年運動員必須學會犧牲自我混亂、狹隘的需要——需求、慾望、恐懼、個人願望裡的多重飢渴——而服從於團隊（好吧，國家）的大需要以及一系列確定邊界的規則（好吧，法律）。聽上去幾乎簡單粗暴得恐怖，但對紅杉木桌子旁聽著的馬里奧卻不是。在體育場裡學到的這些美德對競技比賽來說是十分有用的，紀律性強的男孩會開始自已收集一系列更抽象的延遲滿足感的技巧，這對成為一個在更大的賽場上的「團隊運動員」十分必要：一個國家裡日漸稀薄的全方位公民責任感帶來的道德混亂。當然施蒂特還會用德語說哎喲，但誰想象得到這個奉行強塞主義、出口廢品的國家現在已經忘記了貧窮與艱難，以及貧窮教會它的必要的紀律？一個現代的美利堅的合眾國。國家已經既不是一個團隊也不是一個符號，而是一種鬆散的，慾望與恐懼的交匯，唯一的共識是，一個男孩唯一應該屈服的是那直接的，首要的，乏味而短視的對個人幸福的追求：

「只供自己一個人的快樂與享受，不是嗎？」

「但你為什麼讓德林特把佩木利斯和肖的鞋子綁在底線上，如果底線不是你說的邊界的話？」

「沒有邊界的話有些東西就更大了。無法自成一體，無法給予意義。孤獨。verstiegenheit.」36

「祝福你。」

「任何東西。有什麼東西：這比有點什麼來說微不足道得多。」

施蒂特有一次在兩人為了找個好吃的冰激凌店，一個走著，一個蹣跚著，在聯邦大道上去往東面的奧爾斯頓時告訴過馬里奧，他在馬里奧這個年紀的時候——或者更接近哈爾的年紀，隨便吧——他（施蒂特）有一次愛上了一棵樹，一棵楊柳樹，從某個潮溼的暮光裡看上去很像一個神秘的女人披著薄紗，扭著身軀，這棵樹在西德某個公共廣場上，名字聽上去對馬里奧來說好像一個人被扼住喉嚨發出來的聲音。施蒂特據說和那棵樹非常親密。

「我每天都去，就為了和那棵樹在一起。」

他們一個走著，一個蹣跚著，去往冰激凌店，馬里奧走路的樣子像個真正的老年人，腦子沒用在走路上，因為他在認真思考著施蒂特相信的東西。馬里奧深思的表情好像一個正常人為了哄嬰兒做出的鬼臉。他在想怎樣才能問出一個相對正常的問題，比如：這些放棄個人的需要服從更大的國家或者愛上一棵樹或者什麼東西跟青少年網球這樣一種只有你和另一個人在比賽的個人運動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然而，還有，當然，邊界到底是什麼，如果它們不是底線，且能夠自成一體且把它無限的擴充套件反過來導向內部，還能把網球變得像跑動中的象棋，美麗而極其難解？

施蒂特的主要想法，也是他在馬里奧已故的父親眼裡有著不可抵抗的魅力在於：真正的對手，向內摺疊的邊界，是球員自己。在球場上，永遠只有一個自己，要面對，要奮戰，要被擺上檯面接受挑戰。比賽時在球網另一側的人：他不是你的仇人，他是你的舞伴。他怎麼說呢是你面對自己的藉口或者機遇。你也是他的機遇。網球魅力的無窮根源是與自己作戰。你與自己的侷限性作戰，為了同時在想象力和執行力上超越自己。在比賽中消失的：打破極限，超越，進步，勝利。這是為什麼網球本質上是個悲劇性的事情，對於一個不斷想要進步、成長的嚴肅有野心的青少年選手來說。你必須打敗、超越那個有侷限性的自己，而正是這些侷限性才使得比賽成為可能。這很悲劇，很傷感，很混亂，也很可愛。生活也是一樣，對於人類這個國度的公民來說：能賦予人生命的極限總在自己身體之內，它必須被不斷殺死，又不斷被哀悼，一次又一次。

馬里奧想著一根鋼質支撐杆被拉長到兩倍的長度，把他的肩膀固定在一個垃圾箱的綠色鋼質邊緣上，他腳下一晃，差點摔在地上，施蒂特馬上把他拉住了，看上去好像他們正在跳那種施蒂特說所有恩菲爾德網球學校的學生都在練習的舞蹈，這種有無限的抉擇、角度、路線的舞蹈，馬里奧的兄弟們每天為了掌握此道努力到殘酷的地步：青少年體育只是那枚真正的寶石的一個切面，人生是與你無法擺脫的自身的無盡戰爭。

施蒂特這個時候不說話了，陷入了一種沉默，那種一個人正在享受精神上倒帶並回放自己剛剛想出來的東西的沉默。馬里奧又開始深思。他在想怎樣清楚地說出如下意思：那麼與自己作戰並且戰勝自己是否也是摧毀自己？這是不是像說人生是支援死亡的？三個過路的奧爾斯頓小孩悄悄對馬里奧的長相開玩笑。馬里奧思考的表情有時候像性高潮的表情：一張一弛。那麼還有，網球和自殺，生命與死亡，比賽和它的終結之間各有什麼區別呢？

他們到了的時候，施蒂特反而是那個總會嘗試一些奇特冰激凌口味的人。馬里奧最後一刻在櫃檯邊的時候總會膽怯，還是要了最經典的巧克力口味。他想還是要那個你肯定自己喜歡的味道吧。

「那麼好吧。可能沒什麼不同，」施蒂特最後屈服了，他和馬里奧坐在鋁製椅子上，頭上的陽傘有點歪了，導致小小的不結實的桌子在人行道的風中搖搖擺擺，「也許沒有區別，沒有。」很認真地咬著手裡的三色冰激凌蛋筒。他摸了一下自己白色的下巴旁邊，那裡看上去有一點點紅腫，看上去。「沒區別，」——他看著聯邦大道凸起的中央隔離帶，看著綠線輕軌開下山——「除了比賽機會。」他忽然眼前一亮，準備以他那令人吃驚的德國人大笑的方式笑，說：「不是嗎？是嗎？比賽的機會，不是嗎？」這時候馬里奧掉了一坨巧克力在下巴上，因為他有種不能控制的毛病，只要周圍有人笑，他也必須笑，施蒂特覺得自己剛才說的話確實非常好笑。